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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第四种可能性。这种解释的基础是承认布什政府没有制造在2001年9月11日得到报应的那些问题。它只是继承了这些问题。无疑，布什的行动让局面更加糟糕。布什主要是在数十年来形成的国家安全政策框架内展开行动，可是，他对“9？11”的反应的确包含一些创新特点，最突出的是误导世人的布什主义，即预防性战争论调。
直言不讳地说，那些喜欢区别对待这个共和党总统与那个*党总统的观察家可能会发现一些小道理，却丢掉了一些大道理。找到大道理需要了解连续性而非变化。表面上的区别并不重要，表面之下的相似性更加重要。
布什总统的批评者和渐渐缩小的支持者圈子都这样认为：这位美国的第43位总统已经与过去决裂，让美国走上了新的革命性道路。但这是胡说。真实的情况是：布什及其身边的人重申了早已存在的美国政策基本要素，首先是肯定了过去几届政府长期坚守的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布什的主要成就是狂热而清晰地阐明了这种意识形态，前所未有地将其不足和刚愎自用暴露无遗。
这种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有四个核心理念。在布什总统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他雄辩地逐一作了表白。
第一个理念认为，历史具有明确的目的。这位总统宣称，历史“具有清晰的方向，是由自由及其创始人确立的”。历史的永恒主题是自由，人类向往自由。归根结底，历史在本质上是二元化的，是“永远错误的压迫与永远正确的自由”之间的激烈斗争。
第二个理念认为，美国一直并将继续体现自由。美国一直并将永远是自由的首要典范和倡导者。“从建国之日起，”总统说，“我们就宣告地球上所有人都有权利、尊严和无上的价值观，因为他们都承载着上帝的形象。”作为自诩的“自由土地”，美国是历史的先驱。通过修正、提炼和完善对自由的理解，美国人一直向世界展示着自由的意义。1839年，记者约翰？L？奥沙利文（John L。 O’Sullivan）把年轻的美国描写成“代表未来的伟大国家”，今天依然如此。在美国的疆域内，历史的意愿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美国代表自由并在为自由而战吗？（4）
第三个理念认为，上天号召美国确保自由最终获得胜利。布什总统认为，“这是我们立国之使命”。自由的创始人选定美国为自由的代理人。与所有大国不同，这个国家追求超越自我的利益。它的行动代表自由，是依天命行事。如这位总统所言，通过入侵伊拉克，美国肯定并振兴了这个国家“伟大的自由传统”。通过战争，“我们点燃了火焰，人们心灵的火焰。它温暖了感受到其力量的人，灼伤了阻碍其进步的人，有朝一日，这一难以抑制的火焰终将到达世界最黑暗的角落”。只有愤世嫉俗的人和倒向极端的人才会质疑这一不言而喻的真理。
最后一个理念认为，美国生活方式若要持续下去，自由必须在所有地方占据上风。只有难以抑制的自由之火的光芒照亮世界最黑暗的角落，美国自身的安全和繁荣才能得到保障。或者如总统所言，“自由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存续，越来越取决于自由在其他土地上的成功”。其实，美国的给予与美国的索取相辅相成。简言之，“美国的重要利益与我们的深刻信仰现在是合二为一的”。当然，这个主张意味着无限授权，美国可以对任何地方施加影响，因为从定义上讲，美国是代表自由而行动的。
这一思路具有丰富而古老的渊源。我们可以追溯到1630年，
约翰？温思罗普命令马萨诸塞的第一批白人殖民者建立“山巅之城”，或者1776年，汤姆？潘恩宣称美国有实力“重新建立世界”，还有罗纳德？里根努力重拾的那些国民情绪。在美国崛起为大国的过程中，这种意识形态的变体为扩张主义一再提供了动力。这种意识形态于1846年以“天定命运”的面目出现，为詹姆斯？福克巩固美国生存空间的努力披上了道德外衣。1898年，“解放”近邻古巴的强烈呼吁促使威廉？麦金莱发动了一场战争，结果美国成为纵深直指西太平洋的海上帝国。
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一意识形态才被确立为固定的政策背景。其实，它的说服力大多源于美国人纪念那场战争的方式，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件转化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从此，任何华盛顿不喜欢的反派角色都被描绘成又一个阿道夫？希特勒，任何不敢对抗敌手的行为都等同于“绥靖”，毫不亚于文明本身的生存面临危险。
这种强调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不是行动清单。它的作用是为决策者提供道德外衣，可以加在几乎每项倡议之上。于是不管是什么具体利益处于危险之中，美国都可以坚称其行动是为了推进自由和*事业。
战后历届美国总统一般都把这种意识形态当做权威的来源。美国是世界上一支“除恶扬善”的力量，因而“有理由”拉拢外国官员、暗杀外国领导人、推翻他国政府、实施大规模军事干预。乔治？W？布什没有发明这一做法，他只是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做法。
经过不断重复，这一意识形态的元素已经固化在美国人的心里。它们是祭祀用品，不容置疑，不容监督。习惯引用这一信条的布什等政治家真的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吗？这很有可能，就像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可能真的相信他们提供“公正而适度”的世界新闻报道一样，就像麦当劳连锁店可能真的相信它做的是“带给人们微笑”的生意一样。信念总是追随自我利益。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美国代表自由并在为自由而战吗？（5）
觊觎高层职位的人也遵循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教条，希望由此表明他们值得信赖。下面是阿肯色州时任州长1991年12月提供的一个版本。他是一位自由派*党人，他的外交政策资历几乎为零，但他的眼光已经瞄准白宫。
我出生于近半个世纪之前，当时冷战就要降临，是一个充满伟大变革、巨大机遇和未知危险的时代。这个时候，美国人只想回到家中，恢复平静的生活，我们的国家必须鼓舞斗志，开始新的战争，遏制誓言埋葬我们的、扩张主义的、兵戎相向的苏联。我们必须找到办法，重建欧洲和亚洲的经济，鼓励世界范围的独立运动，维护我国对于世界的原则，对抗自由*面临的又一个极权主义挑战。由于美国人民的不竭勇气和巨大牺牲，我们赢得了那场冷战。
这种诠释历史的方法是不理会所有细节，不提及越南战争，不提及中央情报局的政变和暗杀企图，不提及与唯利是图的*者的勾结。但这一段文字极其符合克林顿的目的，将他巧妙地置于美国政治主流之中。克林顿相当准确地意识到，如果他距离主流太远，就像1972年总统竞选中候选人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做的那样，号召美国“回家”的话，他的候选人地位就完蛋了。虽然克林顿本人与冷战绝对无关，实际上他还成功逃脱了兵役，但通过不断使用“我们”这个词，他确立了自己对那场斗争的个人认同。他是与“我们”一起的人，而“我们”赢得了那场历史性竞赛，从而为自由获得了巨大胜利。
让历史快进16年，另一位鲜有外交政策资历的未来总统，毫不犹豫地从克林顿的剧本上撕下一页。“在上个世纪面临巨大危险的时刻，”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宣称，
富兰克林？罗斯福、哈里？杜鲁门和约翰？F？肯尼迪等美国领导人既成功地保护了美国人民，也为下一代扩大了机遇。而且，他们用行动和榜样确保美国能够领导并改善世界。国界内外的数十亿人追求自由，而我们代表自由并为自由而战。
罗斯福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他的“四大自由”①赋予反法西斯斗争崇高的目的。杜鲁门支持建立大胆而全新的架构，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这个架构将军事力量与马歇尔计划结合在一起，以维护世界各国的和平与福祉。
像克林顿一样，奥巴马也想把自己与“我们代表并捍卫”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像克林顿一样，在讲述罗斯福、杜鲁门及其继任者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英雄故事时，他再次证明了这些故事的基本真理和持久正确性。
然而，几乎不可避免的是，他也赞同乔治？W？布什对这些故事的解读。奥巴马接着解释说：“每个美国人的安全和幸福取决于国境之外每个人的安全和幸福。”像布什及其前任一样，奥巴马以宇宙的观点定义美国的目标。“美国的使命是，”他宣称，“在全世界拥有共同安全和共同人性的基础上行使全球领导权力。”
奥巴马之所以模仿克林顿的花言巧语，是因为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在塑造选举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作用主要是提供一种抽象而平淡但最终让人放心的现实观，即接受美国是自由的讲坛，伊拉克应当成为主权国家，上天号召美国发动全面反恐战争。其实，如同华盛顿共识的观点，与这些情绪相左都是偏离了可以接受的观点。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美国代表自由并在为自由而战吗？（6）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尼布尔写道：“善恶之间不可能有简单的胜败。”对比尔？克林顿、巴拉克？奥巴马以及乔治？W？布什来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的行动推翻了这种主张。只要美国依然忠于自己的使命，他们的过去都是可以借鉴的，善良最终将获得胜利。
这样一来，意识形态成为大幅缩小政策辩论范围的工具。不同意见很少能够渗透进华盛顿权力中心。讲原则的反对者，不管是旧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还是新平均地权者，都被排斥为小肚鸡肠（即无法理解美国政策的崇高目的）或天真幼稚（即无视美国面对的难以宽恕的邪恶），一直处在政治边缘地位。
国家安全意识形态之所以持久，不是因为它从实证角度表达了可以论证的真理，而是因为它符合那些创造了国家安全机制的人的利益，也符合那些受益于其继续存在的人的利益。这些人最应为美国政策日益愚蠢负责。
这些男人，还有一些女人，组成了自我挑选、自我维持的秘密团体，塑造（并滥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家安全政策。在半个世纪前出版的著名著作中，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这些“权力精英”。他指出存在一个相互联系的公司、政治和军事董事会，这个论断今天依然有效，只不过我们还可以作些补充，指出内线记者和政策智囊所发挥的作用，他们是最新共识的宣传者、守护者和包装者。兰德公司、哈德逊研究所雇用的分析人员虽然算不上国家安全精英的正式成员，但是他们有利于这个秘密团体的运转。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标准周刊》撰稿的专栏作者，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忙着组织研究小组的研究人员，占据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的政策学者，也是如此。
说权力精英指挥着国家事务，并不是说存在一个黑暗的阴谋，这只不过说明了华盛顿运转的真正方式。尤其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决策已经变成寡头政治，而非*决策。决策过程不是开放的，而是封闭的，毫无疑问，享有特权的内部人士比那些无知的大众说话更有分量。
米尔斯称，这些权力精英以及那些向其核心成员兜售思想的人，都具有“把国际现实界定为军事斗争的倾向”。在米尔斯写下这些话的20世纪50年代，的确是这种情况，今天更加如此。对政策精英成员来讲，不完美的安全就是不充分的安全。只要有空白，就需要填补。国防必须得到加强。但是最终，正如作家詹姆斯？蔡斯（James Chace）和凯莱布？卡尔（Caleb Carr）所言，绝对安全“不容讨论，只能夺取。夺取意味着既拥有军事实力，也有使用武力的意愿”。
与这种“军事崛起”一致，这些美国*倾向于认为美国已受到严峻的威胁所困扰，甚至更大的危险已近在咫尺。他们无法容忍不确定性，高度认同坐等事情发生带来的假定风险，而低估鲁莽行动带来的真正危险。这一观点在2002年9月得到了经典表现。康多莉扎？赖斯拒绝因为缺乏有关伊拉克核计划的详细情报而推迟策划已久的入侵伊拉克行动，因为“我们不想让所谓的确凿证据后来发展成为蘑菇云”。副总统切尼的立场更加明确。一点点威胁也可以成为采取行动的充分理由。“如果有百分之一可能表明巴基斯坦科学家正在帮助‘基地’组织建造或开发核武器，”切尼曾说过，“我们就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