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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下来的中国-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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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坐下来的中国

    作者:高明勇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高明勇,河南新郑人,现居北京。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新京报评论部,任资深编辑、评论员,《评论周刊》统筹。著有《北京城的守望者——侯仁之传》,主编《微博问政的30堂课》。先后在《青年记者》等杂志开设专栏。2012年获得新京报年度新闻奖评论编辑金奖,2013年获得第十四届北京大学财经奖学金。

    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自高明勇近年来的“叩问中国”访谈系列,内容多涉及中国改革、社会治理、城市问题、人文教育等领域,访谈嘉宾多为某一领域的资深学者,大多刊于《新京报·评论周刊》,不少访谈轰动一时,被《改革内参》、《新华月报》、《当代社科视野》、《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报刊转载。

    访谈集取名为“坐下来的中国”,寓意有二:其一,与“奔跑着的中国”相对应,从“拼命挣钱”到“学会有闲”。不仅是有力量快起来,还要有底气慢下来,更要有尊严坐下来。其二,与“站立着的中国”相对应:从“伸头争吵”到“平心探讨”。解决中国问题,坐下来谈论才是真意义。

    书摘正文

    迟福林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袁绪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郑永年

    著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今天,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未来30年,中国将往何处去?在又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该如何打好改革这场攻坚战?什么力量能更积极稳健地推动改革?

    访谈导读

    ●访谈时间:2012年3月10日

    访谈嘉宾

    访谈主题

    [改革共识]

    改革为什么会缺乏共识

    '改革困境·改革难题是利益关系失衡'

    高明勇:改革初期,“人人皆受益”的“帕累托改进”环境令人振奋,改革的阻力因此较小。如今,当改革进入深水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已很难再出现“无损被改革者利益”的现象。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就必须调整现有利益格局。这也符合大多数人对当下改革困境的判断。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改革的困境,又该如何走出困境?
第2节,
    利益关系失衡导致困境

    迟福林:总体来说,改革的确陷入了困境,最突出的矛盾就是既得利益关系的失衡,这成了影响改革冲出困境的主要因素。应该说,既得利益格局——既包括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者,也包括某些既得利益现象——已经形成。

    在这种格局下,形成了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第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企业、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日趋上升;第二,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失衡,这既与目前的增长方式有关,也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有关;第三,权力运行与权力约束失衡,部门利益、地区利益、行业利益都很突出。

    因此,即使有些领域的改革方案确定了,但很难推行,久推不决,决而不做,做而不力。

    权力介入要素配置过多

    袁绪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凭着独有的增长模式及其相应的体制,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跨入已初步实现小康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种独有的增长模式,特指中国独有的、尚未成型的经济形态。对于这种模式,我们不作为稳定范式来理解,也不牵涉模式之争。

    这种增长方式,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常态。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权力与市场混合的集权体制,简单地说,就是政府权力较多地介入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

    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初期,这种体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带来的成功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副作用也很明显。比如,“三高一低”的出现,即高收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这是难以持续的。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和国民需求的提高,其弊端日益凸显,沉淀为下一步发展的障碍和潜在的危机。

    转变增长模式的出路在于体制改革。如果不改革现行体制,贫富悬殊问题、分配不公问题、土地问题、环境问题、腐败问题、社会冲突等等,不仅很难得到有效解决,还可能会演化为社会危机。

    以被称作“共和国长子”的国企为例,存在三个突出问题:一是“租费利”不清,如该缴纳的资源租金和上缴的利润以及被“摊派”的社会费用不规范,缺少一个明白账;二是企业分类不明,营利性国企和公益性国企未进行明确区分,两者由于职能不一样,不能一刀切地进行管理;三是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理顺。这三个问题解决不了,国企改革必然会陷入困境,并将制约企业自身的长期发展。
第3节,
    决策者改革意志需强化

    郑永年:现在一谈到改革,大家都会提到既得利益格局,这是一个社会现实,不可回避。

    但是,我们要对此进行深入分析。没有一个国家和社会没有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是正常现象。问题在于,既然都有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在有的社会改革仍能进行下去,而在有的社会就很难推进呢?

    30多年前,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时,也不能说没有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他能推动?别忘了,今天的改革环境可比以前好多了。

    分析30多年来改革取得成功的因素,有三点重要启示,即成功的改革,需要三个因素:第一,决策者的改革意志要很坚定;第二,改革的目标要很明确;第三,动员改革的一切力量。即使是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也有很多改革的力量。

    所以,仅仅考虑把既得利益集团打倒,改革还是很难走出困境的,旧的既得利益集团打倒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又会站起来,那样还会陷入困境。改革的困境不单纯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而且在于既得利益集团是如何影响到改革决策的,要警惕出现利益一体化的倾向。

    '改革共识·在打破利益格局中求共识'

    高明勇:改革需要共识,而围绕改革的最大共识,就是“必须改革”。该判断来源于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带来的好处,也来自历史和国际上的深刻教训。当前,对“必须”的认识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面临危机”,所以“必须改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现在谈“必须改革”与1978年时的语境完全不同,“必须改革”是中国继续强劲发展的内在逻辑。

    那么,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改什么?怎样改?这同样需要达成共识。

    在改革过程中寻找共识

    迟福林:面对既得利益关系失衡,达成改革共识是不易的。只有在改革中才能形成共识,越是不改革,就越是没有共识,只有兼顾多数人的利益,才有可能形成改革共识。如果改革打破不了利益格局,改革就没有共识。

    改革能否形成共识关键看改革是符合多数人的利益,还是符合少数人的利益。
第4节,
    第一,改革共识的缺失是现实。为什么是现实?因为这些年来,有些领域的改革一直没有做,有些领域的改革在操作中走形。

    第二,要在打破利益格局的改革中寻找共识,为了改革共识而去寻找改革共识是做不到的。现在民众关心的,不是改革的口号,而是改革的行动,尤其是收入分配改革、公共品供给改革,到底维护了哪些人的利益。

    第三,改革不可能是全民共识,今天最重要的任务,是寻找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前提下的最基本的共识。

    对此,重大改革方案原则上由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统一决策,取代由部门和行业“自己改自己”的机制,以有效地避免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由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加强中央对地方改革的统筹协调和指导,将重要的改革指标列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对地方改革的评估问责机制,注重通过调整中央地方利益关系激励地方政府推进改革;实现重大改革立法先行,将重要改革目标上升为法律意志,加强改革程序性立法,更加注重通过法律手段推动改革。н米н花н书н库н ;http://www。7mihua。com

    未来改革的目标模式要公开讨论

    袁绪程:现在普遍认为,改革裹足不前或不到位,缺乏改革的路线图,这就是缺乏改革共识的直接表现。

    其实,改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要想形成改革共识,就需要在利益的再分配问题上提高共识度。但前提是,基本的共识、基本的价值认识、基本的理性精神必须遵守,比如尊重法治,在法治的基础上来探讨问题。

    因此,制定中国未来改革的目标模式,应有一个公开讨论和论证的过程。由于各自代表的利益不同、对改革的认知不同,大家对改革目标存在的分歧,只有通过公开透明的讨论和交锋,才能消除,求大同存小异,从而找到改革的最大公约数。

    政府需要做的是创造增加改革共识的机制和环境,这有三个前提:一要有公开的讨论;二要转变思维方式,形成共同的价值理念;三要使渐进式改革的路径受到尊重。

    当然,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达成全民共识,只能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重塑共识,首先是决策层的共识,其次是社会精英的共识,最后形成社会共识。

    改革共识不能停留在理念阶段

    郑永年:不同的利益体,想法不同,诉求不同,想达成共识是很难的,即使在既得利益集团内部,达成共识也是很难的。纯粹的社会共识,古今中外都没产生过。

    当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共识吗?确实是,但也引起了“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当年《解放日报》的“皇甫平”系列评论为何影响那么大,原因就是对争论的回应,增加了社会共识。
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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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政者是社会的领导者,要根据社会现实做出自己的判断。对改革者来说,不能不尊重社会的声音,既不能脱离社会,当人们的“大老爷”,也不能盲从社会,当人们的“小尾巴”。

    这些年中国社会也不是没有共识,而是共识很多时候停留在理念阶段,执行中流于口号。比如经济结构转型。可以说,经济结构调整就是共识,很多阶层都需要借此改善自己的生活。问题是这种共识缺乏细化,也就是缺乏可操作性。而共识的价值就在于执行,如果没有执行,共识也就没有意义。

    '改革动力改革动力来自进一步解放思想'

    高明勇:在改革初期,来自民众的极大热情掀起了改革的浪潮。之后,政府主导了改革的进程,改革也因此成为国家行为。而今,改革在事实上出现了胶着状态,那么,改革的动力弱化了吗?新阶段改革的动力又在哪里?

    建议成立中央“改革协调小组”

    迟福林:当公众看到改革能带来利益的时候,改革自然就有了动力。如果改革仅仅停留于口号,没有具体的措施,就很难让公众看到希望;而看不到希望的改革,自然不会有动力。所以,顶层设计的问题才会凸显出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但是,应当看到,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需要由中央层面强有力的改革协调机构来具体落实。

    第一,建议建立由中央主要领导直接牵头的改革协调小组,统筹决策,协调重大改革。

    第二,建议在中央改革协调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设立精干的改革协调机构,以加强对改革的规划、协调和指导。

    第三,建议在改革协调机构设置专家咨询委员会,建立常态化的工作机制,组建完整的专家咨询网络体系,为改革决策提供独立、客观、专业的政策建议。

    倒逼机制帮助寻找改革动力

    袁绪程:改革的动力成因很多,但并不是很清晰。那么,动力来自哪里呢?

    一是来自利益追求。这个利益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公共利益,通过改革带来新的利益,一旦绝大多数人有利益,改革自然就有动力了。如果只是少数人受益,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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