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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激励，因为越优秀的学者就越能得到好的待遇和高的职位；竞争引起人才流动，而人才流动会激发每个人的创造力。这就是美国的大学能够主导世界的重要原因。
再想想我们中国，如果我们只想在政府高度控制下通过投入更多的钱去办好大学，是不太可能的。其实真正能够促进大学发展的是大学之间的竞争，是市场化的竞争，是品牌的竞争。为了促进竞争，政府必须放松对大学的管制，应该给大学更多的自由。现在政府部门担心放松管制之后，大学可能乱来，如卖文凭，乱收学费。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但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大学不重视自己的声誉正是政府管制的产物，因为管制保护了落后。为什么美国的大学比欧洲的大学更重视自己的品牌，因为美国竞争激烈，品牌最重要。欧洲的大学只要讨好政府就行，而美国的大学必须以声誉求生存、求发展，所以美国大学形成那么多优秀的品牌大学。如果真的改革之后，真正优秀的教授们占据了教员岗位，大学有了办学的自主权，它对品牌的重视程度比政府要高得多。
一旦没有了竞争，大学就会演变成人们寻租的场所，而不是追求创新的学术圣地。用政府“选美”的办法也无济于事。政府管理大学一定是按照三流大学的标准去管，那么一流大学也变成三流了，就在同一个层次上姗姗而行。所以一定要有竞争。
特别是要从终端导入竞争，只靠政府从上面引入还不够。比如我们只审查谁够不够资格带博士生，是没有办法控制博士生的质量的。博士的质量一定要终端来控制，像我前面讲到的，如果一个博士在找工作的时候只有水平高才能找到工作，就没有必要评博士生导师了。教授、副教授、讲师都可以带博士，只要水平高有人愿意报就行。如果你不在终端市场上竞争，那么自然你就只能依靠上游的程序控制了，比如谁能念博士谁不能念，谁能带博士谁不能带，上几门课，等等，这是不能培养出好的博士的。不留本校的博士，打破近亲繁殖，将会对研究生的培养制度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在这种制度下博导制度就可以废除。理论上讲，任何有资格当教员的人都应该有资格指导博士生。现在的博导制度意味着我们承认许多教员是不合格的。
现在博士生的入学程序似乎控制很严，对博士导师资格的审查也很严，但实际上博士招的很滥，数量太多，质量太差。美国的大学招博士是很谨慎的，因为它要根据需求定供给，要保证质量，不能用水货冲击学术市场。北大的博士出来，我认为基本就应该是一条出路，就是去其他的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如果北大是为了培养当官的或是为了培养商人而培养博士，我想那就堕落了。当然了，我不是说毕业了一定在学校工作，我只是说我们培养的目标应该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博士毕业去了企业界，我就认为这是我们的失败，当然我也欢送你，但是你是我们的一个次品，培养出的博士只有次品才到那里去，正品都到学校去了，到研究机关去了。大家说这个目标一下子达到不了，但这就是事在人为，这是一种大学的理念。
还有一点就是：只有竞争之后学术规范才会形成。现在讨论北大改革，大家说要有学术规范才行，这是对的。但学术规范是在竞争当中形成的，不是谁事前可以规定的。一个人发表多少文章才够当教授，是教授说了算的，不同的行业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反对一个统一规定，包括文科规定几篇。就是同为社会科学，不同领域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就像有些地是种土豆的，有些地是种芝麻的，种土豆的亩产上万斤，种芝麻的亩产只有几十斤，你怎么能说亩产超过多少斤就可以当教授，那种土豆的太容易了，种芝麻的永远也当不了。理科尤其是这样，有的专业一年发几十篇文章是很正常的，有些专业一年发一篇文章就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了。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观点，我比较同意：各个专业都应该按照它自己的专业标准，比如你所在的专业，国际上最优秀的大学里的教授平均一年发几篇文章，国内最优秀教授平均是几篇，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出一个自己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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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来讲，我今天讲的是：由于知识传授和知识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大学不适合作为一个盈利性组织存在，大学不可能有股东，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大学的业绩表现影响每个人的利益，但没有人对大学负完全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大学理念的实现，如何保证大学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如何保证大学里工作的人不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损害大学的长远目标，就成为大学治理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在我看来，最关键的是教师队伍的质量。只有当教师队伍是由最具有学术兴趣、最具有创造力的人组成的时候，大学才会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才会追求卓越，才会注重自己的名声。试用期基础上的终身教职制度是保证大学教师队伍质量的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大学不能以教授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教授治校的权力应该主要限于大学的学术事务。更准确地讲，大学应该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如果我们能准确地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的话。大学应该有一个良好的组织文化，大学之间应该有充分的竞争，靠政府管制不可能办成优秀的大学。
第二章 大学的逻辑与大学的改革
大学的逻辑与北大改革
原标题为“张维迎教授关于大学及大学改革系列谈话录（之一）”，载《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10月9日。
北大的改革，是真正按照大学的逻辑改革大学。大学的理念是为人类创造知识，传
授知识，传承人类文明，推动社会进步。实现这一理念的最重要条件是，大学的教师队伍是由真正对研究和教学有特殊偏好、最具创造力、最能做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学者组成，并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为此，大学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其中，教师的聘任和晋升制度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中国大学存在的“高分低能”现象，主要不是教学方法问题，而是教员素质问题。教师不创造知识，就很难培养出具有良好研究能力的学生。
要实现大学理念，必须对中国的大学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大学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二是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政府高度管制、政府主导的大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更不可能是真正的研究型大学。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导致了大学的“家族化”，家族化的大学不仅有内部的等级体系，而且对外来的人有很强的排斥力。学术自由和平等的学术交流是根本不可能的。
社会改革与修理机器不同，只能在行进中进行，而不可能用休克疗法。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找好“突破口”，先“牵”一“发”而后动全身。教师人事体制改革作为大学改革的“突破口”，即合理又可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每一个大学的校长都应该是一个改革家，要有改革的勇气和魄力。
龙希成：自今年5月北京大学推出《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以来，社会上有很多讨论，有的争论很激烈，到后来似乎批评的声音更多一些。讨论中涉及的问题很多，包括大学的官本位问题，教授治校还是官员治校的问题，行政改革与教师体制改革谁先谁后的问题，学术自由的问题，评价教员的学术标准问题（特别是要不要引入校外评鉴甚至国际评鉴的问题），中国的文史哲与国际学术在评鉴标准上可不可比的问题，中国大学应不应该引进外国好的大学管理模式的问题，要不要留本校毕业生的问题，方案对中青年教师是否公平的问题，方案合法性依据的问题，大学应该如何对教员管理的问题，要不要有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问题等等；甚至大家还讨论到这次推进改革的方式，是要采取邓小平式的“不争论”还是采取目前这种公开讨论的“商议式民主”。
张教授，大家都知道你是这次北大教师制度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你虽然有一个关于《方案》的近三万字的《说明》，但在经过这么多讨论——有些包含对《方案》和《说明》本身的误读——之后，社会上仍然很关心你对于所有这些有关大学改革问题的思考。你如何看待这场讨论？特别是，有一种批评认为，你是在用企业的逻辑改革北大。您认为这种批评有道理吗？
张维迎：对改革方案有不同意见，这很自然。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对改革方案的完善都有积极的意义，也有助于引导人们思考有关大学体制更深层的问题。但有些误解还是有必要澄清。在我看来，北大这次改革，是真正按照大学的逻辑改革大学。
也许由于我的学术背景，加上我在《说明》中有时把大学和企业作对比，有人误以为我们是用企业的逻辑改革北大。我很遗憾。其实，我想强调的正是大学与企业的不同，如为什么大学要有终身职位，而企业不能有。有些学科的教员对搞经济学的人不以为然，我能理解。但讨论改革方案是否合理，应该就方案本身讨论，而不应该因“人”废言。事实上，参与方案起草的人大部分不是学经济学的，而是搞人文和自然科学的，更不用说决策者了。
为什么说这次改革是用大学的逻辑改革大学？这涉及到大学的理念。大学的理念是为人类创造知识，传授知识，传承人类文明，推动社会进步。这一点大家没有争议。但大学的这种理念不可能自动实现。实现这一理念最重要的条件是，大学的教师队伍是由真正对研究和教学有特殊偏好、最具创造力、最能做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学者组成，并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为此，大学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其中，教师的聘任和晋升制度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但不是全部）。
我们必须承认，在总人口中，能担当起完成大学理念重任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人。如果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不能保证教师队伍由最优秀的学者组成，仅有学术自由是不够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这一点我们到后面详谈。北大这次改革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的改革，保证能在北大长期任教的教授一定是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实现北大的理念。这就是这次改革的逻辑。
我们认识到，尽管大学的理念与企业不同，但作为一个由人组成的组织，大学与企业在管理方面也有一些共性。比如说，无论学术界还是企业界，竞争都是选人和激励人的重要机制。我们不能因为企业用竞争的手段，就认为大学不能引入竞争，否则就是按企业的逻辑改革大学。大学的理念必须通过学术竞争来实现（当然，大学的学术竞争与企业的市场竞争也不完全相同，这一点我们也在后面详谈），这是学术自由的应有之义。
赵晓：这次北大改革方案一推出，就引起了轰动，社会上有些人惊讶，这么大的改革方案一下子推出来，其中的背景究竟是什么？有一种说法认为，北大启动这次改革是因为政府给了钱让搞一流大学，是为响应建设一流大学号召而改革。
张维迎：我的理解恰恰相反。如果为了向政府要钱，最好不要改革，因为政府给钱并不以启动改革为条件。事实上，就财政支持而言，这次改革是要冒风险的：如果北大推出的改革政府有关方面不高兴，到手的鸭子就可能要飞了。所以，改革不是为了要钱，因为给你再多的钱，如果你本身做不出优秀的研究成果，这个钱就白给了。如果仅仅是为了钱，就没有必要办大学，办一个公司就可以了。当然，北大是全中国人的大学，国家对北大的支持最多，北大校领导有一种压力和责任感，北大要有一流的教师，要做出一流的研究成就。这在情理之中。
北大的改革其实并非突然。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由政府主导的大学管理体制，与大学的功能并不相容，根本没有办法实现大学的理念。我们通过考试制度可以招来非常优秀的学生，但是他们的创造力究竟在哪里？为什么那么多的学生毕业以后都希望出国，到国外去拿博士学位？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没有办法提供能够满足我们的学生所期望的那种教学和研究水准（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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