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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破除中国大学的官本位逻辑，必须回归到大学的逻辑，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提高教授的水准，而这正是我们改革的目的。相信北大的这次改革对冲破官本位是非常有益的。
比如说，不直接从本院系招聘应届毕业生当教员，就会对官本位产生很大的冲击。在现在的体制下，导师的官越大，学生留校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最容易招到学生的一定是有官位的人，而不是学术水平最高的普通教授。这样，就激励教授当官。在新的体制下，比如说，当有10个外校的博士竞争一个本校职位的时候，学术标准，而不是导师的行政职务，就会成为学校聘任的主要标准，一个人要找到好学校，就要有真才实学，就要跟真正有水平的教授，而不是当官的教授。这就会大大降低教授当官的积极性。
4。4 内生的学术标准：扭曲与归正
内生的学术标准：扭曲与归正
赵晓：也就是说，要提高专业水平，并且建立起学术自由风气，首先要建立学术界自己的专业标准，提高学者自身水平。
张维迎：改革的过程也就是学术标准的建立过程，因为学术标准是内生的。
学者的学术水平不高，就不会有什么像样的专业标准。学术标准一定是高水平的伟大的学者建立起来的，在街上随便找个人来建立学术标准是不可能的。但要是大学中低水平的人多了，那大家就没有办法在学术上比高低，只有靠行政序列来分胜负，因为那毕竟还是一个序列。
我们中国的人文科学可以说普遍存在这个问题，社会科学也很严重，没有办法进行比较，自己拿不出学术规范，所以只能挂靠行政评比。什么国家级科技奖，省部级科技奖，其实都是官本位的变态表现，也是学术水平不足的反映。
评价学术成就和评价普通产品是不一样的。一个市场上产品的评价最终是消费者来评价。你不能让几个电视机厂家凑到一起评谁的电视机最好，这没有意义。但是学术的标准、学者的标准要学者自己评价，即同行评议。
为什么是同行评议？是因为知识产品的特殊性。教授们在大学里产生的知识和思想尽管对人类长期发展很重要，但在短期不一定看出效果来。许多学术研究当初并没有看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后来发现价值很大。类似这样的研究在市场上是没有办法显示出价值的，只有同行才有可能作出评判。我们也不能指望让学生去评价老师是不是优秀的教授，学生最多只能评价老师是不是一个讲课优秀的老师，没有办法评价优秀的研究型教授，因为学生的知识也有限，他本身还在学习，所以由同行来评价才是最优的选择。如果整个这个专业有100个教授，就由这100个教授说谁是最好的，才有意义。
那么这时候问题就在于如何设计一个制度，让这100个教授有积极性说真话，真正评出大家都认同的最好的学术研究来？由此就引出学者的学术规范、学术训练问题来，这些问题对于学术评价非常重要，当然刚才讲的学术自由也很重要。
从学术的行政管理角度来讲，最重要的是尽量做到程序公正，以此保证最终评价的公正，但没有办法提出具体的要求，好比规定发表几篇文章就够教授等等，这只能由教授们自己去评价。
程序公正，是为了防止内部人操纵，因为难免存在裙带关系或情面的问题。所以全世界学术评价还有一个重要规范就是引入外部人评价。说你是一个优秀的教授，不能由系里的几个教授说了算。因为学术的标准是统一的，我们要看外部的教授是怎么说你，所以引入外部评价机制非常重要。这也是北大改革方案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改革到位后，今后谁能当北大教授，不是北大教授说了算，还要听外部同行怎么说。
龙希成：这个“外部”包括北大校外甚至国外，是不是？
张维迎：都包括。在我看来，有条件的院系应该扩大范围，多邀请一些国外的教授来评价。我再三强调，学术标准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跟做企业还不一样，做企业就是我这企业有自己的文化，而学术一定是有共性的。你自认为是一个好的教授，结果国内外同行都不认你，那肯定不行。但是在中国，由于这么多年破坏了学术规范，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几乎完全谈不上学术规范。有人建议说中国要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院士，我看实在是不好选，因为没有一个规范、没有一个标准，你怎么选？不是说大家吵吵嚷嚷，提出一个口号就能建立的，只能是通过不断提高教师的水准，不断引进外部评价机制才有可能建立。
有人可能不相信，认为选择好某些“科学”的指标就可以了，其实任何硬性指标规定都会导致扭曲。试想，作为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他本身的学术水平就不高，他怎么来评高水平？还有人经常自称某某研究填补了国家空白，有什么重大创造等等。他自己能评价这个吗？不能！所以学术标准是内生的，我们只能保证程序上做到公开、透明，引入外部竞争，来保证尽量做到一个好的学术标准的树立。但不要期待一天就做到建立硬性的学术标准。
另外，每个学科的学术标准都不一样。比如说，有的理工科教授发表的文章特别多，他任何一个小实验都可以写一个文章去发表。在美国，一个高产教授一年在SCI上的文章可能有几十篇，他带领一大帮人去做这个研究。但是，文科显然不可能。那么，到底几篇文章够教授，什么样的杂志为够水平的杂志，你肯定不能硬性规定，只能靠本学科自己来定。
北大的改革目标之一，就是希望以后按照学术贡献和学术水平来评教授而不是按照发表的论文数量来评。所规定的标准只是抽象的，如你必须在本领域达到最优秀的层次，并没有规定你发表几篇论文。但接下来各个院系肯定会增加一些数量方面的要求。为什么还要增加具体的规定？这就又回到前面讲的，如果你没有定下具体的标准的话，操作起来会造成困难，容易产生学术腐败。
我常想，一流的大学是看质量，三流的大学是看数量。北大现在还不是世界一流，但北大想成为一流，所以我们既看数量又看质量。当我们已经达到一个程度，使得我们不看数量就可以选出最好的教授的时候，我们绝对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张五常写文章说，他曾问在芝加哥大学当经济学教授要发表几篇文章？回答是“没要求”！不写文章行不行？也可以！但你要说话，让人家服气，知道你有思想。达到了那个境界了，那就是真正的一流大学。北大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因此还必须从建立硬的标准，保证优秀教授的筛选入手，也算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吧。
4。5教授治校还是校长治校
赵晓：有人说，改革的方向是教授治校，是这样吗？究竟如何理解教授在学校的权力问题
张维迎：首先，我们要看到，大学是创造知识、教书育人的地方，因此它和企业在好多地方都是不一样的。企业有一个所有者（owner）的问题，但是大学不能有所有者，最优秀的大学一定是非赢利性的，而不能是赢利性的。大学的理念决定它追求的是一种更长远的对
全社会的价值，而不是短期的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变现的价值。当然大学里有不同的学科，有些学科的情况有所不同。比如商学院，我叫它为垂直一体化的组织，上面有博士，那你就要给他大量的奖学金养活他搞研究，而下面则有短期的培训、MBA，你可以收费。但是总体来讲，大学是非赢利的组织。那么大学，究竟该由谁说了算？是教授还是行政人员，是学生，是校友，还是政府？
我觉得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都可能有问题。理想的大学的基本治理结构，理论上可以叫做“利益相关者（stake holder）治理结构”。在这个团体当中，教授应该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它作为一个组织，又不应该是我们简单讲的“教授治校”。“教授治校”是什么概念？现在并没有很清楚的定义。在国外，大学有了已经叫做multiversity而不是叫university了，即它是一个多学科的组成。你说“教授治校”，可是不同学科的教授的想法大不一样，你听哪个教授的？
大学是一个社会组织，大学怎么治理？不可能是教授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要听听社会对你的需求，你要听听你的校友和学生对你的要求，当然也得听教授的意见。但是大学最终作为一个组织，有自己的逻辑，它要有效率，又要实现自己的理念，就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强的校长来领导。校长对大学的成功很重要。欧洲的大学教授的权力很大，但效果并不好。
赵晓：大学要有一个比较强的校长，但是这个校长应该如何产生呢？
张维迎：美国的大学校长是通过它的校董会（board of trustees）来聘任的，但是校董会在聘任过程中有吸收一些教授和校友甚至学生参加遴选委员会对候选人进行遴选，但是最终的决策权还是校董会。校董会决定校长，校长一旦任命以后，他就有足够的行政权。相比之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权力要比美国的小得多。其实，一个优秀的大学，很重要的是要选好一个校长，校长一定要有足够大的权力，再让校长选好的院长、系主任，然后他们建立一些规则，院系根据规则负责教授的招聘等等。我们现在离这个要求还太远。我想，以后校长的任免体制应该改革。在中国，像北大、清华的校长，我觉得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来遴选。
大学校长在国外已经形成一个职业市场（the professional market）。一些适合当校长的人选有他的价码，有专门为大学找校长的猎头公司。大学管理必须职业化，不能业余化。对比之下，我们现在的大学校长常常是“双肩挑”，就是你作为一个教授，要继续搞你的研究，同时又要来管这个大学，管行政。这是管不好大学的。大学校长必须职业化。你原来可能是个优秀的学者，但一旦当了校长以后，衡量你的惟一标准，其实不应该是学术，而应该是你这个学校管得好不好。这个标准的关键不是说你当了校长以后还发了几篇文章，而是说你的学校一年发了多少篇文章，作为校长的你可能一篇文章都没有发，但没有关系，只要全校发文章的数量和质量上去了就是你的贡献。甚至你根本就不应该再去发论文，你全身心地工作就是为了管好这个学校，你应该是职业化的校长。所以强调校长“双肩挑”是不符合主流趋势的。最近我们见了香港科技大学创办校长吴家炜，他原来是个很优秀的学者，但他当校长以后，十年中惟一的工作就是怎么把这个学校管好，我认为这样的校长是值得钦佩的。
赵晓：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评价教授是学术标准，评价校长是管理者的标准。
张维迎：对，对校长的评价标准和对教授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
作为大学职业管理者的校长非常重要，他的选拔也就非常重要。当然一般大学的校长都是从各个学科选上来的，但也有从外部聘任的。这里面还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学科背景的人当校长更合适。应该说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更多的应该看本人的素质。但中国目前大学校长可能太多来自理工科，来自社科人文方面的不足。
赵晓：有一种意见认为，大学改革先改教师而行政人员不改是错的。第二个意见就是校长凭什么他有权力赶人走。
张维迎：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钻牛角尖的说法。任何一个变革，总得有人去推动。邓小平推动改革，有人要怀疑邓小平，你怎么上去的，这就没有办法说了。欧洲好多国家的民主化过程，都是国王推动的，如果你一开始就怀疑国王的权力基础，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往前走。
赵晓：但是，像国有企业的改革，一般都是先改厂长，先选一个好的厂长，选一个能人来当厂长，然后由他来进行改革。
张维迎：这个问题很尖锐。但谁有权利选厂长呢？而且事实上国有企业也不是先改厂长，国有企业先开始是让职工流动，进行奖金制度改革等等。现在的国有大企业的厂长，也还不是竞争来的，仍然是组织部门任命的。我还想说，教授对大学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企业员工对企业的重要性。
我这里不评价国有企业改革对不对，只指出对校长改革合法性的指责是不负责任的。
蔡元培被公认为是“北大精神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