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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寻求保障的时代（1）
在内战时期，60岁以上的美国人只有四十分之一。到1940年，当美国公共卫生局建立了它的第一个老年学部门以研究衰老及其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达到这个年龄的人占十五分之一，预计这个比例在1980年将达到六分之一。已经探明的原因包括：正缓慢下降的出生率，更好的饮食，更密切的医学监护，以及科学在延长生命上所取得的进步。1939年，两位统计学家写道：“美利坚民族如今正在成为地球上年龄最老的人的集合。”
不幸的是，这一情形伴随着某些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使得老年人更没有偿付能力，更难以自给自足。1890年，当老年人只占总人口的3％的时候，他们当中仅仅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没有从事有收入的工作，但是，到1930年，当他们占到总人口的的时候，其中超过五分之二的人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最有可能继续工作的人——银行家、律师、农场主、企业管理人员——跟机械工、矿工和工厂劳工比起来，继续工作的经济动机却要小得多，后者在45或50岁的时候常常正是发光发热的时候。“四十已老”这句话，在沃尔特？B。
皮特金1932年的畅销书《人生从四十岁开始》（Life
Begins
at
Forty）的标题中遇到了反驳的姿态，打那以后，这个标题就成了一句满怀希望的谚语。使这个问题不断恶化的是日渐缩小的家庭规模，这意味着，养活父母的重担如今落在了一两个孩子、而不是半打孩子的肩上。
尽管大多数欧洲国家、英联邦成员以及几个南美共和国都在20世纪的前25年里采用了强制养老保险制度，但美国似乎很迟才引入一种更仁慈的选择，以取代“打发上了年纪的老人去济贫院”或县农场。1928年，从民营企业领取养老金的人几乎不超过二十分之一，而绝大多数州和市政府的雇员，对提供给联邦工作者的那种保障闻所未闻。在大崩盘前夕，8个州有了允许各县支付养老金（如果它们愿意掏腰包的话）的法案，但大多数这样的立法都过于宽松，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只有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给承担这些责任的市县提供帮助。此外，低收入群体当中的救命储备，在提供抵抗灾难的保护上，也是最不充分的。
大萧条的冲击，把一个温和的长期问题转变成了一种急迫的悲惨境遇。连同救济的其他方面一起，这一负担先是落在了民间慈善团体的肩上，然后是各市县和州，最后是联邦政府。到1934年，FERA共给将近75万65岁以上的老人提供了帮助，到1936年，依靠公共救济的老人至少是100万，剩下的大约一半——325万——则从儿女、亲戚和朋友那里得到了某种帮助。几乎压断了腰的重负和个人苦难，有时候要落在年轻一代的肩上，约瑟芬？劳伦斯的长篇小说《岁月如此漫长》（Years
Are
So
Long，1934）就展示了这样的情形，这部小说是李尔和他的女儿们的故事的美国家常版。争取养老金的鼓动所带来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到1934年中期，不下于28个州，连同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两个准州，通过了养老金法案，在其中23个州是强制性的。
对大多数老年人来说，重新就业提供的实际补救非常有限，他们的困境在整个30年代中期都没有什么好的改观。在三个显著需要直接救济的阶层当中——孩子、盲人和老者——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开支在1932年用在了靠别人养活的孩子身上，但到了1936年，对老年人的帮助已经压倒性地在城市和乡村地区都占据首要位置，用于这一目的的费用占到了总支出的85％。政治家、假内行和理想主义者都应该倾听老年人的哭喊，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像孩子，这些上年纪的公民都可以投票、煽动、为自己支持的事业掏腰包。
加利福尼亚州——其气候对衰弱不堪的爱荷华州农民和堪萨斯州店主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两个州的老人将近占到了全州人口的8％——被证明是社会保障计划者的天堂。有务实精神的新来者，落入了小额投资收入锐减或银行与建筑信用合作社垮台的魔掌，纷纷加入自助组织、合作社和实物交易团体，其人数之多，前所未有。但政治诉求更清晰的，是诸如短命的“乌托邦协会”之类的组织，该组织1933年创立于洛杉矶，它向人们允诺了一个人间仙境，在那里，机器将包揽所有的重活，每个人都在45岁的时候退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组织凭借这一允诺，吸引了50万追随者。 。。
第六章 寻求保障的时代（2）
其背景主要是一种草根保守主义：在后半生，当自己被贫困残酷无情地追上的时候，便迁移到安逸之地去；1933年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所发起的圣战也是在这一背景上出现的。1926年辛克莱作为社会党人竞选州长失败后，便转而给自己贴上了更让人放心的民主党标签，并被提名为候选人，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看到老人正缓慢地被饿死，成千上万的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发育迟缓。”他把这些情况写进了一本书里：《我，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以及我如何终结贫困》（I；
Governor
of
California
and
How
I
Ended
Poverty，1933），这本书卖了将近100万册，并帮助他筹集到了竞选经费。辛克莱鼓吹征收更高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对闲置土地征税，每月发给60岁以上的穷苦老人50美元的养老金，并建立庞大的合作社网络，以刺激生产、消费和就业。他的竞选口号是：“终结加利福尼亚的贫困”（End
Poverty
in
California），其缩写恰好是EPIC①。当他在初选中一路领先的时候，就再也没人把他的竞选看做是一个笑话了，1934年11月，通过新闻媒体、电影工业和保守派公民最卖劲的努力，他才以微弱差距输给了他的共和党对手弗兰克？梅里亚姆。这场运动很快就土崩瓦解了，身后留下了一些无声的证据——EPIC咖啡馆，“新经济”理发店，以及“人人富足”商店——在那些偏僻的社区里长期幸存了下来。
1934年1月，正当EPIC的呼声依然高涨的时候，也是在加利福尼亚，弗兰西斯？E。
汤森医生组建了周转养老金有限公司，于是，专门为老年人配制的一剂更简单的繁荣万能药就这样产生了。创立者汤森博士是一位瘦骨嶙峋的医生，经过长期斗争才在堪萨斯州安家落户，并在黑丘悬壶行医，最后迁居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成为一名助理卫生官。根据“年轻人为工作，老年人为悠闲”这句口号，他建议：应该从2％的普通交易税收入中每月支付给每个60岁以上、品行良好的失业者200美元，这笔定期生活津贴应该在下一个发放日之前全部花完。快速流通货币的观念——对此表示怀疑的经济学家们称之为“速度神话”——对那些天真的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他们无视统计学家们所提供的数据：要拿出国民收入的将近一半，才能满足汤森代表800～1；000万人所提出的要求。而且，像所有营业税一样，这项税收也会最沉重地落在工薪阶层的身上。
汤森圣战从已经败下阵来的EPIC大军那里获得了兵力的补充，并正向全国各地蔓延，在两年的时间里募集到了将近100万美元，其手法是通过捐赠、纸牌晚会、舞会、大家缝聚会、抽彩募捐和慈善餐会，以及通过给《汤森周刊》（Townsend
Weekly）捐款，这份杂志把家庭小窍门与疝气带和假牙广告混在一起。这场骚动毫无疑问加速了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的通过。第二年，汤森声称有500万成员。有些政治家（两党都有）满怀希望地支持这场运动，但1936年的总统选举却证明：汤森的追随者及其他非正规军所组成的、以国会议员威廉？莱姆基为候选人的联合党并没有太好的表现，满打满算也只得到了90万张选票。罗斯福和大多数新政参与者都反对这一计划，这一事实让那些并无多少信念的追随者们灰心丧气。国会对汤森医生的调查，以及1937年初对他蔑视白宫的定罪，也加速败坏了这场运动的名声，这意味着，一场令人同情的圣战成了煽动和谋利动机的牺牲品。
它的腐烂为加利福尼亚州另一株希望和异端的蘑菇提供了赖以生长的腐殖质。这一次的几个发起人比汤森医生更世俗，本质上是些玩世不恭的家伙，他们有：一个名叫罗伊？欧文斯的专家治国论者，劳伦斯？艾伦和威利斯？艾伦兄弟（他们显然获得了收益的最大份额），以及罗伯特？诺布尔（此人后来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法西斯主义煽动而进了监狱）。这就是所谓的“每周四30美元”计划，该项计划允诺给所有信徒“火腿和鸡蛋”。特别是，它给加利福尼亚州每个50岁以上的失业者一笔养老金，其经费来源于“一美元凭证”的流通，凭证的每个持有人在花掉它之前，必须每周给它贴上一张两美分的印花。它在1938年的州选举中以微弱少数被击败，于是，“火腿和鸡蛋”便开始征集百万签名，要求第二年举行一次特别公民投票，孰料败得更惨。打那以后，这场运动迅速退潮。相比之下，1939年11月被俄亥俄州的选民所否决的一项计划似乎平淡无奇。这项计划是辛辛那提市的前国会议员赫伯特？S。
第六章 寻求保障的时代（3）
毕格罗牧师设计的，它允诺给所有60岁以上的失业者每月50美元，这笔钱的筹集，一是通过更重的州所得税，再就是对价值每英亩2；000美元以上的不动产征收2％的地价税。
有一些政治发言人和电台演说者，把乌托邦的诱饵悬垂于不满之水中晃来晃去，在这些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参议员休伊？朗和查尔斯？E。
库格林神父。朗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一个贫穷的白人家庭，从沿街叫卖专利药品和猪油代用品起家，成了南方最精明的律师之一，以他早年与标准石油公司的斗争而为公众所关注，在担任州长期间，他设法以更好的公路和桥梁、免费教科书和降低电费和电话费，而特别让独立的小农受益。然而，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这个“王鱼”——他从广播喜剧《阿莫斯和安迪》中借来的头衔——建起了一台冷酷无情的政治机器，摧毁了路易丝安那州的民主程序。
休伊？朗信心十足地盼着当总统，其自传的标题《人皆为王》（Every
Man
a
King，1933）——他自称这个标题是从威廉？詹宁斯？布赖恩那里剽窃来的——就重要性而言不亚于它的续篇《我在白宫最初的日子》（My
First
Days
in
the
White
House），后者出版于1935年9月他在新落成的州议会大厦被暗杀之后。他为竞争总统职位所开出的价码，采用了“分享财富”运动的形式，这是一项含糊的计划，旨在重新分配巨大的财富，使得全国每一个“值得帮助的家庭”能有足够的收入以拥有一辆汽车、一套住宅和一台收音机——推测起来，他大概是希望人们通过这玩意儿倾听主人的声音吧。《财富》杂志1935年7月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一提议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尤其是在中西部，在太平洋海岸就更是如此了。在他去世前不久，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搞的一项全国性的民意测验显示，他有可能以第三党候选人的身份获得300或400万张选票。毫无疑问，休伊？朗天花乱坠的口才帮助了“财产税法案”在1935年8月获得通过。事实上，比政治煽动家们抢先一步并把他们的允诺按比例缩减到可行的规模，成了新政的中期战略。
在北方，一个可资比较的救世主是库格林神父，他是密歇根州皇家橡树市的一位天主教牧师，逐步暴露了自己是一个犹太人迫害者和纳粹辩护士。在大萧条之初的那些年，库格林便从电台布道转向了政治，以大声呼喊“要么是罗斯福，要么就破产”来赞美新政。1934年，他组织了“争取社会正义全国联盟”，鼓吹银行和信贷、公用事业和自然资源国有化。1935年1月，他开始严厉批评政府把“它宝贵的注意力转向了外交事务，而我们却依然被国内###所包围”，并指示争取“社会正义全国联盟”自吹的900万成员用反对美国加入国际法庭的抗议把国会给淹没——其结果大概在参议院对这一行动的否决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库格林变得公开嘲笑民主，并在1938年组成了一个反犹组织，唤做“基督教阵线”，该组织蔓延到了很多城市，并且，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对轴心国采取了仁慈的中立立场。库格林与他的纽约同行、《布鲁克林简报》（Br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