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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下决断（2）
2007年，沃尔玛的CEO是小李·斯科特，他绝非“引擎查理”威尔逊式的人物——那位20世纪50年代通用汽车的高管认为，国家的命运与本公司的命运休戚与共。斯科特对沃尔玛的定位远没有那么伟大。他认为：“一些善意的批评家根据我们的公司规模，认为今天的沃尔玛应该扮演通用汽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继续创造国家为之自豪的中产阶级。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零售商无法在经济体系中扮演那样的角色了。”斯科特是正确的。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由他造成的——在于几乎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继续扮演那个角色。
如果我们明白问题的严重性，那么与其针对沃尔玛展开争论，不如考虑一下我们自己头脑中的争论更有趣。我们中有数百万人都在沃尔玛购物，因为我们喜欢它的低廉价格；我们很多人也通过持有养老金或者共同基金的方式持有沃尔玛的股票。沃尔玛岂不是由于我们的罪过在遭受严厉的批评？毕竟，沃尔玛的创始人萨姆·沃尔顿和他的后继者们没有拿枪对着我们的脑袋，强迫我们去那里购物，或者强迫我们把存款投资于他们公司，他们并非通过这种方式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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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股票交易所、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货币市场基金在内的资本市场，尽管远未达到完善的地步，但都比几十年前更有效率了。股票价格反映的是预期收益而非现期收益，投资者有时候也会犯大的群体性错误——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们许多人投资网络公司，随后在2000年泡沫破灭的时候深受其害。公司可以通过投机取巧的会计方法来粉饰问题，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掩饰得很好，比如安然公司高管们的所作所为。受托管理我们资金的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并非总能代表我们的最大利益，特别是当它们和以我们的名义投资的公司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时，就更是如此了。而且华尔街对于未来的看法总是急功近利，这一点众所周知，他们通常只看每个季度的业绩数字，而不考虑更长期的业绩表现。
尽管有以上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投资者仍然与消费者一样取得了成功。要想知道公司高管们是否在其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压榨出价值，回报我们这些投资者，资本市场就是最为敏感的晴雨表。另外，数字也是最好的证明。随着旧有的寡头经济体系让位于自由竞争——金融企业家可以为获得更高利润而压榨公司——股票价格开始飞涨。1972年11月14日，道琼斯工业指数达到了1000点；1987年1月8日，达到2000点；1991年4月7日，突破了3000点；在1995年2月23日，达到4000点；1997年7月16日，冲上8000点；1999年5月3日，飙升至11000点。此后，道琼斯工业指数随着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而急剧下挫，后来又在2006年10月19日反弹到12000点，2007年4月25日，达到13000点。尽管冲上每个整数位都变得越来越容易，而且其中一些投资活动实际上属于投机行为，但是投资者还是变得更加富有了。
财富的巨幅增长并非一些保守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罗纳德·里根的供给方减税政策造成的。在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两位总统增加税收之后，道琼斯工业指数开始频创新高，这说明公司在朝超级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创造利润的能力在不断增强。公司高管们有了提高效率的强大驱动力：作为消费者，我们提出警告，除非他们的办事效率最高，否则我们就转向其他商家；而作为投资者，我们提出警告，除非他们能为我们的投资带来最好的回报，否则我们就把资金转到别家。我们施加的压力——通过沃尔玛这样的消费者中介，或者通过华尔街的投资者中介——如下文将要讲的，使成功的CEO和金融企业家们获得了惊人的巨额财富；又如前文所述，让失败的CEO和金融企业家们突然间丢掉饭碗。
难下决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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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大多数人不仅仅是消费者和投资者，我们同样也要为维持生活而工作。如果我们的工资和福利没有随着整体经济的增长而同步增加，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发展。
除非是完全陶醉于自我的人，否则我们所关心的绝不仅限于自己的工作、工资和福利，我们还会关心父母或者孩子的工作，还有兄弟姐妹和他们孩子的工作，朋友、同事以及他们的父母与孩子的工作。作为一门学科，经济学专注于与个人相关的领域，这些领域被严格地限定在政府数据分析机构的分析家们所定义的“家庭”或者“家族”内。但是这种分类太过武断，人类的移情能力——责任感、忠诚以及简单的人际关系——远远超出了这个限制。
我们也是社区的成员、邻里生活的参与者、*成员、爱国者，许多人为了国家利益而甘愿牺牲个人利益。标准的经济模型很少涉及这些无私的思想感情。然而作为公民我们可能会关心很多问题：是否大多数人的工作都不稳定并且工资停滞不前？是不是少数人垄断着大多数国民财富？由于小型零售商无力与大卖场抗衡，我们也同样担心小镇主街会因此而消亡。也许我们还会为许多其他事情感到不安：工业中排放大量污染物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国外的践踏*事件时有发生、刻意迎合*暴力等原始本能，或者拼命用垃圾食品塞满孩子们的胃（我们自己可能也吃了大量的垃圾食品）。
在这些方面，狭隘的自我利益和广泛的社会同情之间的界限也很模糊。比如说，我希望穷人也能接受教育并找到工作，否则犯罪率就会攀升，我所爱的人受到威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我的孩子或者我本人就可能被某个穷孩子抢劫，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合法经济活动中没有成功的希望。同样，我也对小镇主街的消亡感到忧心，不仅是因为我关心小型零售商，还因为我曾经享受过流连其中的乐趣。全球变暖不仅威胁到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还有可能吞噬掉我喜欢漫步的海滩。我不希望网络上充斥着随处可见的*内容，因为我不愿意我的孙辈看到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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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能买到便宜的汽车、冰箱、相框或者其他各种价廉物美的产品，通常是由于那些铸造、修理、安装、固定这些东西的美国员工们接受了工资和福利的削减，或者丢掉了工作。在通往超级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他们的工资下降了或失业了，这是因为，就像我们在前一章所谈到的，运用新软件、雇用外国员工或者某个没有加入工会组织的美国员工，企业能以更加低廉的成本完成同样工作。大多数失去工作的员工可以找到新工作，但通常是在当地从事服务业，比如在零售商店、餐馆、旅馆和医院里，这些工作的工资更低、福利更少。2002年劳工部再就业员工调查显示，由于进口竞争而失去工作的制造业员工，找到的新工作的待遇比以前平均低了13％。因其他原因而丢掉工作的制造业员工（比如雇主用自动化机器和软件取代了人力），新工作的待遇比以前低12％。
当我们发现更经济、更实惠的服务时，可能也间接地影响了某些美国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比如我们会在网络上搜索，选择低价票，如果几百万名旅客都这样做，就会影响像莎侬·韦勒姆这样的空中服务员。29岁的莎侬·韦勒姆是西北航空公司的一名空中服务员，她在2006年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当时破产法官正在就是否允许西北航空公司进一步降低工资并禁止举行*一案作出裁定。为西北航空公司工作7年之后，韦勒姆的所得收入终于在2005年超过了3万美元。但是在2006年，如果按照西北航空的要求减薪，她的工资可能不足万美元。她在给法官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很擅长量入为出地生活，我没有空调、有线电视、呼叫等待、高速网络或者汽车。我住在哈林区第142街的一间约21平方米的单间公寓里。然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在付完购买食品的账单之后，我就身无分文，不得不靠透支信用卡吃饭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难下决断（4）
在我们为了得到更高的回报，而把存款从一家基金公司转移到另一家基金公司的时候，我们也间接造成了某些人工资和福利的下降。大型慈善机构、大学教授养老基金和工会养老年金的经理人们也在要求公司大举降低成本之列。为了争夺委托人的投资而展开的竞争日益激烈。是谁迫使他们去追求更高的回报呢？包括我，可能也包括你。如果一名受我委托的教师养老基金的资产管理经理没能为我的存款带来最佳回报，我就会更换基金。而且，现在我可以比过去更加便捷地改持其他基金了。我所需要做的就是点击另一家回报更高的基金而已。因此，是我在间接地迫使CEO们去压榨员工的工资和福利，甚至我还可能在强迫CEO们和工会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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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30年间，美国的整体经济蓬勃发展，而中产阶级家庭的实际收入却没有增加，新创造的财富到哪里去了呢？大部分财富都流向了最富有的阶层。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伊曼纽尔·赛斯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托马斯·皮克提共同研究了纳税记录，他们发现，截至2004年，美国人群中最富有的1％拥有国民总收入的16％，比1980年的8％增加了一倍。美国人群中最富有的的收入所得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是1980年的3倍，高达7％。收入不均的状况在欧洲和日本也同样有所加剧，尽管表现得不如美国明显。收入位于美国全国前20％的大学毕业生和专业人士的收入有所增加，但大学文凭并不是高收入的保障。即使是那些收入处于前5％的人（他们的收入比20个美国人中的19个人都高），从1978年到2004年平均每年的收入涨幅也不足1％。
在这数十年间，收入最高的阶层并不一定是同一批人，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实际情况是，极少数人握有绝大部分财富，而且这一趋势日益明显，越来越少的人握有越来越多的财富。这一趋势始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发展速度日趋加快。从20世纪初期开始，曾出现了一次影响重大的收入平等的倒退，并在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达到高潮。到了2005年，最富有的1％人群的所得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高于1929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除了2000年短暂的股市泡沫期间）。
大部分财富以投资收益的形式流向了已经非常富有的人群。富有阶层拥有的股票远多于中产阶级投资者，因此资本所带来的回报让他们获得了极高的收益。但是，仅仅这一点还不是新近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
2001年，最富有的的人群申报纳税830亿美元，哈佛大学的卢西恩·别布丘克教授和康奈尔大学的亚尼弗·格林施泰因教授对此进行仔细研究之后发现，超过一半的金额——480亿美元——来自美国公司职位最高的5位高管的收入总和。企业高管们包含股票期权和津贴在内的平均收入为640万美元；CEO的平均收入为1430万美元。研究者把高管的收入与所在公司的总收益逐年进行比较，发现其中表现出了显著的上升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公司支付给5位高管的薪酬一般占总收入的5％。到了21世纪初期，高管的薪酬达到了10％。到了2006年，CEO们的收入在公司利润中所占的比重是20世纪80年代的8倍。
如何来解释这种令人震惊的变化轨迹呢？是高管们变得更加贪婪了，还是公司董事会更不负责任了？是CEO们更狡诈了，还是投资者更驯服了？又或者，是华尔街更容易*控了？没有什么证据来支持以上任何一种说法。对此有一种更为简单的解释。40年前，在大公司，包括高层在内，每个人的收入都要受到强大的企业、壮大的员工队伍还有政府间接参与的谈判的影响。寡头公司和行业工会直接就员工的时薪标准进行谈判，白领员工知道他们的工资级别间接受此影响。正如前文所述，大公司类似于公务员系统。这些寡头公司中的高管必须与有组织的员工维持友好的关系。同时他们也必须与政府官员维持良好的关系，以便自由设定工资和价格，得到关于运费、税率或者许可证的监管许可，继续取得政府合约。如果他们的薪酬过高，就显得很不得体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难下决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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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其他后果，包括对于环境、社区以及基本礼节的影响，我们同样具有两面性。三四十年前，*资本主义对这些实施了保护措施：积极立法保护环境，公司没有因经济压力而舍弃故土，电视、广播和电影中的言行受到严格规范，法律严禁传播**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