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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这种天下观彻底解决，就是在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中国人从天下观进入了世界观，从自以为是天下最发达、最文明、最了不得的国家和民族，到承认是世界上很多国家之一，有长处也有短处，这是靠改革开放。
至少现在没有哪一个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国的天下观形成至少有三千多年了，现在改变过来，这是改革开放一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要讲中国的国民性，我认为这是国民性很大的进步。
中国人的伦理观是农业社会的产物
中国人的伦理观，是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中建立起来的，中国人的伦理观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的。比如孝，现在有人讲弘扬孝总是好的吧，其实孝的本质并不是尊老爱幼，尊老爱幼哪一个民族没有呢？只是尊和爱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孝对农业社会特别重要。像游牧民族、采集民族、航海民族是凭本事吃饭，但农业民族不能比谁种粮产量高，不能凭武力，而是靠周而复始比较简单的重复。民国时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汉朝时没有多少的进步，甚至粮食产量更低，因为人多地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年纪大的人靠什么维持呢？不能靠劳动能力了，那就得靠礼仪制度，通过一种规范保持老年人的地位。中国的伦理，尊老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当时没有社会保障制度，要靠子孙供养，反过来子孙也要依靠家族，所以形成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正因为这样，最早的国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宗族血缘关系上。为了维持这样一套制度，也有一个要求，就是家族要得到繁衍，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后”不包括女儿，只能是儿子。
有一次一个大学生问我，提倡孝有什么不好，我说那明天你老爸老妈给你找一个女孩子，父母之命让你们结婚，明年马上就生孩子，按照孝你必须服从。今天讲孝只能回到尊老爱幼，能回到“以孝治天下”吗？不可能的了。
守节的概念也不是一开始就有，汉朝时妇女还是比较自由的，汉朝皇帝的老婆，一大半的都是“拖油瓶”（编者按：指寡妇带着孩子改嫁），还有不少是再婚。刘秀姐姐的丈夫刚死，她就托刘秀再找一个。当时并不觉得改嫁有什么了不得。为什么后来逐步改变了呢？社会到了一定时候，不再是刺激人口多生，而是要尽量少生，于是就在伦理上造出一整套理论。汉朝已经有人造了这样的理论，但是流行不起来，一旦社会有这个需要，这个理论就上升为普遍化了。到了明清时更加厉害，明清的时候到处造贞节牌坊，树立社会的典型，大家要注意，社会树立的典型往往是社会的稀缺资源。今天一些地方如果到处表彰见义勇为，那可能这个地方乱得不得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4）
分家的问题，也是中国伦理的大问题。几代同堂往往受到赞扬，但是实际上往往很少，因为统治者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征税的。比如商鞅变法就有规定，一个家庭有两个成年男子就必须要分家，独立门户，赶快生育，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一方面统治者拼命表扬四世同堂、多少代不分家等，但另一方面，统治者为了征税等希望都是小家庭。大家庭的伦理一直是作为一个典型，实际上仅仅是维持社会的稳定，社会实际并非如此。
改革开放之后大批的人口离开了农村，将中国最后的宗族观念的基础瓦解、消解了。现在广州城里，有几个是大家庭呢？现在各地修家谱、族谱，什么地方的人最积极呢？老家的，县城某某修谱会等。这种伦理观的维持，是靠原来的体制，把人都束缚在土地上，户口不能迁、人口不能流动，但是如果人口频繁流动了，这种观念就会改变。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的需要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促使很多观念发生了变化。最典型的例子，上海已经连续15年本地户籍人口负增长，已经到了维持人口更替的最低标准，已经达到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适当多生一点。上海市这几年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两胎，取消对不生育子女家庭的奖励等。这主要是社会的变革造成的，现代人主要依靠社会保障，靠子女供养观念基本上消解了，相应的伦理观也就发生了变化。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个观念的比较大变化。
改革开放后敢说“富是光荣的”
第三个观念是义利观。
中国长期以来，财富的来源主要是两个，即所谓的“耕读”。耕就是农业生产，读就是通过科举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这个意思。古代一个家庭被称为“耕读传家”，就不得了。中国古代商人要么非常低调，要么就结交官府，到了清朝时就买一个候补道台做做。很多商人即使赚了钱，也千方百计要让自己的子女回归到儒，培养他们念书，或者想办法买一个官做做。
传统中国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的，这一点大家好像都有误解。中国历代都是“权力所有制”，所有财产都是属于皇帝的，所有的大臣、所有的老百姓，都不过是为皇帝管理资产，皇帝可以随时剥夺。皇帝剥夺财产，是不需要讲什么道理的，只要一道命令就可以。传统中国从来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汉朝时每年财政收入分三份，一份是政府开支，一份用于皇帝家族的开支，还有一份最荒唐，给皇帝造陵墓，做皇帝第一件事是先修墓把老皇帝葬掉，还有给自己修墓。
中国历代所谓的“均贫富”，其实都是“均贫”，富是均不了的，因为富的基础就是权力。要均贫富，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打下来然后分掉，但是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很大的破坏。而且一旦真正掌握了政权，政策马上改变了，如果真的坐了天下，不纳粮，统治者吃什么呢？
改革开放以来，*首先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不是开了这个门，纠正了对财富的观念，能有今天这样的情况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确是带来了不少社会的弊病，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应该肯定，一个政府能够把富民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采取了措施，使它真正地富起来。
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5）
为什么其他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基督教的伦理，原来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新教的伦理就通过对教义新的解释，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富裕，不仅是你自己的事，而且是荣耀上帝的事，这是为上帝增光。通过正当的手段致富，上帝也有面子。同时又告诉你，富了之后，应该做慈善、社会公益等等，所以你们的富是堂堂正正的。
根据新教伦理的解释，富说明你有能力，是上帝眷顾你，你也是在荣耀上帝，只要你信上帝就能富，富是光荣的。而中国在义利观上长期是对立的，你要讲义就不能讲利，富了就是为富不仁。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们说富是光荣的，这话能说吗？多少年来我们灌输的，就是把很多优良的品质和贫穷联系在一起，好像富了就没有优良的品质了，“饱暖思*”之类。
因果报应是中国人的准宗教观
最后还想说一说宗教观。大家都知道，中国历来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除了偶然有一段时间皇帝特别尊崇佛教或道教之外，没有出现过政教合一的情况。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宗教观、信不信宗教？好像都不信，但好像又都信，什么道理呢？
宗教最大的魅力，就是它能够解决很多世俗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解决方法非常简单。为什么说非常简单呢？我们对世俗的观念、伦理或法律，我认同它都要经过一番论证，比如说这条法律为什么对，而宗教不需要这样，宗教信仰是不需要验证的。诺贝尔奖得主信仰上帝的大有人在，有人问科学这么发达，但你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吗？他一句话回答你，上帝不需要验证，上帝就是上帝，这是信仰。有人问太空人，你们到了太空遇到了上帝吗？他的回答是，我在太空的时候更加相信上帝，更需要一个上帝了。
科学再发达，也不能解释所有的现象。前不久我看到一个报道，福建一个人借了人家的钱，他不想还，就赌咒发誓说如果我借了你的钱就被雷劈死，结果他真的当场被雷劈死了。世界上偶然现象太多了，没法用科学来解释，但是宗教就可以解决。一个社会再发达，它会没有突发的困难吗？能没有冤案吗？没有误解吗？再清明的政府、再好的社会保障都是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宗教可以解决。
还有，人的追求，世俗只追求本人，最多涉及到子孙，但是宗教可以有来世。今世有再大的不幸，他知道可以升天、灵魂可以得到超度，下一辈子可以进入一个光明的世界，他就会得到安宁。正因为是这样，全世界所有民族、所有人群，都存在宗教或是准宗教，包括中国。
中国一开始是因为世俗的力量太强了，世俗已经行使了宗教的作用，所以宗教就不发达了。早在春秋时，人们就认为天是通过君主来统治天下的。太阳里有黑子就暗示着君主出现了错误，皇帝就要穿上素净的衣服，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反思自己。如果出现了地震，那是不得了，上天来警告了。如果天文官没有提前预报日食，那是要撤职的，日食表示皇帝被小人影响了。汉光武帝刘秀和严光一起聊天，晚上就睡在一张床上，严光睡着了把腿搁在皇帝的肚皮上，结果天文官第二天就报告，昨夜有“客星犯御坐甚急”。其实这就是政教合一，老百姓长期认为皇帝就是代表天的意志。
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6）
现在也有人认为儒教就是宗教，要恢复儒教的地位。我认为儒教在古代确实具有准宗教的事实，但在中国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是儒学，而是经过长期的发展，儒、道、佛，甚至外来的宗教，逐步促使中国民间形成的一种观念，这个观念最大的特点，简单一句话就是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才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一种准宗教观念。这和儒教一部分的理论是一致的，比如说早期儒教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维系了中国社会长期的稳定。你的命不好，还有来世，今世做好事来世就好了，如果这个人很坏，恶有恶报，来世做牛做马。这样大家就解脱了。
很多人说中国没有宗教，或者不信宗教，我认为这不是事实，但是说是完整的宗教体系，也并非如此。这样的层次其实比宗教低，因为宗教有完整的体系，追求的除了物质之外还有精神，甚至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众生、世界。而中国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的因果报应观念，更多是追求物质或是自身，或是保佑子孙。比如说子女要考大学，到庙里烧香，如果考上了就还愿，如果考不上是不会去还愿的，这是很功利的。台湾的朋友告诉我，如果到庙里许一个愿，成功了就会烧很多香、点很多灯，但是如果不成功，可能会带很多朋友把这个庙砸掉。这就很难上升到理性，更加适合现代的层面。
我说这些和改革开放有什么关系呢？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完全的答案。中国的未来是不是需要宗教，我们能不能避免宗教？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本土的宗教？我注意到*总书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怎么发挥宗教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我刚才说了，再伟大的国家、再高效的政府，都不可能解决社会上的一切问题。一个社会总是有相当一部分人需要宗教，而且通过宗教来解决会使社会成本很低。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找到答案，我觉得比较可行的，政府应该制订宗教法，不是着眼于控制，而是着眼于管理。本土的宗教如果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一般来说比外来的宗教好得多，而且更加适应中国的特色。
不管怎么样，改革开放已经为我们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历来的宗教观念，面向这个事实，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这是我们以前所不可能出现的。
总而言之，我觉得中国人的现代化，除了个人的努力，的确是有群体性的提升。不一定是看整个国民，离开了特殊情况，奢谈国民性是不妥当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群体性的这些问题联系中国的现代化，我想改革开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在天下观、伦理观、义利观和宗教观等方面已经到了前人所没有到达的高度，我想今后的前途是光明的。
现场提问：最后您说到的宗教观，我的疑问是，请问葛教授，您自己的信仰是不是具体的宗教，您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个信仰对于自己工作生活的影响？谢谢。
葛剑雄：到现在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