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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司通过共谋将我们作为公民的声音淹没或者边缘化，而仅仅是因为公司争相投身于日益升级的政界竞争，以求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这种不断升级的竞争，使华盛顿和其他州府城市中的游说声日渐喧嚣，以致即使公民大声呼吁，政府也难以听到这些不和谐音。超级资本主义已经蔓延到政治领域，淹没了*制度。
政治竞争有多种形式。当选的官员蒙恩于公司的说客，他们从客户那里为这些官员筹集了越来越多的竞选捐款，同时这些官员担心选举对手们可能会取而代之得到这笔钱，因而向说客及其客户勒索更多的捐款。国会听证会和监管过程中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来自代表不同公司或行业部门的专家证词和文件，而这些公司或行业部门将受到那些即将出台的政策的潜在影响。法院中满是公司律师提出的诉讼，指控监管调查结果或程序有利于某家公司或者行业内的某些部门，不利于其他公司或部门，或者指控法院审判的结果有利于某个政府公诉人，不利于某家公司。报纸和广播也在日益频繁地宣传那些由公司所聘请的公关炒作高手为美化公司而编造的故事，或者是为了保护公司、对其竞争对手聘请的公关专家所编造的故事予以回击。
随着竞争的升级，进入政治竞争领域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没有财团支持的个人和组织很少能突破重围。位于华盛顿的“公共利益”组织仅靠相当于公司游说预算中一小部分的资金维持运营，而在华盛顿之外则很少有政治关系。网络是一条募集竞选资金的有效途径，博客世界是一种发表观点、发泄挫败感的喧嚣的方式，然而，这些网络论坛和政策制定者并没有直接或是系统的联系。
另一方面，曾经就公民所关切的问题仗义执言的机构几乎已消失殆尽。华盛顿仍然存在工会组织，它们的选举捐款依然十分重要，特别是对于*党而言，但是它们已不足以对那些对劳动者有巨大影响的决策有强大影响力了。负责考量“公共利益”的管理机构已经被大大削减。立法者对地方性的利益集团的关注也越来越少，即使它们组织成全国性的联合会，也不会得到更多，因为立法者要花更多时间为募集竞选专用款而向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高层管理人和说客寻求更多的资金支持。政治回报仍然源源不断，但已不再符合行动的初衷了。比如，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曾经在1944年一手促成了《退伍军*利法案》的出台，而现在这类联邦组织已经风光不再。与《退伍军*利法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4年克林顿推动立法，尝试提供惠及全民的健康保险计划。尽管该法案在**会获得了提案，但克林顿的立法机构仍然归于失败。其中部分原因是该提案过于复杂繁冗且官僚化。另外，还因为它缺乏广泛的工商业组织支持。各家公司的游说反对来势汹汹，同时克林顿也没有建立有效渠道，动员民众支持。
转向的政治（1）
最近这些年来，“公司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了关于*资本主义悖论的假想答案。在今天的商学院里，它是人们讨论的热点，比如，2006年，超过一半的工商管理课程的负责人要求学生们至少选修一门与此相关的课程。超过80％的公司招聘人员表示，商学院毕业生应该对该课题有所认识和了解。每年关于这个主题的公司研讨会要举办几百场。成千上万的公司高层管理人认真聆听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顾问们阐发其重要性。世界上顶级企业的CEO及政府官员，每年聚集于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严肃地讨论这一问题，并对他们的使命发表宣言。此时，众多“社会责任审核员”正在评价公司在这一方面的表现，数百家公司拿出漂亮的公司报告，鼓吹它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拥有全职工作人员、网站、时事通讯和基金理事会的非政府性组织制定了社会责任方面的公司行为规范，并根据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为它们评级。全球至少有800家共同基金宣称它们致力于此。1999年，在达沃斯发起的联合国全球契约列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目标，截至2006年，已经有超过3000家公司签署了这一协议，英国甚至为此委派了一名部长。
这些行动绝大多数是严肃的，有一些还产生了正面影响。但是几乎所有行动都发生在*流程之外，几乎没有一项能改变游戏规则。如果我们把它看做*资本主义的新形式，就是没有真正理解超级资本主义的逻辑。它也使我们的注意力偏离了更加困难同时也更加重要的工作：保护并推进公共利益，避免超级资本主义将政治淹没。
1
人们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兴趣愈加浓厚与对*制度信心的下降密切相关。现今，改革者们常说，他们发现游说公司高管比游说政客更容易；他们认为，推动某些大公司改变它们的行为方式比试图修正公共政策更为有效。世界资源研究所所长乔纳森·拉希说：“政府在环境问题上没有发挥其领导作用，而产业界却越来越乐于对此发表看法。”
对政治的嘲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拉希的观点仍然令人感到奇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政府之所以无法发挥领导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些年来大公司越来越有效地阻止了政府在环境或者其他可能会让公司作出它们不想作出改变的问题上有所作为。为什么产业界想努力阻止政府涉足某些问题，而它们自身却越来越乐于对那些问题发表看法呢？当然，在公司中，致力于加强公司社会责任感的人，通常不会同时积极游说反对要求公司强化社会责任感的法律规则，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主流现实：在超级资本主义条件下，出于竞争的原因，整家公司必须坚决拒绝做任何有损于公司业绩的事情——对于任何无益于赢利的事情，都不会优先考虑。
对于*制度的嘲讽也可能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分散我们改革*制度的注意力。诚然，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国家中，公民很少能借助国家本身的*政治来影响大型全球性公司的行为，但是很明显，美国或者欧盟的公民不在此列。任何希望在这些庞大而繁荣的市场从事经济活动的公司都必须遵守这些国家的法律。甚至加利福尼亚州也可以制定本州的环境法，因为很多全球性公司都希望进入那个广阔市场。而且，总部位于美国或者欧洲的全球性公司大都需要参与重要的全球性市场活动——星巴克的采购量在全球咖啡产量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麦当劳在世界牛肉和鸡肉市场占有很大份额，沃尔玛是世界最大的零售商，家得宝是全世界最大的独立木材和木制品的采购商。因此，美国或者欧洲的法律就可以控制相当大的一部分全球性公司的行为。这些庞大而强有力的国家的公民由此认为，与通过*进程来让公司更具道德感相比，直接作用于公司本身更有效。他们完全错了。
转向的政治（2）
大公司如此热情地接受公司社会责任的原因非常容易理解，这样做可以得到舆论的好评、取信于大众。一份宣称公司将致力于履行社会责任的宣言也许同样可以先发制人，阻止政府的立法，或阻止监管机构就某些影响极坏、且受到公众关注的问题进行立法或予以监管，比如，运输石油不慎引起严重渗漏，或者不尊重海外*。这种抚慰性的责任承诺可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使人们忽视了对于严格的法律和监管的需求，或者让民众相信，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问题。那些签署了行为条例、承诺规范自身行为的公司看似为承担社会责任采取了重要步骤，但实际上，迫使它们努力吸引并维系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压力丝毫没有减轻。在超级资本主义条件下，它们无法承担起社会责任，至少它们的行动不会有什么重大意义。
与此同时，政客们也同样不会去承担社会责任。他们也许会赞同一些作表面文章的公司道义法案——他们甚至可能会因推动公司签订宣言或者承诺作出改变而受到赞誉——然而，他们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引起董事会或者公司基金募捐者反感的行动。他们不必作出选择，也不必表明立场，尽管他们看起来似乎在提倡有道义的公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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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向超级资本主义迈进，弗里德曼那个时代最具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已经受到了投资者的惩罚。卡明斯引擎公司是倡导公司社会责任运动的先行者之一，当它的投资者要求获得更高的回报时，该公司不得不放弃其家长式的雇用政策和对社区的慷慨捐助。戴顿…赫德森公司，另一家以具有社会责任感而著称的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恶意收购中险些被吞并，从那之后，该公司开始特别关注其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曾经同样是美国最具社会责任感的公司之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承诺所有的衣料都来自国内厂家，该公司的销售量在20世纪90年代直线下滑，被迫淘汰剩余的国内生产线。另一个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先行者宝丽莱公司也在2001年申请了破产保护。在一次世界范围内的劳动标准调查中，英国零售商马莎百货公司名列前茅，但它的股票表现却太差，以致在2004年被恶意收购了。美体小铺国际公司和本…杰里冰激凌公司都曾经被称为全美最具社会责任感的公司，但是后来，在投资者的施压下，美体小铺的创始人安妮塔·罗迪克被挤推到了顾问的位置上，而本…杰里公司则遭到联合利华的收购。
在超级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司无法用投身社会公德取代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20世纪50年代，乔治·默克的著名座右铭——“药品是用来为人治病的，不是用来获取利润的。利润会随之而来。”——是代表了社会责任理想的经典陈述。该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秉承这一宗旨，它为治疗肆虐于贫困的热带国家的河盲症开发了一种新药品，并免费提供给那些国家，没要一分钱；近些年，该公司又决定向博茨瓦那提供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但是利润并没有自然地随之而来，在这些年中，默克公司的股价震荡不停。也许正因为如此，该公司才会那么迅速地把止痛药万络推向市场，此举显然缺乏社会道义。安然公司在倒闭之前，曾名列美国百佳雇主，获得过多项环境奖项，它是第一家发布“三重责任”报告的大公司，其中列举它在社会和环境目标方面所获的进展，并且以其慷慨的慈善捐款闻名遐迩。如今回顾起来，安然公司对于社会责任的承诺是否比它对投资者的忠诚更为真挚，这一点似乎十分值得怀疑。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转向的政治（3）
出于同样的原因，投资者并不会惩罚明显缺乏社会公德但保持赢利的公司或行业。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埃克森美孚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在所有石油公司中是最高的。尽管该公司因明目张胆地反对非矿物燃料、质疑全球变暖的现实而被一些环保团体指为“不法之徒”，投资者对其股票依然趋之若鹜。华尔街的分析师和投资银行家，以及他们代管的绝大多数退休存款的投资者，只关心公司业绩。巴布森资本管理公司的常务董事安东尼·马拉马克谈道：“我从未见过投资者因为CEO的收入太高而不买该公司的股票，也从未见过工会成员因为非工会商店卖价格低廉的诱人国外商品而去联合抵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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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社会改革家们把揭露公司的不当行为作为一种手段，用以动员政界支持新立法或者新规则，抑制这些行为。进步时代的丑闻揭发者艾达·塔贝尔发表于1904年的《美孚石油公司的历史》一书推动了反垄断法案的出台，导致该公司被裁定拆分。厄普顿·辛克莱发表于1906年的经典之作《屠场》对肉类加工行业进行了揭发，催生了国内第一项健康与安全法规。拉尔夫·纳德1966年发表的《任何速度都不安全》揭露了汽车工业对于安全的漠视，催生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这类曝光的目的并不是要向那些公司个体施压，以改变它们的行为方式，而是要发起政治上的行动，从而使所有公司都必须遵守规定。这些努力不能取代政治行动，但至少是发起政治行动的前提条件。
自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改革家们向那些在南非经商的公司施压，要求它们遵守一项名为“苏利文原则”的自愿反歧视大纲，该原则以大众汽车董事会成员和部长利昂·苏利文的名字命名。内容包括呼吁消费者和投资者联合抵制那些未签署该原则的公司。但是，其目标却是政治性的——强迫南非政府废止种族隔离政策。在美国，这次运动最终促使国会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做的。结果，许多公司关闭了在南非的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