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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楼门，听到小区鼓乐齐鸣，中心花园挂着惹眼的红色条幅，上面写着“祝贺业主委员会选举大会召开”，小区的居民自发组织起来，热情如火地组织选举为自己说话的委员会，期待从此可以依法和开发商、物业抗衡，提高小区的管理水平。★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小区选举业主委员会和美国人选总统，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在美国，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选举镇长、公安局长比选举十万八千里之外的总统更重要——谁当总统对小镇来说都一样，可谁当镇长小镇会完全不同。
采访结束后回到家里，庆幸终于告别汉堡包和牛排，可以就着猪肉炖粉条一口气吃下两个大馒头，可欣喜之余备感痛心的是，我们选出的业主委员会竟然属于“非法组织”，朝阳区不予备案。理由很简单，我们选举的时候当地政府官员不在场。这荒唐的规定恰似“第二十二条军规”：选举必须有当地政府官员在场，可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官员必须到现场。我们的代表反复解释说，给官员们打了电话，发了传真，人家就不肯屈尊露面，我们只好自己组织。可官员们不听这一套，至今，我们的业主委员还不被认可。
从那时起，我开始投入大量精力研究、思考，美国不是完美的，美国的制度也不是完美的，美国在国际上动辄发动战争的单边主义行径不得人心。然而，抛开这些，抛开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问题的关键是：他们的经验我们如何借鉴，他们的教训我们如何避免。毕竟，如温总理所言，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
2007年，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我作为国际访问学者（IV）项目的一员，再次踏上美国的土地，经过一个月的旅程，进一步加深了对美国的了解。
两次访美，同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亲密接触，向美国国务卿赖斯提问，与主管亚太事务的助卿帮办柯庆生深入交谈，和把尼克松拉下马的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谈天说地，这些都让我对美国的政治、媒体有了深入了解。穿行于大街小巷，胡吃海塞各色食品，随随便便地和普通老百姓侃上几句，让我对美国人的了解不再流于表面，不再囿于书本，而是鲜活起来，生动起来。
上本科读的英文，老师来自美国；后来到北大深造，学的是文化比较，一直对中美（或中西）的异同怀有独特兴致，毕业后作为记者，工作更是和美国息息相关。2005年，赴德国《世界报》工作，其间游历欧洲，更是从欧洲的角度与美国作了一番对比，自信对美国的看法比较客观、公正，至少，我在尽量做到这些。
前言 中国为什么不行（2）
2004年去美国采访大选时，见到奥巴马的那一刻，是我最激动的时刻，那个场景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深处。那时如此激动，是因为感受到“领导贴近群众”的真实场面，那远比在办公室采访布什来得更直接、更具真实性。
除了那一刻，还有几个场景让我印象深刻。
那是在芝加哥，我的采访对象是某工会组织芝加哥市的负责人。对不起，他具体是哪个工会我忘了，他的名字我也忘了，只留下了他的一张照片和一句令我难忘的话。我在听他介绍情况后，问了一个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你说自己一直为工人做事，维护工人的利益，那么，有钱有势的资本家对你进行贿赂，你怎么办？”
他听到这个问题先是一愣，然后和我说：“这个很简单，如果我不为工人办事，明年，他们就不选我了。”
在西雅图，我采访了当地城市轻轨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项目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不是市政府提出的，而是一个司机提出动议，然后募集到足够的签名后，提交政府的。政府犹豫不定，于是决定进行公投，结果公众过半数同意修轻轨，项目得以通过。
这几个细节联系在一起，我发现，要想被选上，就需要贴近百姓；要是选上后不好好干活，就会被选下来；干活时难以决断，还是要征求老百姓的意见。
我这点浅显的总结，在伟大的哲学家托克维尔那里，变成了一句话——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我拜读这位哲人的书籍后，记下了其中几句经典语句：
乡镇却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乡镇组织之于自由，犹如小学之于授课。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它没有自由的精神。片刻的激情、暂时的利益或偶然的机会可以创造出独立的外表，但潜伏于社会机体内部的专制也迟早会重新冒出于表面。
在欧洲，统治者本人就经常缺乏乡镇精神，因为他们许多人只承认乡镇精神是维持安定的公共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知道怎么去培养它。他们害怕乡镇强大和独立以后，会篡夺中央的权力，使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你不让乡镇强大和独立，你从那里只会得到顺民，而绝不会得到公民。
把乡镇政权同时分给这么多公民的美国制度，并不害怕扩大乡镇的职权。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美国，爱国心是通过实践而养成的一种眷恋故乡的感情。
是的，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
我所认识的普通美国人，只是简单地希望自己的家庭生活富足，也许一个人一辈子关心的就是他的小镇。他选出的镇长，无论谁当了总统，都无法撤掉。那些被选出的地方官，不必唯上级马首是瞻，不必揣摩上意，他要做的，就是服务好选举他当官的人民。
因此，我觉得对美国人来说，选谁当总统不是最重要的，选谁当镇长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中国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古代中国，地方实行的是乡绅自治，地方宗族大户担负起地方治理的职责。新中国成立以及“文革”后，基层的传统模式均被打碎，取而代之的是县政府、镇政府、村长，由于每一个环节都是下级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百姓负责，因此基层官员所受到的制约极其有限，当地百姓的生活好坏、支持与否与他的职位升降几乎全然没有关系。因此，地方官员没有任何动力来关心百姓。政令从最高层传递到最底层，经过不同的解读和执行，早已是面目全非。
前言 中国为什么不行（3）
鉴于此，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和中期，中国的村民选举程序在许多地方逐渐制度化。中国官方允许参观各种情况的选举，包括最具公正性和竞争性的选举以及明显由地方宗族势力的领导操纵的选举。90年代中期，原先只说“村民选举”的中国官员开始公开称“基层民主”，而国外观察者也由怀疑转而认为村民选举表现出真正的民主潜力。
遗憾的是，这一尝试力度不够，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倒退。发生在广东乌坎的事件，也证明对农村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已经失效。2012年2月
1日，乌坎举行了公开的村民委员会选举，这才让乌坎事件有了初步的结果。
乌坎，只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全国广袤的农村，各有各的经济状况，各有各的风土人情，有的地方比较公正，有的地方处处贿赂，有的地方则为暴力所充斥。
无论如何，这种尝试一定要继续。
2。关于民主，有些话不可信
农村选举出现的一些乱象，成了某些人反对基层民主的原因。
其实，拆解开来看，出现一些纷乱是正常的，民主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贿选，是所有国家的选举都不可避免的现象，因为每个人都希望通过有利于自己的人当权。选举，最大的优势是你可以赢一次，但不可能赢一辈子。如果上台后不为自己所辖的百姓谋利益，很简单，下一届他就不能当选了，小恩小惠能笼络人一时，不能笼络人一辈子。再退一步，笼络别人而上台，也比靠强力上台要好得多。
至于地方选举出现的暴力，需要公检法机构的强力介入。违反《选举法》，有暴力行为的，依法处理即可。其实，很多村民选举出事的地方，都是当地黑恶势力和地方公检法机构勾结的结果，而不是选举本身不正确。
因此，村民选举的乱象，绝不能归咎于农民素质低、不适合民主，这句话不可信。早在延安时期，农民就知道用黄豆粒来当选票。各地村民选举所爆出的颇具创意的贿选方式，也说明农民的智慧高，而不是素质低。
退一步讲，如果农民的素质低，民主试验就应该从素质高的城市市民做起。其实，各大城市社区委员会的选举，是城市基层选举的雏形，白领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基本权益而进行的合理、合法的选举，完全应该获得政府的支持，从而为城市的基层打下良好的自治基础。可惜，很多社区的社区委员会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在一个个高素质白领、管理人员组成的社区，物业、居委会和业主自己选的业主委员会争夺权益，甚至大打出手。其实，在正常的社会，三者有其一即可，最佳模式便是业主自己选的业主委员会。
还有一句不可信的话，那就是中国的国民性不适合民主。很多人信这句话，很多人将信将疑，很多人反对但苦无证据。
感谢台湾地区，鲜活地证明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不适合民主”是多么荒谬的一句话。
2012年，我到台湾地区访问，看到这个地方，倡导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不是讲究与天斗其乐无穷；这个地方的孩子们都要背诵整部《论语》，而不是到成年后再通过电视聆听未必正确的讲解；这个地方最基层的细胞、最古老的美德从来没有被刻意打碎，更没有挑动至亲之间的残酷斗争和无情出卖。
蒋介石败走台湾后，吸取教训，采取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却也没有像大陆一样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这个过程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保留了私有产权；第二，台湾县级及其以下的基层选举未中断过。我在蒋经国纪念馆，看到了蒋经国于1980年参加地方选举投票的照片，那时，距离台湾开放报禁、党禁尚有6年时间。我们总是盯着热热闹闹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可没有注意到台湾的基层民主其实一直没有中断过。
前言 中国为什么不行（4）
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托克维尔的这句掷地有声的话，用在台湾再合适不过了。传统的根基，基层民主的土壤，让真正的选举来临之时民众大抵知道该怎么办，尽管这个过程有喧嚣、有枪声、有怒吼、有牺牲，但毕竟走过来了。
无论“总统府”里的高官，还是大街上“引车卖浆者流”，均在品评国事而无须担心，他们已经拥有了免于恐惧的自由。
和一位熟悉国际事务和台湾事务的长者喝酒时，我们都以为，正是台湾地区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让我们不再一味地对未来悲观。
还有一句话，是说民主后可能天下大乱，中国折腾不起。笃信这句话的大有人在。
从历史的视角看，的确是中央权威越强，社会越稳定，然而，历史也已证明，威权是随着执政者的代际更替逐渐递减的。历史上几乎每个王朝，都难逃这一规律。于是乎，“威权递减，贪污横行，民怨翻腾，揭竿而起，进而改朝换代”成了不二的定律。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1945年7月初，在延安的窑洞中，民主人士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的问题。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作为战略家，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在威权递减的社会，只有通过选举与监督，才可以形成良性的政府，才可以遏制既得利益集团的扩张。不是民主会让中国乱，而是违反规律压制民众的应有权利会让中国乱。
3。民主的几个必备条件
民主毫无疑问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否则，中国不会在农村尝试“基层民主”，在高层尝试“党内民主”。但民主这个问题急不得，无论什么主义，什么思想，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变为现实，它需要时间。如《民主的细节》作者刘瑜女士的一篇文章所说：给理想一点时间。
当然，对未来不是消极地等待，而是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