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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ㄔ�3月15日上午10点。这是秘书安排的，她选了一个大家都没有课的空档时间，再以系主任名义给相关人员发了备忘录，通知了考试的安排。 在众考官中，崔教授最难以预测。我先去见他，他刚收到会议通知，脸色很不好。他动怒了，因为没有事先征得他同意，因为他是教授，不是大兵，不是来听人发号施令的。即使有所安排，也要先商量。他即刻给巴考斯基主任回了以下的备忘录。
巴考斯基主任： 你所定的刘先生的博士资格考试时间对我不合适，因为这正是我坐办公室的时间。希望你再重新确定时间，并一定要在事前问过我。
崔
如此小事，他却反应如此强烈，有些过分了。那一刻，我怕他会推行连坐制度，殃及无辜，对我的考试不利，急着去找了系主任汇报。结果还是巴考斯基教授去崔的办公室，向他当面表示歉意，才算没事。博士资格考试还是按期举行，一切都顺利，因为我已准备很充分了。通过了考试后，我就是正式的博士候选人了。 韩国同学李始勋的博士资格考试就更多了一些意外。他的第二专业是金融，所以在考官席上还坐着个金融教授。在考试时，金融教授问道：“公司的目标是什么？”这是现代财务学最基础的问题，看得出来他并不想为难学生。 “股东财富最大化，更具体地说，就是公司股票价格最大化。”始勋自信地回答。这是标准答案，教授赞许地点了下头。 崔教授却不以为然，插嘴说：“公司目标怎可能只是股票价格最大化呢？那是财务学的观点，太简单化了，是建立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 他的评论是冲着始勋来的，却把那财务教授给惹恼了：“为什么不实际？现代财务学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是以数据说话的实证科学。”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已发表的研究专著来支持其观点。 崔教授的脸，因激动而微微发红：“一个公司的经营包括研发、采购、生产、营销等整个过程，它们的目标怎能笼统地概括为股票价格最大化呢？”他争辩说。
那个金融教授也毫不相让，以财务学严谨的逻辑进行反击。这两位不同专业的教授就针尖对麦芒地干了起来…… 始勋擦了下冷汗，稍稍松口气，观起战来。渐渐地，那个财务教授开始占上风了，他以雄辩把崔教授的势头压了下去。那倒也不见得是他真理在手，他是正宗美国人，在英语口头表达能力上占了优势。 最后，巴考斯基教授不得不介入了：“我建议两位教授可以在会后进一步探讨，但是这里，我们还是要让博士考生多一些机会表达意见。”这才结束了这场口水战。 有了那场激烈的辩论，考试也就草草地收场了。始勋后来笑着告诉我，他不仅是幸灾乐祸，而且感到幸运。因为他的太太那几天刚生了小孩，他忙得不可开交。所以站在考场里，心里发虚。可由于那场冲突，他蒙混过关了。 ——这场争端由崔教授挑起，也是他的错。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理论和假设，有其不同的着重点和局限性。所以，跨专业的学术讨论是很难进行的。当财务教授提出了财务专业的问题，始勋就要从那学科的角度来回答。可是，崔教授却从他领域的角度来评价另一个领域的研究，这是不妥的，也显示了他的固执和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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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水行舟却无济于事
前面提到，我修崔教授第一门课时，徐宁在投诉他，他有压力，为要拉拢我，对我也就没有太为难，那门课给了我B的成绩。
这低于我的目标，但能从他那里得到这个成绩，我就够满意了。 在徐宁离开后，她投诉案的调查也就中止了。天下似乎是太平了，崔教授逐渐地也就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我修完了基础课程后，开始上他的专业课。在接触过程中，他对我态度越来越恶劣。过去徐宁对他的许多指控，那时听起来难以置信，却身临其境地发生在我身上了。 我上他一门国际管理课，那是MBA硕士课程。他说我是博士生，除了要与全班一起参加考试外，还要再写一篇学期报告。这也是合理的。可美国教授一般对学生的学期报告的内容只有一个大致的要求，让学生自己去发挥。但崔教授却规定要先有一个课题大纲（Topic Proposal），而且要在大纲得到批准后才能正式写这个报告。
为了早日得到他的批准，我积极地去图书馆查资料，阅读有关文章，忙碌了两个星期。最后，我终于完成了课题大纲。在一次下课后，我就把大纲交给了他。他仅是瞄了一下标题，就把它朝我一扔，就否定了。他要我回去修改，并就此发表了一番议论。我按他的意思改完后，再交给了他。他看了第一个句子又是驳回了，这次他全盘否定了这个题目，也否定了他前次发表的意见，他要我重新选择报告题目。 我又去图书馆寻找资料，重新定题目，第三次我将一个新的课题大纲交上去，他当场看了一下，又是不满意，当时就打回来了。就为那个报告题目，我与他来来去去，整整花了半个学期的时间，仍得不到他的批准。每次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思考和写作，交给他后，他就是草草看一下，评论一番，就退回来，要我重做。 后来我明白了，我这么一次次地把课题大纲交给他，再聆听他的口头教诲，是不会有结果的。应该以书面交流。我又完成了大纲，直接放入他的办公室信箱。那样，他先要阅读完书面报告，才能发表高见，而且是书面的。那样，我起码也有了证据，证明我在不断努力，而且他也不能口说无凭地任意评论。 他果然又把我的课题大纲驳回了，上面一堆批评语，还是不批准。就这样地，我前后给他交上去了四个大纲，每一个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结果都被他否定了。退回的材料上甚至留下这样的书面评语：“你可有两种选择：或是按我的要求完成报告，或是按你的想法随便写个报告。一切在于你了。”
不满之意跃然纸上。 已近学期末了，我竭尽全力，却连报告的题目都无法得到通过，实在急得没有办法。最后，我还是以一个被他否决的大纲为基础，完成了学期报告。我没敢当面交给他，而是留在了他的办公室信箱。 崔教授批了我的报告，分数是59分，一个不及格的成绩。我的课堂考试分数在全班上应该是最高的，或最高的之一。因为这个报告，我的最后成绩是C，这还是我最大努力的结果。这是我的第一个C，我感到无助、无奈。 他对我是很不客气：“你不适于读博士，你不属于这里。”更还威胁性地说：“我在考虑，是否要向系主任建议，中止你的研究生资助。” 在那个时代，中国学生能够在美国读书，完全是靠学校的经济资助。如果我的奖学金中止了，那不仅无法继续学习，连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都会断绝。我本是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博士读出来的，那时觉得像一只过河的卒子，都没有退路了。 因为我还有授课任务，工作和学习极其繁忙。可是，我知道崔教授难以对付，所以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他的课程上，即使如此，仍然无法得到他的满意。我每次受挫后是加倍的努力，可再次努力带来的还是挫折。我受到他经常性的批评，我听着他带侮辱性的语言，心中压力越来越大，几乎要精神崩溃了。 我在愤怒之余，还是尽力地躬身反省。是啊，我很努力，可仍未得到崔教授的满意。那就只有两种可能：或是他故意在整人，或是我的水平太差了。可如果说是因为崔教授的刁难，他与我前世无仇，今世无怨，为什么要这样？所以，最大的可能还是第二种情况，一定是我达不到博士所要求的学术能力。 要承认自己的无能，那是痛苦的。
可事实即使残酷，我也不能不面对——那我该怎么办呢？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自信心正在被逐步摧毁，那才是最可怕的。 国际商学专业还新来了个教授，泊萨博士，是教国际金融的。他起初对我挺友善，可后来的态度也越来越恶劣，甚至是刁难。我修他的国际金融课，期中考试的结果出来后，他把考卷都发还给学生，我的成绩是A。但期末考后，我的最终成绩却是C。我觉得我那一次的考试也还不错，就去找他查询考卷。他说考卷是他的财产，不能还给我。 我忍气吞声，但心里却明白：他期中考的试卷都发还了学生，为什么期末考卷就不能呢？他这是有意整我，可我又没有得罪过他呀？唯一的解释是崔教授的影响。因为泊萨也是刚来，他要与更资深的崔教授搞好关系。 学校规定在校研究生的平均分数不能低于（即B的成绩）。如果不是因为我其他课程的分数还较好，学业都可能要被中止。
同归于尽是下策
1991年11月1日，美国依阿华大学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大血案：中国留学生卢刚，来自北京，年仅二十八岁，刚刚拿到博士学位，却走上了绝路——完成了他蓄谋已久的谋杀行动，而这一切又发生的那么突然。 在一次例行的系务会议上，会议刚开始，光天化日之下，卢刚站起身，拔出手枪，当场击毙了导师戈尔咨教授，系主任尼柯森教授，史密斯教授，还有他的中国同学山林华博士。紧接着，他又急匆匆地赶到校长办公室，在那里开枪打死了副校长克莱莉博士。连在场的兼职秘书，二十三岁的女学生茜尔森也没幸免，一颗子弹穿过了她的前胸。这女孩子最后活了下来，但自颈部以下终身瘫痪。卢刚在完成他的行动后，饮弹自尽了。
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冷血谋杀案。卢刚为此行动而暗下购买了手枪，且去俱乐部参加射击训练。他在遗书中清晰地阐述了他的人生理念，也冷静地说明了他走上这条绝路的原因。他觉得自己长时期地受到了导师的不公正待遇，他认为系主任在博士奖的评选过程中犯有程序错误，他为此多次地向学校上级领导投诉，却没有得到重视。最后，他就以他的方式来寻求正义、替天行道，即使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他的遗书以“宣言”为标题，以“卢刚博士”的署名结尾，在行动之前又先把遗书寄往媒体，显然是想让他的观点产生最大的社会影响。可在血案发生后，当局截获了他的信件，直到一个多月后才公开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而那些被保留的部分，说是因为过分尖刻或具体地涉及到某些当事人。
血案发生后，官方也逐步地公布了调查结果，所有的消息都是不利于卢刚的。但是，这一调查是在肇事者已无法为自己辩护，也没有人出头为他伸张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整个过程是在学校当局主导下进行。所以，它的公正性是值得怀疑的。可以想象，在事件爆发后，从当权者的角度来看，最有利、也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把一切过错都推给卢刚，而这一调查材料中的主要证据又只是当权者当事人的口头证词。不管当局如何粉饰，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在卢刚多次地提出申诉后，学校仍然没有开始正常的调查程序，这起码是个失职吧？ 这一事件惊动了美国社会。在中国留学生中的影响更是震撼性的，但他们几乎都是站在舆论一边，众口一致地谴责卢刚。我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但大家都是局中人，即使没有亲身经历，也应该耳闻目睹过研究生受导师虐待的故事，为什么不能多一份同情心，为什么不能更多些独立的思考呢？ 卢刚是一个弱者，他感到极大委屈，最后才以同归于尽的方式来讨回他的公正。当然，个人性格是一个原因：他一直很顺利，没有经历过失败，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心胸不够开阔，不懂得忍辱负重的道理。
假如当时有人疏导他，点破“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他也许就不会走上这一绝路。 我并不想为卢刚的行为辩护。但我知道在那种导师全权负责制下，学生的基本权利很难得到充分保护。他若受到不公正待遇，除非能提出有力的证据，或指控是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或性骚扰有关，否则很难引起领导的重视，也很难讨到一个公正。而学生长期受压抑，就容易产生铤而走险的举动。今天，我可以坦率地说，我在博士学习期间，当被崔教授虐待最感痛苦的时候，也曾产生过报复的念头。 我也想过，众多中国留学生之所以公开地站在这个现有体系一边，因为那是最容易做到的。大家都是在这个系统里讨生活，都因它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而且，任何人，若是站在强大制度的对立面，只会感觉到自己的软弱。 另外，卢刚事件也使中国留学生感觉到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可避免地，美国社会对外国留学生，特别对中国籍的留学生，会产生不好的印象。大家都那么地表态，也许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