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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大陆的性教育是不是很保守，我没有经历过，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香港的性教育是保守的。我常开玩笑说，健康教育都是教的生殖教育，精子怎么和卵子结合的过程，教的都是生殖相关的问题。而对日常老百姓，性绝大多数的作用不是跟生殖有关系的，你跟太太要上床，绝对不会说我们来*，我们来繁衍下一代吧。大部分生活里，我们的性都是一种享受、是一种乐趣。如果性教育是完整、健康的，应该要考虑这个元素，就是快乐的元素。我这么说好像很下流，好像在跟中学生说*是很快乐的，要好好享受。但是其实古希腊的教育里也会说性是快乐的，但是要节制，比如说喝酒很快乐，我们也需要节制。如果你的性教育一天没有办法正视这个元素，而且你以享乐为很龌龊很肮脏的东西，要从性教育中排除出去，相反会变得很压抑。这是我对性教育的判断，我觉得这不是性教育，至少不是完整的性教育，是在教大家生孩子和不生孩子而已，是不是导致13亿人口这么庞大的规模，我不知道。
现场提问：梁文道先生的书里曾经说过，“看见性工作者就像看见自己，*有自己的边缘状态，当她们表现跟我们一样的话我们生气了，因为违反了我们正常的观念和正常的行为。”结合您今天的讲座，作为很善良很天真的人，怎么面对很黄很暴力的媒体呢？如果今天您是“*门”的主角，您的照片被发上网络了，你会怎么面对呢？
从“艳照门”看公众人物的定义与责任（6）
梁文道：我觉得没有经过考验的天真和善良，不算真正的天真和善良。一个一辈子被人关在家里的小孩，那种天真不算是天真。天真和善良，是因为你知道世界上各种的邪恶、各种的危险之后，个人道德的坚持，或者个人的选择，而不是在保护下未经考验的状态。你刚才念的文章，也是我最近的感触。香港最近有*被杀，我去一个展览剪彩，就是一群性工作者拍自己日常的生活，一个凤姐拍自己上班的地方，开工的房间，她拍自己的枕头套，然后写注解，说这个枕头套是自己一针一线，自己喜欢的花样。还有小狗，客人来的时候就关在什么地方，没有客人的时候就是小狗陪自己。还有球鞋，在哪里买的、多少钱，自己觉得穿得很舒服。她的生活跟你我是一样的，她的兴趣、爱好，她面对的困难、面对的压力，和我们都是一样的。而这个展览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要告诉观众，性工作者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但是这个信息很让人愤怒，就觉得我们好像是在说性工作者很值得我们尊重一样，这些愤怒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你不能够忍受他们是正常的。
曾经有一位大思想家说过，他来自斯洛文尼亚，在美国时拼命讲好莱坞电影，结果底下的观众愤怒了，我们把你请来你居然一直在讲好莱坞的喜剧，你不关心社会现实吗？他就解释说，他们认为你来自不正常的地方，居然可以跟我们一样享受好莱坞的喜剧，他们很愤怒，他们觉得你不应该讲喜剧，应该讲你们国家的苦难，然后我们帮助你，但是你没有按照既定的演出你的角色，所以你太混蛋了。
如果你是第二个意义上的公众人物，比如说像我这种人，被揭发这种事情，如果还想混的话，当然要赶快出来承认了。这是我以前学过、教过人家怎么处理公关危机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结了婚，被人拍到从酒店里跟一个女孩出来，很明显是刚刚开完房，他自己开着车扬长而去，剩下那个女孩子留在那里跟记者应对。这是很糟糕的公关方法，以我的见解，这位朋友应该走出来，请女孩子自己开车离开，如果不会开车就打车，然后主动跟记者说，你不要拍女孩子，责任在我，她不是大家认识的，我才是大家认识的。如果这样处理的话，第二天媒体出来，其实媒体还是照拍，但是起码不会那么负面。我个人认为，任何公众人物遇到任何的事情，所谓丑闻被揭发，首先就是彻底承认，不要否认，任何的否认和隐瞒在今天的媒体都是不一样的，今天承认一点明天又承认一点，挤牙膏肯定是不行的。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我会立刻承认，但是我不会道歉，因为我不觉得这是需要道歉的事，按照我刚才的分析，我不认为陈冠希有错误，为什么要道歉。
现场提问：现在那么多人都在道德声讨，主流价值观在声讨，怎么没有人谴责侵入陈冠希硬盘然后进行编辑、上传到网络上的奇拿或者一个团伙呢？
梁文道：其实不是没有，也是有很多批评和谴责的，但是我必须要承认，这的确不是社会主流的意见。香港主流的报刊，或者是网站上大家发表的言论和情绪，大部分对奇拿的态度相对来说是宽容，甚至是鼓舞、欣赏，在这个事件中甚至是有一点劫富济贫的人。对他的宽容，就在于我们对整件事的理解出了问题，我们判定这批人就是*的，我们判定他拍照是错误的，我们判定他有这样私下的生活是对不起大家，我们先有了一连串的假定，而我们这些假定，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没有严密的检讨和推论的过程。接下来媒体做的所有的事，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运作的，你就不会觉得奇拿是犯罪或者犯法的人，不会怀疑他的动机和意图，再发展下来，当然就包括了在网络世界里。我们刚才也说了，在网络世界里散播一个东西是属于大家的东西了，就等于现在BT种子，让大家可以去下载某一个东西，我们平常会不会觉得这些人很可恶呢？不会，我们很感激。我觉得网络世界我们对奇拿的态度也是一样的，我们不会仇恨他，就正如我们不会仇恨一个人上传了一个大家很想看的电视剧，我们为什么要仇恨他？我们很感激他，而且奇拿提供的这个片子，让大家觉得比其他所有的电视剧都好看，所以不会责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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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与贫民权利——近代各国都市下层社区变迁史（1）
主讲：秦晖
时间：2008年4月12日
人物简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80年代初秦晖主要研究农民史（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80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90年代开始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
都市化过程中出现大量城市新移民，如何让他们在城市住下来，最终融入城市？在*时代，或者允许贫民“自由”解决住房而容忍“贫民窟”，或者以福利国家方式消除贫民窟，成为两种基本选择，而普遍趋势是自由与福利兼有，尽管这些做法各有利弊，但今天的共识是：既不给自由也不给福利的做法已为人道的底线所不容。
上亿农民工进城，却没有出现“贫民窟”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高潮。最近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言论，一亿四千万农民工进城，却没有出现“贫民窟”，创造了举世唯一的“奇迹”。可是接下来我觉得他就应该解释，这些人没有住在贫民窟，那住在哪呢？所有讲奇迹的人都回避了这个问题。
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他们是不是在城市买了商品房呢？估计很少。是不是住进了国家提供的福利房呢？好像也没听说过。是不是他们自己盖了一些什么棚户呢？好像也没有。那他们到底去了哪里，是上了天还是入了地？
为什么我们对贫民窟这么敏感呢？据说是因为我们曾经有一种理论，说贫民窟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罪恶，是资本主义时代造成两极分化，少数人变富，大多数人沦落到贫民窟去了。现在人们说贫民窟，已经很少再说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了，因为这些国家的贫民区，至少在建筑景观上都是很漂亮的。棚户式的贫民窟，大概只能在发展中国家看到了，于是这些人就说，你看印度的贫民窟多糟糕、拉美的贫民窟多糟糕，而且说这些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恶果。
我觉得像这些混淆是非问题，有必要来研究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资本主义的真问题是拆毁“贫民窟”
某些人关于资本主义造成贫民窟的理论，在19世纪恰恰是*主义者曾经严厉批评过的。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说道：穷人“一般总是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这“不是现代（指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它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遭受的一种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阶级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几乎是同等地伤害到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
换言之，“贫民窟”并非*、恩格斯们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而“现代”真正特殊的问题是：城市主城区穷人“本来就很恶劣的居住条件”也无法维持了。恩格斯说了，在资本主义之前，穷人哪怕住得差一些，还能住得下去，但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就麻烦了。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城市主城区的地价飞快飙升，于是很多人盯住了这一块地皮，认为在这一块地皮上盖低档的住房很不合算，千方百计要把城市中心区的穷人赶走，然后盖一系列豪华的建筑，把城市搞得很漂亮。这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真正问题。
法国的奥斯曼“大拆迁”
在没有迁徙自由的中世纪，巴黎是没有“贫民窟”的。法国大革命后国民有了迁徙自由，迁入巴黎的“进城农民”大增。尤其是复辟时期、七月王朝与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工业化加快，城市也加速扩张。1800－1860年间，巴黎人口从58万增至170万，即三倍于前。贫寒的新移民见缝插针，在昔日的峨峨“皇都”里“私搭乱建”，加上适应贫寒租户需求的廉租私房大量出现。于是在市内的西、北、东三面都出现了“贫民窟”。这些街区不仅不“雅观”，而且使与之为邻的达官贵人感到不舒服。加之自大革命起在“*裤汉”的抗争遗风之下，贫民区被视为“起义”的渊薮。尽管激进思想并非发源于贫民区，但在某些人看来，从1789到1848年，“捣乱者”每隔若干年就在那里竖起街垒路障，而狭窄的街巷使*者的大炮难以到达。所以，统治者对这些“贫民窟”深感头疼。但在革命后“民权”的保护下他们无可奈何。 。。
城市化与贫民权利——近代各国都市下层社区变迁史（2）
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1852年拿破仑三世颠覆共和、恢复帝制后，政治出现专制化趋势，民权被严重削弱。在此背景下皇帝实行“警长治城”，于1853年将其心腹、巴黎警察局长奥斯曼伯爵升为塞纳省省长和巴黎市长，授命他清理贫民区。
奥斯曼权势巨大，他动用国家权力强制性地成片拆迁，据说他“将直尺按在城市地图上，穿过中世纪巴黎拥挤狭窄的街道画出条条直线，创造出了新的城市形式。他推翻一切挡道的东西，让路给林阴大道”。17年内，城市中43％的房屋被强制拆除，“有效地清理了贫民区”。
在此期间，第二帝国通过提高税收投入了巨资，为打造奥斯曼的“新巴黎”花了25亿法郎，而这个时期国家每年财政总支出不过14亿－23亿法郎。奥斯曼以其对民权的蔑视而被称为“凯旋了的万代主义”。
奥斯曼不仅手段强硬，而且生财有道，他使用政府的暴力帮助开发商赶走贫民，规定开发商建造的豪华“新巴黎”房产由投资者特许经营，并以政府的垄断权力保证他们能在短期内收回投资并得到足以诱人的利润，但特许期满后房产必须归政府所有。于是政商合作发财，帝国基建－财政部门的不少官员借之也大捞一把。而被驱赶的穷人所得补偿很少，奥斯曼的改造对他们完全是一场灾难。
奥斯曼之后的“自由拆迁时代”
不过，奥斯曼现象不仅是在其他*国家中很少见到，即使在法国，也就是那20年的一个特殊现象。奥斯曼以后，巴黎的城市改造仍然在进行，但是它的原则以及相应造成的城市风貌，就和奥斯曼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共和*时期，城市改造基本上遵循两条原则：自由交易为主的商业性拆迁和*决策的公益拆迁。
所谓*决策，是指如果一个项目是公益性质的，那么首先要通过*程序来确定，要经过议会的讨论、社会上的反复论证，最终形成一个共识，建还是不建。如果建，那么第二个程序就是自由交易的尝试，尽管是公益项目，能够做自由交易也要尽量做自由交易。如果在第二个程序遇到问题，有人漫天要价，怎么办？第三个程序就是由中立的资产评估机构来进行财产评估。第四个程序，如果这个评估的价格，拆迁户仍然不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