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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会失望。这也包括肯尼迪和里根，因为他们留下的遗产也是毁誉参半，远不像他们的支持者宣称的那样。
“政治圈里的人都会撒谎，但他们撒谎时如此轻而易举，这是让人苦恼的事情。”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开始时，好莱坞大腕戴维？格芬（D*id Geffen）对克林顿夫妇作出的这一激烈评论，立即成了新闻标题。对有些人来说，格芬的评论有些讽刺挖苦的味道。但实际上，他只是说出了一个基本事实。
政治需要巧妙的掩饰。那些有志于总统职位的人许下宏大的诺言，但同时又慎重地回避复杂问题，避免人们质疑他们变承诺为现实的能力。大谎言不是有关减税、全民保健、恢复价值观、通过展示美国领导地位实现世界和平的许诺，而是一些秘而不宣的事实：自由也有阴暗面；国家与家庭一样，最终也必须量入为出。尽管许多信誓旦旦的声明谈及这一点，但历史的目的依然是高深莫测的。最重要的是：实力是有限的。政治家们在沉默中故意忽略这些问题。结果，美国人性格中最为持久的元素（自觉性）一直不知去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结论 实力的极限：一个不愿意承认的现实（2）
四年一次的总统就职仪式一再确认了这种倾向。在上天选定的时刻，在国会大厦前的台阶上，这个典礼成了“美国的早晨”。竞选获胜者已确定。刚刚宣誓就职的总统入主白宫，欢欣鼓舞地期望历史很快恢复正确走向，这个国家将重新走上正轨。这些期望的确有动人之处，但也有令人难过的地方，就好像受到家庭暴力的妻子期望这一次丈夫会真正履行诺言，不再向她举起拳头一样。
对于受虐待的妻子来说，依赖性肯定会让她继续遭受折磨。当她拒绝这种倾向并开始掌控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改变才会真正开始。这样的比喻也适用于美国人民。
对美国而言，在消费主义时代追求自由就包含一种依赖性，依赖进口商品、进口石油和信贷。不管承认与否，美国人民的第一欲望是：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他们获得这些商品、石油和信贷。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满足这一欲望，部分通过在国内分配这些赏赐之物（国会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部分通过在国外追求帝国野心（主要是行政部门的职责）达到。
许多公众人物（甚至总统）时常声称依赖性可能不是什么好事情，但降低这种依赖性的有意义行动却一直难得见到。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华盛顿权力的核心（首先是白宫和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高层官员）实际上受益于这种依赖性：它提供了地位、权力和特权的来源。设想一下，如果美国真的实现了能源独立，对五角大楼会产生什么影响：美国中央司令部会失去工作，中东及其周边的数十个基地将被关闭，海军第五舰队将被遣散，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火合同将可能取消。
所以，美国政治阶层并不是在解决依赖性问题，而是在刻意加剧这个问题。他们不是承认美国的实力不是无限的，而是寻求加速消耗这种实力的政策。“9？11”以来就是这种情况。
对铁杆民族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而言，承认这种极限意味着战线的收缩或不可逆转的衰落。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承认美国实力的极限是遏止近几十年损失的前提，是维护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以来数代人来之不易的成果的前提。继续假装美国无所不能只能加剧美国面对的问题。美国人忽视依赖性的意义，决策者继续认为美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管理世界，这种状况持续越久，当账单到期的时候，美国将下滑得越为急速。
另一方面，现实地认识这些极限会创造调整政策、补充资源甚至更新机制的机会。极限会让美国重新思考古老的真理，推动创新思考，释放创造能力。
以外交政策为例，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曾把治国的精髓描述为寻找“狭隘利益与全面利益、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交会点”。这一表述抓住了启蒙现实主义的核心。尼布尔知道自我利益决定国家政策，睦邻爱人适用于人际关系，不适用于国际政治。尼布尔曾经评论道：“要求一个国家‘自我牺牲’不属于道义责任的范畴。”可是尼布尔也知道，当自己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协调一致时，一个国家才能更容易满足自己的利益。
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至少在处理与重要盟国的关系时，美国坚持了这一理念，尽管有许多不完美。在美国领导下，西方实现了有限、有条件但同时是真实、可贵的团结。虽然破坏盟国团结的事情经常出现，但美国及其伙伴修补了分歧（或同意保留不同意见），从来没有让争论导致彼此彻底疏远。许多因素促成了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期间西方团结的显著持久性，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美国政治家愿意严肃对待联邦德国、日本和英国等同伴的关切。对付苏联的威胁是首要任务，但降低全面战争风险也是重要使命，这就是利益交会点，它成为盟国团结的基础。在对待伙伴时，美国不只是发号施令，还与之协商谈判。简言之，美国之所以能够领导西方，是因为它避免了滥用领导权。
结论 实力的极限：一个不愿意承认的现实（3）
“9？11”之后，布什总统抛弃了这一做法。他确信美国实力无人能敌，对寻找交会点毫无兴趣。相反，他开始发号施令。以前没有哪位总统顽固坚持要求众多他国政府“必须”做什么。布什却要求各国作出选择：要么站在美国一边，要么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不共戴天。通过其自由议程，这位总统甚至发誓“清除邪恶世界”，声称他的政府有权惩恶扬善、替天行道。
毫无疑问，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强大无比。但是，考虑一下过去几年的事情，尤其是伊拉克战争，这位总统“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的最后通牒显得愚蠢了到极致，他消灭邪恶的诺言也显然荒谬可笑。他的政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
然而，尼布尔的交会点理论告诉我们，一旦我们承认布什的自由议程不能奏效、不可持续，就不难设计出另外一种战略手段。
例如，恐怖主义是一种绝对现实的威胁。通过夸大这一威胁，布什总统让美国陷入了无限期全球反恐战争，但这一战略不可能成功。布什政府及其支持者想让美国人相信除了发动全球战争，没有其他替代方案，这简直是在胡说八道。
一种替代方案是遵循遏制战略。这一战略曾经效果不错，而且针对的是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它同样能够再次成功，成为建立有效国防的框架。冷战期间，遏制战略的主要目的是挫败克里姆林宫扩大影响的努力。今天，遏制战略的目的应当是防止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扩大影响。
这一战略的基本方向是防御性的，但其最终目标不是容忍而是征服。冷战时期的遏制创造了苏联不可能获胜的竞争。时间一长，这一威胁逐渐消亡，苏联最终因内部问题而崩溃。新的遏制战略应当有类似的目标，让恐怖主义自己暴露不足，让这一威胁消亡的日子来得更早一些。
重新确立遏制战略不意味着创建新的北约或资助新的马歇尔计划，而是意味着加强对恐怖分子活动的监视，维持多边警备，防止恐怖袭击，清除恐怖主义网络。它也应当拒绝给予恐怖分子避难所，切断他们达到目的所需的资金来源。
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不排除与对手的选择性接触，今天也是如此。遏制战略应当允许甚至支持双方之间的教育、文化和知识交流。它应当为来自*世界的某些学生提供在西方学习的机会。它也应当包括公共外交内容。但是，不管多么有用，这些倡议顶多只能产生有限效果。美国影响整个*世界看法和态度的能力依然是有限的。
更进一步说，美国人应当放弃自以为是的想法，他们以为有义务在自由问题和政教关系方面指导别的国家的人民。
布什总统的自由议程吸引到了微不足道的国际支持。结果，在“解放”大中东时，美国发现自己深陷其中，承担了大部分重任。旨在遏制暴力极端者的战略对美国盟国本应更有吸引力，也能够说服它们承担更多工作。
布什总统坚持认为战争是恐怖主义最好的解毒剂，这让他难以找到美国与他人的交会点。其他国家同样认为恐怖主义是一个问题，只不过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不同意见。总统甚至不愿意承认存在其他重要问题，让“狭隘利益与全面利益”产生交会点，这进一步破坏了通力合作的基础。要修补布什时期留下的遗产，的确需要美国再次关注这些问题，其中有两个更为迫切：核武器和气候变化。。 最好的txt下载网
结论 实力的极限：一个不愿意承认的现实（4）
对美国来说，废除核武器应当是一项紧迫的国家安全重点。保护我们这个星球也是重点，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对的巨大挑战。解决这两个问题必定需数十年之功。但是，消除核武器比消除“邪恶”更为可行、更容易实现。改变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将影响人们每天的生活方式，但也不比改变大中东地区更困难，因为后者需要改变10多亿穆斯林的思维方式。
作为布什总统误入歧途的全球反恐战争的替代，这两个问题提供了交会点，成为正确战略的基础。在每种情况下，是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不是社会改革主义而是自我利益）提供了行动的动力。其中心思想不是拯救世界，而是确保美国人民的福祉。
核武器是无法使用的。在任何情况下，它的使用都是政治和道德灾难。对美国来说，即使是作为威慑手段，它也正变得没有必要。而且，核武器不可能阻止敌人对美国使用这种武器，尤其是恐怖分子正急切地想获得他们自己的核能力。
其实，事情正好相反。通过拥有处于战备状态的战略核武库（而且坚持认为1945年向日本两座城市投掷原子弹是正确的），美国实际上是在坚持认为核武器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合法的作用。在这种时候，竭尽全力防止未来使用核武器，最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
而且，这一天正在临近，美国不必依靠核武器，也能威慑俄罗斯和中国等核国家。现代常规武器有可能成为更有效的威慑基础，它们具有致命的、准确的、灵活的二次打击（甚至首次打击）能力。精确制导常规武器也不像核武器一样具有道德复杂性。因此，它们可以使用，有更大优势，从而增强了可信性。
冷战结束时，美国已经储备了约万件核武器。到2007年，这个数字约是5 736枚各类核弹头。虽然削减数量好像令人难忘，但这只是一种姿态，算不上什么成就，就像一位长期吸烟者把吸烟量从每天三盒减为两盒，就错误地认为这种习惯已经得到控制。即便有人认为核武器具有实际功效，那么什么目标需用100多枚核弹头来摧毁呢？对美国核武库进行更大规模的削减，将总数量降到至多几百枚，才是合适的。
就核武器而言，狭隘利益与全面利益的交会点非常清楚：这种武器应当全面销毁。从哈里？杜鲁门时期到现在，历届总统都哀叹核武器的存在，不断誓言要全面消除这种武器。现在也许的确到了践行诺言的时候了。
同样，气候变化也是美国福祉乃至世界福祉的潜在威胁。在这里，国家利益和国际公共利益的交会点好像不言自明：更加有力地降低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排放水平。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污染国之一，这是当前美国行使自由所带来的不幸的副产品。单独行动，美国人不可能遏制气候变化。但是，除非美国行动起来，否则有效应对这个全球威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保护环境意味着削减全球矿物燃料消费规模，开发替代能源。在这个领域行使领导权不仅能够拯救地球，还会增强国家安全。削减石油进口还可能减少美元流向诅咒美国的恐怖分子，这应当是遏制战略的基石。完美的安全只是一种幻想。但是，谈到将安全问题置于可容忍的限度之内，自给自足比拥有大规模军队更有意义。
无疑，进行严肃、长期、全国性的努力，开始转向后矿物燃料经济肯定是代价高昂的想法。然而，与其花费数万亿美元强迫*世界*化而收效甚微，不如投入几万亿美元进行能源研究，或许后者能够真的产生一些有用的东西。从曼哈顿计划到太空竞赛，再到互联网开发，大规模技术创新一直是美国的强项。相比之下，涉及大力推动国外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美国的记录顶多是好坏参半。自从2001年9月以来，这一记录简直就是糟糕透顶。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结论 实力的极限：一个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