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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年，每次台湾重大的选举我都在现场，我不仅到一个偏远的小渔村看一个简单投票站里所有渔民的投票行为，我也到都市观察七八十岁老头老太的投票行为，也看到了几次领导人选举的过程中跌宕起伏。
尽管台湾社会转型期的诸多不稳定现象无法获得克服，民粹政治的滥觞以及族群意识、统独意识依然在中南部左右着民众参与政治的情绪，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成熟度。我有一个深刻的印象，红衫军运动时我在现场，第一天9月9日下大雨，我穿着单薄的雨衣，连*、袜子都湿透了，但是在大雨滂沱下没有人做出丧失理智的行为，都在雨中做着同样的手势、呼喊同样的口号，没有发生当年2？28那样的烧杀抢掠。这是告别威权之后的政治能量释放，释放得如此空前，但又是那么有秩序。
大时代的中国软实力——兼谈香港、台湾元素的不可或缺（4）
两岸关系未来的格局
两岸关系未来的格局，是秉承了上世纪80年代*说过的，你吃不掉我，我也吃不掉你，秉承了*在90年代说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尽管还有极少数的台湾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是多数的台湾民众不会完全隔绝中华民族的血脉。台湾中南部是民进党大本营，你会很惊讶地发现，中国人的文化传承，在那一块土地上是从来没有被割裂过的，保留非常完整。我手里有一张碟片，是民进党的一个常委投了200万新台币搞出来的，用闽南话读四书五经。
两岸既然要和平发展，软实力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一定会更加频密，未来文化意识形态，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了一个新的角度。两岸尽管在政治上曾经有完全的隔绝，但是两岸新的整合其实已经开始，很多史料已经证明，即便是在政治上完全隔绝时两岸还是有互动，还是有默契，这个默契就是一个中国的认定。
从发展趋势来看，两岸逐渐走向“建立互信，求同存异，搁置争议，共创双赢”是可以预见的方向。目前台湾对大陆经济的依存度是33％以上，长三角、珠三角完整的产业链大多数是由台资企业构成。当一个分裂的板块，经济对母体的依存度如此密切，而且还在增长过程中，是独立不了的。文化就更不用说了，即便是*执政过程中，两岸的文化交流、体育交流都没有完全隔绝，人民之间的往来就更多了。1979年有45名台商从泰国转飞香港，跑到广州参加广交会，所有的名单都被台湾的警备司令部掌握，回去之后每一个人都被叫去问话。按照当时台湾的法律，是要判刑的，但问完话就全放走了，这是一个迹象。这之后，一直到今天，每年台湾同胞到大陆来是1000万以上人次，两地通婚已经达到了数十万对。我今年在高雄县做一个采访，遇到一个女服务员，是广西人，嫁到台湾12年，她对我的第一句话是：“杨先生，我在这里呆了12年，已经拿到身份证了。”紧接着第二句，“我可以投票了。”第三句话是：“我要投马英九。”
两岸关系很长时间像是下象棋，你吃掉我或我吃掉你，而现在应该告别零合，不是下象棋而是下跳棋，跳棋是非零和，胜者可以全部过海，但败者也只是落后几子而已，跳盘不伤对方，原则上没有明显的界限，只要有依托就可以不断地跳到目的地，两个人可以下跳棋，三个人也可以下跳棋。
香港、台湾元素的不可或缺
近现代史上的中国人在不同的地域和政治板块，为了追求平等、公正、自由和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法治社会，*进程和社会公益都有程度不同的努力探索的实践，他们都属于中国最宝贵的精神财产，他们都是中国软实力的主要构成。我相信把香港和台湾纳入到我们软实力的内涵，我们对国际社会有更多的说服力。因为有了香港和台湾，历史的变迁就变得越来越丰富和精彩。
香港和台湾维持法治、探索*的经验教训，是中国软实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母体与两个子体之间开始呈现的整合态势不可逆转，彼此之间的互利互补优势开始呈现。中国软实力的传播不可以忽略或者忽视香港与台湾元素的存在，我们对传统文明的敬畏与回归，法治社会的建设和维系，中国人政治*化道路上的探索与尝试，这样的软实力在传播过程中，获得的正面效益可以想象。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大时代的中国软实力——兼谈香港、台湾元素的不可或缺（5）
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成长经历中得到不同的感受，尽管在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问题还很多，尽管我是一个50岁的“愤青”，但是我对中国的未来有足够的理由和耐心给予憧憬和期待，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中国明天会更好！
现场提问：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后的最近这一段时间，现在各大媒体在宣传中国可以作为这次金融危机的救星，您觉得中国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最近欧洲、美洲、亚洲的股市暴跌，如何通过这次金融危机，让中国在未来世界金融体系中有更多的话语权？
杨锦麟：我没有办法直接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现象，华尔街风暴之后，日本金融机构开始出击，抄底华尔街，进展非常顺利。国际上很多舆论也认为中国是最后一个国际贷款人，就把中国当作提款机。当小布什总统全家人扇着扇子来看中国奥运会的开幕式是有求而来，因为知道这事大了。日本经过十几年金融体系的盘整，保持实力、恢复元气，信心十足地进军华尔街，因为日本金融体系的完备性经验让他们有信心去做新的尝试，为什么中国没有去？中国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本身的金融管理体制是脆弱的，我们这方面的人才配备是不足的，我们自己的金融体系漏洞百出，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拥有8000亿的美国国债，它到底是一种正确的抉择还是错误的选择，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出评价，所以我想在这些方面我们是有差距的。有钱不一定是万能的，有钱不一定就是真正意义的大佬，我们在这些方面交了不少的学费。至于说股市的问题，有人也在问我什么时候见底，我想翟志刚已经说过了，“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现场提问：我是《有报天天读》忠实听众，是否可以把内容更加精简一些、压缩一些，语速更加慢一些，观众也可以听的更加清楚一些。希望杨先生这个节目一直办下去，长命百岁。
杨锦麟：如果没有担心插播“不定项广告”，我可能会说慢一些，我想在插播“广告”之前赶紧说完。我希望这个节目很快就没有受众，因为如果中国更加开放了，朋友们也就不需要这个节目了。我期待这个节目不要办得太长，所以你说要办一百年很难，一百年我们就没有戏了。
现场提问：杨先生您好，您到香港、大陆、台湾走的比较多，对两岸四地人民幸福指数、幸福程度谈一些您的看法。幸福不光是生理、心理、精神上的，您觉得能够代表人类现代文明的东西是什么？谢谢。
杨锦麟：代表人类文明的最大标准，肯定不是“*”。不能给我们有吃的、有小康，就是幸福了，按照*主义的理论来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势必诱发新的矛盾，如果不顺应历史潮流，就会被历史潮流抛弃。如果只是安于享乐，而不愿意为这个民族的前途命运分担，对于积重难返的弊端不进行改变，我们还能走多久？前苏联共产党的崩溃，以及中国国民党的两次失去政权，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绝对是睡觉不敢打呼噜，*总书记不断强调居安思危、忧患意识。我们不能只像猪坚强一样活着，因为我们有更多的需求。
两岸四地的幸福指数有不同的标准，香港人的奋发、努力、求新、求变，调整的能力很强，在工作的状态中获得最大的个人价值认同和满足，这也是一种满足，因为每一个地方人的个性都是受到压抑的。我们现在的社会变化太快，30年前有一勺猪肉就非常幸福，肥猪肉吃到肚子里幸福感很强，但是现在我们不是这样了，很难定出一个标准，生活在一个政治气候比较压抑之下的环境，至少肯定是不幸福的，但是幸福是什么，我没有标准，我们一起来探讨。
现场提问：现在有些信息在网上被屏蔽了，您觉得中国现在舆论自由是前进还是在倒退呢？
杨锦麟：和30年前相比是进步了，进步得有一些时候让我们吃惊。我昨天在云南和一个在青海劳改农场长大的孩子聊天，他不是劳改犯，他说他们那里关着劳改犯，有一个是偷了生产队半个南瓜，被判了八年半。你说的情况，跟30年前拆鱼骨天线差不多，放在一个历史长河中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民智已开是改革开放30年最重要的成果，如果不顺应民意和民心，任何一个消极的东西都没有办法达到主观的目的和要求。我想这些东西都不足以惧，因为是暂时的。网络时代虽然有“五毛党”，但是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只是消极的刹车板。老刹车，刹车板也会磨损，我坚信这些现象只是瞬间的过程，只是短暂的，我们的执政党一定会正视这个问题。谢谢。
发展民主，推动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1）
主讲：王则楚
时间：2008年3月29日
人物简介：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曾任民盟广东省委员会专职副主委，民盟中央委员，省政协委员、常委，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参政多年的王则楚享有“诤言者”、“明星委员”、“倔老头”的绰号，曾连续6年提案，最终促成政府取消广州洛溪大桥收费。 *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十七大报告有很多亮点，其中很著名的一个论断就是：“*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不能只看到GDP的增长，我们还必须要看到民众*意识的觉醒。正因为这样，我们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一直是由*来推动进行的。今天我们来回想改革开放的过程，很多人认为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是有所滞后的，可是我们要看到，改革开放是伴随着，而且必须是伴随着解放思想和*制度不断完善，才能够进行的。
看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就是安徽小岗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件事发生在安徽凤阳县，当时有人问我，这么大的变化怎么来的？我只是简单跟他说了一句，小岗村的变化，在当时只能讲是从“泥墙草顶的房子”变成了“砖脚泥墙草顶瓦边的房子”。“包产到户”这件事，安徽省委在1960年就开始搞了，但是紧接着就被批判，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广州，1961、1962、1963年这三年，那时高中毕业生如果考不上大学也有下乡的，后来在“*”中他们要把户口转回来，称为“6123部队”。那时香港正在大发展，需要劳动力，我的很多同学都是那时“笃卒”去到香港，当时还因此发生了著名的“东站事件”，连副市长的车子也被推翻，人们在火车站拥着要到香港去。为什么？其实就是要开放。改革开放后，我们承认了这个事，所以我们就办了特区，可以跟香港自由来往，慢慢就推动了这件事。
还有，我们现在跟香港的一线关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呢？是1953年。1953年之前我们去香港都是自由来往的。所以说，没有*，没有大家自由表达意见的渠道，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有我们这30年的成就。
刚才所说到的，我们的特区建设，我们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的呢？民众早就有了这种要求，但是，只有我们解放思想，把一些禁锢我们的东西打开了，民众的要求才能够取得合法的地位，才能够把这个事情正式做起来。
公民政治参与，是监督限制政府的前提
目前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滞后的主要是两点：一个是在公权和私权的权力界限上，公权力过多侵犯私权力；二是在权利的诉求上，公利和私利也不平等。现在我国提供公共服务这一块效率低下，而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两者之间，一个需求很强烈，一个供应很不足，矛盾非常大。所以老百姓经常“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因此，我们要关注民生、注重公共政策的参与，这是当前发展社会主义*的要求，也是当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最迫切的路径要求，应当沿着这样的路径扩大公众的有序政治参与，扩大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是在消除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