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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程序，如果这个评估的价格，拆迁户仍然不能接受，仍然是漫天叫价，那怎么办呢？那么就要有替代方案的论证，另外换一个地方行不行，是不是可以有替代的选择。如果替代方案论证也认为不行，公益需要这个地方，那么在走完这些程序以后，可以实行国家最终定价，按照公平、合理的价格来给予拆迁补偿。这个过程应该说是相当复杂的，因为这个过程不是那一个领导一拍脑瓜就能够做得出来的。
奥斯曼以后的城市拆迁和改造更加重视贫民的权利。一方面，政府不能强行驱赶他们，另外一个方面，反而有越来越多的责任要为穷人提供服务。这是*国家的两个发展趋势，权力越来越受限制，责任越来越可问责，也就是说，政府想做就能做的事越来越少，政府不想做也得做的事越来越多。政府不想做也得做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帮助穷人，而不是驱赶穷人。这就涉及到贫民区、简陋住房的改造问题。
隔离型贫民窟：约翰内斯堡－索韦托
南非的一些城市比如约翰内斯堡在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前是很漂亮、很安静、很整洁、治安也很好，但前提是不准黑人进来。可是，白人又需要黑人给他们打工，怎么办呢？南非白人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在城郊划一大片地方，让黑人自己在那里盖房，而不给他们提供福利房，这就是索韦托贫民窟的来历。到1980年，索韦托已经发展到160万人口，比约翰内斯堡主城区的人口还要多。这两个地方紧挨着，但却是天壤之别，如果说约翰内斯堡是天堂，那索韦托就是地狱。
城市化与贫民权利——近代各国都市下层社区变迁史（3）
索韦托不但建筑的房子比较简陋，而且犯罪率很高，比纽约还要高11倍。而且，索韦托也是一个革命摇篮，南非几乎所有的黑人反抗组织都在这个地方活动，包括非国大，曼德拉本人也在这个地方生活过。
索韦托可以说是黑人的伤心地，但在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以后，情况发生很大的改变。今天我们看到索韦托不再是地狱，而约翰内斯堡也不再是天堂，黑人开始大量的移居约翰内斯堡，开始盖起一些不是太漂亮的房子，城市也就出现了脏乱差了，更加重要的是，南非隔离种族制度废除以后的这几年，约翰内斯堡的治安状况可以说是每况愈下。
虽然现在很多人对于南非的现状不满，但在索韦托也可以看到很乐观的景象。因为索韦托的房子虽然还是不怎么样，但是比上世纪60年代好很多了，而且索韦托的公共设施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索韦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地有一个据说是非洲最大的公共汽车站，每到圣诞节（相当于我们的春节），就会出现大量的人涌到这个公共汽车站坐车回家过年。不过，南非的这种景观和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那些回家过年的人，基本上是外籍劳工。因为南非是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很多*的其他国家的黑人都来南非打工，南非的跨国劳工很多。而南非本国的黑人劳工，一般来讲都是全家住在一起，尽管索韦托的条件不是很好，但至少他们是可以在那里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也不存在回家过年的问题。
尽管现在的约翰内斯堡变得比以前脏乱差了，治安也比以前糟糕了，但是人们普遍还是认为今天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在约翰内斯堡的市中心有一个曼德拉广场，也就是纪念种族隔离制度废除给他们带来的进步。当然，南非现在面临的问题也还是很多，但南非人绝不会用恢复种族隔离的办法来解决这种问题。
今日第三世界都市的贫民窟
（1）印度的贫民窟问题
在殖民时代，由于英国人的“城管”相对较严，尽管当时的农民远比现在更贫困，印度大城市中的贫民窟却并不多。独立后印度实行*制度，对穷人迁徙限制放宽，大城市不可能“贫民与狗不得入内”，于是农民进城的过程加速。
同时，1990年代以前印度“政治学英国，经济学苏联”，政治上不仅搞*而且承认公民迁徙自由权利，经济上却实行“马哈拉诺比斯社会主义”，被前苏联定义为“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这种体制虽然也号称*社会主义，然而却不是学瑞典搞福利国家、二次分配，而是学前苏联以国家财政投资搞了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实行“计划经济”，这样一来，用于社会保障的钱便严重不足。名义上尽管国家对公民的教育与卫生承担责任，但实际上除了左派执政的一些邦外，那时印度多数邦中的乡村公立医疗与教育网点量少、质差、经费缺，而大城市里对穷人的保障就要好些，虽没有发达国家那种住房福利，教育、卫生条件还是远比农村强。在迁徙自由状态下，这更加速了乡村中最穷的那部分居民迁入城市。
而另一方面，这种“社会主义”的国家垄断也导致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不足，难以做到充分就业，进城人口中相当一部分难以脱贫。尽管他们并不比进城以前更穷，但在现代化大城市中，他们的棚户区的确触目惊心。这些因素的综合，便使得印度在独立后的几十年内都市贫民窟大为扩张。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城市化与贫民权利——近代各国都市下层社区变迁史（4）
不仅贫民窟在独立后比英国管制时大大扩展，左派执政下也比非左派执政下更为扩展。
西孟加拉邦自1967年起至今的40年绝大多数时间是印度左派（有人说还是极左派，即比印度共产党更左的印共（马））执政，是印度“左派三邦（西孟加拉、喀拉拉与特里普拉）”中左派连续执政时间最长、也最左的一个。但就在这左派执政的30多年间，该邦首府、印度第二大城市加尔各答的贫民窟人口增加四倍，占全市人口的比重也明显增加，超过了许多“右派”执政的邦。这当然不是因为左派更喜欢“贫民窟”，而只是因为他们作为左派更不能对穷人动粗！
（2）拉美贫民窟现象：开发商给穷人让路
中国人到拉美，往往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不可思议的，比如在拉美就经常看到一些靠近市中心的地方，都是大片大片的贫民窟，而房地产商往往在一些开发条件很差的地方，比如50多度的陡坡，搞商品房开发。于是中国人很惊奇，这么好的地方你们怎么不圈呢？如果问拉美的开发商，他们就会瞪眼睛，你们真是有本事啊，能够把他们搞走？
其实，拉美的城市周围也有圈地运动，可这不是政府圈老百姓的地，而是老百姓在圈政府的地：一帮进城农民，进城后要找地方盖房子，于是找一个政府公地拉起一道铁丝网，自己盖起了房子，政府说这是违章建筑，但整个社会的舆论都是支持他们的，折腾了半天，政府也就说，算了算了。比如BOSCO合作社区就是这样的， 百姓征了官家的地。
老实说，我觉得拉美的贫民窟有一点比美国好，那就是他们的组织性要比美国强，他们往往有的是从农村整村地往城里迁，保持了农村里原有的人际关系，社交活动也比较多，像我看到的BOSCO，他们就组织起来自己盖了一些房子，BOSCO盖的一些房子看上去灰头土脸，不是什么豪宅，都是二居室的，很简陋，里面也没有什么好家具，可以说近乎家徒四壁，他们是穷人，而且进城的年限不过是五年十年，基本上是来自山区的印第安人。但是这些人，这些房子最大的好处就是特别便宜，为什么便宜呢？土地是圈来的，也没有开发商的利润，基本上是自己合作盖房，钱就是建筑材料，据说这一套房子才花2000多美元，基本上就是建筑材料了。
*福利国家的贫民区改造
在奥斯曼时代，巴黎虽然大拆大建，建了很多豪华建筑，但基本上没给穷人盖什么房子。但到了*共和时期，这种现象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从二战前到战后，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法国先是在巴黎周边贫民区比较集中的地方，比如伊夫里、苏瓦希、楠泰尔等地，建立了以高层廉租为特征的第二代福利房。这种福利房引起了很多的批评，尤其是来自左派的批评，他们认为给穷人盖的房子还是不够好，建筑密度太高、绿地太少、居住太拥挤，人们在里面缺少自尊心。在这种批评的情况下，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法国开始大量兴建所谓第三代福利房，也就是以低楼层、低建筑密度，绿地和公共设施配套齐全的街区为主。
那么，什么是福利房呢？福利房有两个特征，第一是由政府的房政部门面向全社会盖的，而不是像我国那种各单位给自己内部人盖的。第二就是它的分配标准，唯一的分配条件就是贫困（低收入）。西方国家形形色色，有左派掌权的福利国家，有右派掌权的自由放任国家，福利房覆盖面也有很大的差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福利都是从最穷的人开始覆盖的，从来不是从最富的人开始覆盖的。
城市化与贫民权利——近代各国都市下层社区变迁史（5）
中国的“负福利”住房制度
由政府房政部门兴建，以贫困（低收入）为唯一分配条件。此种制度在西方普遍，在剧变前一些东欧国家也有。但我们从未有过。国共鼎革初，政府曾把一些没收房交由房政部门安置社会贫民，但从未新建此种住房。此后房政经费维修旧房且远不足。国家的住房建设资金都拨给“单位”，按“负福利”原则实行“单位分配制”，有特权的“好单位”收入高房子更好，无特权的“差单位”收入低住房差（往往无房）。在单位内部同样按“负福利”原则：官大工资高，“住房待遇”更高；官小工资低，“住房待遇”更低。而最穷的农民和“无单位者”不仅完全没有分房资格，自己盖个“窟”也被指为“私搭乱建”而要被惩处，处于典型的“无福利也无自由”状态。
后来我们搞住房改革“取消福利房”，其实是把过去的“特权房”予以变现、赎买。真正的“福利房”制度，我们过去从未有过，现在也不是“取消”的问题，而是要新建一套前所未有的福利房制度。
中国的“集体工棚”问题
中国其实也有“贫民窟”，但更多的“进城农民”无疑还是住在工棚里。中印工业化进程都导致大量农民进城，但不同的是：印度农民往往卖掉土地，举家进城后占地搭建简易住房，形成为人诟病的“贫民窟”。但是这些新移民相对易于在城市建立家庭生活，同时形成社会保障压力。而中国农民没有地权，不可能卖地，但可能被“征地”而赤手空拳流入城市。他们不能在城市占地，政府不许建立简易住房，又租不起更买不起常规住房，造成大量成家的新移民只能在城过集体生活，形成表面上比贫民窟好看的集体宿舍（工棚），并把家庭留在农村，而且自己也不可能扎根于城市，通常在“出卖青春”之后便回乡度过余生。
中国因此表面上避免了贫民窟问题。但是，集体工棚与贫民窟对于农民工而言哪个痛苦更小姑且不论。但前者的“优越性”在于：城市不但因此更好看，而且可以把养老和社会保障负担留给农村，农民工工资中不包括这些部分，因此劳动力价格可以更低。
其实，中国真正的“奇迹”并不是没有贫民窟，如果说这是一个“奇迹”，也不是中国唯一的，巴黎在奥斯曼时代就已经做到了，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也做到了。但是，中国现在真正的“奇迹”是什么呢？真正的“奇迹”是一方面城里有数亿农民工住在工棚里，另外一个方面，农村出现数亿的留守人口，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这一种现象造成的问题，还不光是过年回家交通的问题，这个问题太小太小，如果今年不是雪灾，也不会闹到这么严重，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是这些人35岁之前没有家庭生活，35岁之后没有社会保障，这样的现象如果持续下去，会比贫民窟引起的问题严重得多。
不要让中国农民再做“两栖人”
我记得重庆有个官员说过，重庆“永远不会有贫民窟”，原因是中国农民习惯做“两栖人”，不像你们印度人喜欢全家进城。恰恰就在这个城市，2007年3月重庆市沙坪坝区有关部门进行的专项调查中，有5％的男性民工坦承自己找过“小姐”。调查还显示，已婚夫妻打工而两地分居，长期没有性生活时，24％的男性、33％的女性“整夜睡不着”。39％的男性、55％的女性民工通过“给家里打电话”来度过漫漫长夜。调查报告指出“这说明，性压抑已经成了民工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35岁前没有家庭生活，35岁后没有社会保障”长远下去会怎样？别的社会问题且不论，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