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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海知青也分到了应得的份额，包括一年的口粮、钱和其他实物。我分到了人民币六十七元多，尽管微不足道，却是辛勤劳动后的第一次收入，意义非凡。我们还分到了花生、食油等农产品，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当时城市的消费品极其匮乏，在上海几乎所有生活用品都是计划供应，每个家庭都会按期领取到粮票、布票、棉花票、肉票、蛋票、糖票、酱油票、盐票、油票……
我分到了十五斤花生油，二十三斤花生——要知道，上海每人每月才配给五两食油，而花生则是很少有的。我准备了一副担子，两个大纸箱，装上了食油、花生，还有自制的蕃薯片、麦芽糖、油炸豆腐、乳豆腐、豆豉等农副产品，喜气洋洋地准备回家把年过。
原本我是与小谢同行，可那三个女知青又来央求，要和我们一起走。那天，天空才蒙蒙亮，我们五人就出发了。我们步行，行李则由三个乡下老表用独轮小板车装着，吱呀吱呀地推着，一直把我们送到临江车站。从广州到上海的慢车停靠临江站，我们就是搭这班车。可快到年底，铁路交通运输正处于高峰期。火车虽然停下了，可车门口堵得满满的，不可能再上人了，况且我们还有这么多行李。
这倒难不住我，农村生活已使我变得粗野了。我领着头，我们一行人顺着列车一路走过去，看到一个车窗口是半开着的，这就是机会。我纵身一跳，双手抓住窗沿，再翻个身，一骨碌就钻进了窗口——我的脊背肌肉非常发达，在单杠上引体向上的动作，一下就可以做五十多下。
我进去后就强力打开了窗子，一边嘴里在说：“叔叔，阿姨，我们是上海知青，要在这里上车，请借贵方一块宝地……对不起，请挪一下小桌上的茶杯。”
因为既成事实，多数乘客只好默认了。只有一个小伙子生气了：“你看看，把我的茶杯都打翻了。”
我眼睛一瞪，吼道：“已经道歉了，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他看我气势汹汹的样子，就不出声了。
才眨眼之间，下面的行李就都传了上来。其他几个上海知青也被随来的乡下老表连推带顶，从下面塞进了窗口。
安顿好后，我才松了口气，发现上衣已全被汗水湿透了，因为用力，也是因为过度紧张。到此时，我才陪起笑脸，向座位上那些乘客表示歉意，说也是不得已呀！我们人都已在车上，他们也就只能体谅了。
终于到上海了！走出了火车站，我看着走在路上的行人，先大吃一惊：“上海女孩子的肤色怎么这么白啊？”苍白得就像在农村杀鸡时，放了血、拔了毛后的鸡那个颜色——请原谅我的不敬，但那确是首次回上海时的第一个视觉印象，因为在农村已见惯了晒得黝黑的肤色。
走进家门后，第一感觉是房间里太明亮、太干净了。在看到家里的锅碗后，又是一惊，怎么这么小啊！锅也就乡下人的碗那么大。我问：“我们家的锅碗都换过了？”
“没有啊！”
我明白了，我已习惯了农户人家的大碗、大锅、大灶，就会产生这种视觉上的误差。一会儿，我妈下班回来了，她看着我就抹眼泪，可我却充满着幸福感。
在吃饭时，我妹大叫起来：“哥，你怎么把吃剩的骨头都往地板上吐啊？”
我一下醒悟过来：“对不起，这是在乡下的习惯。”我告诉她，乡下屋内也是泥土地，吃剩的骨头扔到地上后，狗会吃个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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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一场（1）
第二年开春时，上海知青们又先后回到了农村。稍事休息后，我就投入了劳动。我已很有经验了。去年我初次下水田插秧时，那秧苗插得东倒西歪，不成行也不成线。小谢就强多了。他是高中生，在农忙时曾去上海郊区参加劳动，有过插秧的经历。
但到这时，我就是插秧的一把好手了，甚至超过当地的农民。只见我下到水田后，左手操起一把秧苗，右手从左手里分出一株秧苗，三个手指捏着敏捷地插进了水田，然后又是第二株、第三株……一排六行，插一排退一步，一排又一排……那插秧的速度，真是比鸡啄米还快，即使在前面的人已先插秧很久了，只要我动起手来，那就是稀里哗啦地，一下子就赶上去了，最后还把他远远抛在后面。而且，我插的秧，窝距行距整整齐齐，秧行排列笔直。我在村里还是“起率”（即插第一排的秧，他人则跟着我的秧排插）的。乡下人夸我聪明，学习很快，才插了一年秧，就超过了他们很多人。
其实，我只是善于总结经验罢了。插秧的动作，左手握着一把秧苗，右手的中指、食指和拇指从秧把里分出一株株的秧苗，再插到水田中。但我已悟出了窍门：提高速度的关键不在右手插得快，而是能用左手的大拇指，迅速均匀地从秧苗把中分出一株株的秧苗。多数人不习惯使用左手，所以要提高插秧的速度，就要人为地训练左手动作。在插秧季节前，我就先训练自己了，有空就左手握一把短稻草杆，练习以大拇指分秧苗的动作。这非常有效，所以到插秧时，也就看到我那种令人惊叹的速度了。
一天上午，我与会计叶钱儿争执起来，我说我一天可插一亩田的秧，他却表示不相信，他是故意激我。我们打起赌来：我单独在一块九分多的水田插秧，只要完成了就可以收工——要知道，集体出工平均每人每天才插三分多田的秧。
我埋头干了起来，弯着腰不停地插着秧，插了一排又一排，中间也不休息。到了下午一点多，本是午饭时间，我也不回去，让小谢替我把饭带到了田头。到了下午，水田中的空白面积已越来越小，胜利在望了，但我的速度也慢了下来。我极度疲乏，真渴望能放平身体，给酸痛的腰背一个休息的机会。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因为我知道，如果躺下后那就再也不愿起来了。
到了下午五点多，终于插完最后一株秧。我一下子就坐在湿漉漉的田埂上，仰天躺下了，就那么面朝青天背朝地躺着。我陶醉在那种放松后的舒服感，还有目标实现后的成就感。好几分钟后，我才又站了起来。
收工时间尚未到，老乡们还都在田里忙着。尽管先已打了赌，但我也不好意思真的就提早收工。但在不停插秧十多个小时后，我已疲惫不堪，再也不愿弯腰了，就去干挑秧的活。
晚上收工后；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身体的感觉不对了。我暗中希望那只是因为太累了，只要休息一下就会恢复。回到家后，先躺下睡了，可到第二天早上，高烧已发到了℃，全身无力。我还想坚持出工，可挣扎着下到田里，实在无法支撑，又提早回家休息了。
当时，春插最忙阶段已过去了，我就在家里整整躺了两天，烧退下了，但仍然体乏无力，没有一点食欲，知道要去看病了。由于乡下的房子室内极暗，我走到了室外，在“光天化日”之下，才发现自己全身泛黄，是那种令人恶心的黄疸色。我开始担心起来了。
我步行二里路，去了大队医务室，又找到蒋医师。当年农村实行“赤脚医生”制度，即选拔出一些有文化的农民，稍加训练后，就在乡下巡回治疗。这不能解决大问题，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西塘大队只有这位蒋医师是从县医院下来的，被乡下人公认为最好的医师。
我诉说了症状，他检查了一下，说我没有发烧，不会有大病，可能太累了，休息一下就会好，要注意营养，多吃些腊肉、鸡蛋等。可他的建议对我没有用，因为我不仅没有食欲，而且一看到油腻的东西就反胃，想吐。
刚好小谢参加县知青代表大会回来。他顺便去了医院验血，发现得了急性黄胆型肝炎，决定马上回上海。
我翻出医学手册，找到了对肝炎病的形容：皮肤泛黄疸色，没有食欲，怕油腻食品，体乏无力，等等。这与我的症状完全相同，而且室友已确症为肝炎，我无法再抱侥幸心理——我患上了传染性肝炎。
那时我已知道，肝炎症状极其明显。但蒋医师仍然误诊，医术也就可想而知，可据说他还是大队四个赤脚医生中最好的。真是庸医误病啊！不，那只是反映了农村落后的医疗条件。
我决定与小谢一起回上海。可全身软弱无力，村子离临江车站有几十里的路，就是去光华山林场搭拖拉机，也要步行五里路，我哪能走得动啊！乡下人告诉我，只要打一针盐水葡萄糖，就能立竿见影，恢复体力了。临走前一天，我又去找蒋医师，提出要求，他同意了。
当年的农村；尚没有今天流行的打点滴，类似方式是用一个大针筒把盐水葡萄糖液注射进静脉血管。蒋医师做好准备工作后，开始为我注射。我伸出了左手胳膊，他第一次把针头扎进了我胳膊，没有见到回血，就拔出来再扎进去，还是没有回血，就再扎……就这样地，进去再出来，反复地试了四五次。我睁大着眼睛，咬着牙，耐心地观察着他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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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一场（2）
他一边工作，一边解释说，这个活挺难的，就得这么地反复尝试。他额头上冒出了汗，也真难为他，为了找到我的血管，确是费了很大劲。好不容易才听他说：“行了！”就开始为我注射。
在注射过程中，我的小臂感到又痛又涨。到最后，针筒里尚余下了约四分之一的葡萄糖液，无论他怎样尝试，还是无法注射完，也就只能作罢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就动身了，先步行到林场，再搭上去临江的拖拉机，最后才上了去上海的列车。我直到在车厢的位子坐下，才放松下来，那时就觉得左手臂涨得难受。我掳起了袖子，就吃了一惊，整个左小臂肿得像小腿那么粗，而且有一大片淤青。我感到吃惊，因为不知道原因。
最后，我到了上海，突然地出现在家门口。家人们看到面黄肌瘦的我，惊愕自是不言而喻的，我妹妹马上带着我去医院看急诊。
医生也不等血的化验结果，就根据初步诊断，要求我马上住院，是传染病隔离病房。在办理住院手续时，还得称体重。我一看，才九十八斤重，又吃了一惊——我曾做健身运动，肌肉比较发达，体重一直稳定地保持在一百二十五斤左右，身体又没有什么脂肪，怎么会瘦这么多？
在抽血化验时，我心里着实害怕，因为有过蒋医师打针的经历，但还是装出勇敢的样子——男子汉哪能怕痛啊！我左臂的淤青和水肿尚未完全消除，所以只能伸出了右手臂。只见她用橡胶管把我胳膊捆上，把注射针头敏捷地扎向我手臂，一针见血，然后缓缓地抽出了血液。拔出针尖也是快速地一下，然后熟练地压上棉花球。我几乎没有痛的感觉。
我看得目瞪口呆，不禁肃然起敬，佩服地说：“医生，你的技术可真高明哪！”
她不以为然地说：“这算什么？你锻炼过身体，血管很粗，这是最容易的。我们在实习时，都要用兔子耳朵的血管练习扎针。”
我告诉了她蒋医师为寻找我的血管，三番五次扎针的故事，她同情地摇了摇头。我又展示了仍青肿的左手臂，询问缘故。
她苦笑了：“因为针头没有扎进血管；葡萄糖液就都注射进了肌肉。”——难怪在蒋医师注射时，我又涨又痛，而且到最后也无法注射完所有针液。
跌倒了再爬起来
急性肝炎在初发期有传染性；必须住院隔离。在传染期过后，就可以出院疗养了。我出院后也与其他知青联系，他们在我和小谢离开后，都先后回了上海。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发牢骚，觉得农村太苦，没有前途，不想回去。
我妈妈说：“即使他们不回去，你还是按时回去，正好有机会表现自己。”
所以，春节后不久，我就先回到了乡下。后来听说，村里老表已在议论，说知青们正躲在上海享清福，不回来了。但见到我后，就知道我体质确实不好。所幸的是，那次大病给予我一个重大教训，使我开始注意身体。我逐渐地康复了。转眼又到农忙时，我又投身于紧张的劳动中。
我亲眼目睹的一件惨事；令我极度得惊骇。我们隔壁住的是叶文照家； 他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小小的个子，连他老婆在他旁边都显得像个庞然大物。但他却是村里有名的强劳动力，犁、耕、耙、挑担、推车，都是好样的。家中有五个小孩，最大的才十四岁，所以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
他平时不苟言笑，也不会像某些农村干部那样，经常要我们从上海带回一些紧俏货。有次我送了他一条上海肥皂，这在那个年代是个稀罕物，备受农民欢迎，他却一定要付我钱。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