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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打电子游戏，我以此为乐。
后来，因为人事变动，我暂时兼管了人力资源部，才发现，因为做秘书这个职业太久，使我慢慢地忽略了生活的另一面，虽然生活的另一面与我如此之近。车间员工为了几元的加班费三番五次地上来讨说法；清洁工因为分工不均向我投诉；司机因为跑的长途远了一点，提出要增加些许补贴；有员工身体不适要求让他去检查是否是职业病，尽管全公司职工刚刚体检过……他们的态度认真得让我害怕，但是我必须面对他们，我试图以规章制度里的条文去答复他们，把他们的问题套入某个条文之中，满足或者拒绝他们的要求，或者以部门的名义出文向上面征求意见。在做这些的时候，我感觉到了有点不爽，我必须站在公司利益的这一面，去面对员工，不管我看了多少遍《劳动法》，不管我用劳动法的条条框框去说服（应该说是威胁）我的老总守法，我还是感觉到自己，我不能有同情心，我只能有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
就在那时，有关部门要求我们公司建立工会，公司要求我做工会主席，我告诉老总说，工会主席不能由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担任，这是规定。老总淡淡一笑，道：“法不责众，我认识的那些公司里，都是管人事的在做工会主席。要是随便让某个工人做了工会主席，闹事了怎么办？”我的港籍老总居然也很了解国情。于是，我们开了个全体大会，进行工会主席选举，我理所当然地做了工会主席，在会上，所有的员工都面无表情，似乎事不关己，没有人反对。
我却是像模像样地主持了工会的工作，建立了工会组织，要求公司按工资比例拨付工会费用，那是一笔不算少的钱，可以每个月组织员工搞些活动，或者去不远不近的地方旅游。工人们很兴奋，他们才感觉到了工会的好处。可是，四个月以后，会计部不再划拨工会费用到工会的账户上了，询及，收到答复说，上头看到了这笔费用，他们认为别的公司并没有月月划拨工会费用的，我们也可以不划拨。
此后一直没有进行过选举，我不知道我还是不是工会主席；我还是兼管着人力资源部，但只是挂个名而己，我不再过问具体的事情；我仍旧是个秘书，安排老总一天见几个客人，我问他们咖啡或茶。但是，我已经学会把生活的两面进行比较，这有助于我保持清醒的头脑。
那个不爱学习的老总让他的手下们给玩走了，因为他只会看文件上的白纸黑字，因为他只是个会签字的老总。
培训老总
骆总上任的第一天，我把一叠书和资料放到他的台面上。他问我干什么，我说，您应该把这些书都看完，您可以一边看一边去各个工序转一转，这样容易理解书本内容。骆总他有些尴尬，但我并不在意他的表情，我想，他应该会理解我的。虽然他是我的老总，可是他现在对什么都不懂，我不希望我的老总是个对业务一窍不通的笨蛋，只知道在支票上签字的时候抠门，然后闹个被整个集团传诵的笑话。
我没有告诉骆总，他的前几任都看过我给的这些资料，而且他们都比较虚心好学。上任美国人伦总，他的学习能力是一流的，不久之后他就可以和厂长争论买哪种设备比较好，而不用受谁摆布。做个老总，要是什么都不懂，那受人摆布的机会多了去了。我暗示了一下骆总，上任伦总在他在任的两年中，虚心好学，表现出色，一出去就有人为他投资上亿元建个新厂让他玩。
骆总倒是领会了我的暗示，上班的前几天总是在翻我给的资料，他翻了几天之后，很神秘地对我说：“除了培训这些业务知识外，你还应该培训我点什么呢？”我说：“我知道的啊，每一任老总上任的时候，总是问我：‘上一任他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没有？有什么黑锅要让我背的？’”
骆总哈哈大笑，他说，他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我告诉他说，会计部是属集团直接管的，会计那边要是没有问题，那就是完全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您也不要产生问题，所以，才让您看那些资料。骆总他拍了拍我的脑袋，让我感觉，他像个战友，而不是我的老总。
其实，我知道我们公司各部门的头头都希望老总什么都不懂，他们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老总就只落得个签字的分儿。在我的四任老总中，只有一任老总不看我给他的资料，他的宗旨是，有风使到尽，也就是说：我现在是老总了，要把老总的威风耍尽，但他耍了不足一年就走了。他不知道知己知彼才百战不殆，他以为他的部下是让他来指挥，来颐指气使的。其实，所有的部下都只能用战斗的心态对待。那个不爱学习的老总让他的手下们给玩走了，因为他只会看文件上的白纸黑字，因为他只是个会签字的老总。
骆总他总是在各部门频频出现，还像模像样地查看各工序的数据。我不知道他到底看懂了没有。骆总他经常和各部门头头谈心，亲如兄弟姐妹，但是，我也不知道大家心里到底有没有感觉到春天般的温暖。总之，骆总的任期很长，达到三年。
而她的先生，一如继往地在台上唱歌，唱的是男中音。在合唱团成立庆典的晚会上，她去参加了，笑容有点失落。
出纳阿芳
出纳阿芳是广东人。俗话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虽然阿芳的普通话在广东人中算是出类拔萃的一个，但有时也不免露了广东人的马脚。有一次和她一起出去公干，她要下车，对司机说：“老金司机，你慢慢死，我要下车了。”我和老金司机一时听不明白，想了半天，才明白，原来“慢慢死”就是“慢慢驶”，但老金司机回过神的时候，已经开过她要下车的地方，于是我们让她下车慢慢走回头，作为她要老金司机“慢慢死”的惩罚。
虽然阿芳的普通话经常会闹一些笑话，但是她却是一个有十年历史的合唱团的成员，那个合唱团是民间的，小有名气，去过欧州、香港、澳门、台湾等地演出。因为阿芳的关系，我得以经常观看她们的排练和演出，知道他们唱歌用的全是普通话。阿芳唱女中音，在台上穿着洁白的长裙，嘴巴张成O形，唱得很投入。我在她唱歌的时候，没有找到她的笑料，这让我有点气馁。我又不甘心地去笑话她：“那些说话结巴的人，唱起歌来可顺溜了，看你也差不多。平时普通话说不好，唱起来没有问题哦。”她总是笑嘻嘻地面对我的取笑，不以为忤。
我很佩服有毅力有恒心持之以恒地做一件事情的人，比如阿芳。那个合唱团，是没有工资发给他们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活动都是义务的，合唱团出外演出，包括出国演出，偶尔会有些赞助款，但是不敷使用，团员们必须自己补齐这些费用。这对阿芳来说是一笔不菲的费用，平时她十分节俭，但对于她的合唱事业，却是一如既往地热爱，她经常对我感激地谈起帮助她们合唱团的人。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我接到她的电话，她希望我派部面包车，因为他们合唱团的成员在去某学校排练时让雨阻了，她希望我能帮助一下他们。她知道我在公司里有调派司机和车辆的权力，但是，在这样的天气里让司机出车，而且为的是私事，有违纪嫌疑。我和她说，要她和我合作一下，叫她十分钟之后再电话我。我先电了司机，说有份合同要马上送去某处，在半路上接到阿芳的电话，于是我可以对司机说：“你把我放下，去帮忙接一下阿芳他们。”司机觉得等我也是等，便答应了。
后来，我经常假公济“她”一下，我和阿芳成了比较亲密的朋友。她认为我帮助了合唱团很多，在我，不过是做顺水人情而已。而她，却在为一个毫无经济利益可得的实体做义工，就为了她热爱的歌唱，为了投入地把嘴巴张成O形。我似乎从来没有为什么东西投入过，其实，我很羡慕她。
阿芳她总是穿着俭朴的衣服，二十七岁的她头发已经白了，合唱团的一个男孩子娶了她，她有了孩子，不能染发，戴了假发套。不久，做了妈妈，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在办公室里，她不再和我谈合唱团，谈的是孩子。而她的先生，一如继往地在台上唱歌，唱的是男中音。在合唱团成立庆典的晚会上，她去参加了，笑容有点失落。
两天后，收到快递公司送来的快件，里面是四张飞上海的机票，还有我们交给他买两张机票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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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生
我们一直称他为吴先生，我们指的是我和海伦（我的妹妹）。我是在会客室里见到吴先生的，他是原材料供应商，他希望和我们公司合作。他和我约了时间，我却忘了通知我的老总，老总恰好出去了。这是我工作的失误，所以，我请他到会客室的时候，心里颇为内疚。但是，我没有说是我忘了，我说，老总有急事出去了，不好意思。我说：“吴先生，我可以转达你的意思，你也可以留下资料。”
吴先生看起来是个随和的男人，稍胖，看样子四十开外，他说，没关系，我留下点资料你帮我转交吧。他给我资料之后，就和我闲谈起来，说他老家是福建的，公司在上海，在深圳设了个办事处。说儿子不争气，初中毕业不肯读书，看来也只好做生意了。我说，做生意好啊，将来像李嘉诚一样有钱。
吴先生和我们公司合作的事情进展缓慢，最主要的原因是吴先生他好像并不急于要做成这笔生意。他经常打电话来，主要是和我聊天，说天气说地理，间或问我同种原料的最新价格，这些价格我不是很熟，但是分管主要材料采购的海伦对此很熟，我总是问了海伦之后再告诉他。
转眼就快到春节，所以，吴先生打电话来的时候，自然地谈起了彼此的老家，我说，我的家乡，离上海并不远。又说起和我一起工作的我的妹妹海伦，我说，她将和我一起回老家。年前的机票特别紧张，吴先生电话我说，他可以帮我们买到机票，于是我和海伦将钱和身份证号码装到一个信封里让公司的司机交给吴先生买机票。两天后，收到快递公司送来的快件，里面是四张机票，还有我们交给他买两张机票的钱。也就是说，吴先生他帮我们出了四张机票的钱，多出来的两张是我和海伦的返程机票。
他这是什么意思？我和海伦研究了好久，生意没有做成，难道他是在行贿我们，让我们帮他成功地与我们公司合作？其实，我和海伦一直想帮他的，将他的原材料上生产线试用了，并写了合格通过的报告，只要他降低一点点价格，比原供应商稍低，就可以成功地替换掉原供应商了，当然，这需要吴先生直接面对我的老总，把事情敲定就行了。
我和海伦春节回来后，把买机票的钱装在信封里交司机送给吴先生，但司机又将信封原封不动地交回给我。于是我们一直想把公司和吴先生公司合作的事搞定，但是，吴先生似乎再也不提合作的事情了。他还是打电话来问其他品牌原材料的价格，包括进口的材料，其实，海伦也从他那儿得到了许多资讯，把海外供应商的价格压低到连海关都感到惊奇，总公司还因此表扬了海伦。
时间过去八年多了，断续地得知吴先生的一些情况，他离了婚，又娶了新夫人，他说他不相信他的新夫人，也不相信他只会玩乐的儿子。我们一直叫他吴先生，透着客气，听他诉说，我们不敢多说一句话，怕说多了有点假。
老总的办公室，长方形，大班桌就放在长方形的中间，与墙平行，方方正正，应该没有什么风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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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舆学
我派了司机把从香港来的风水先生接到了公司，在他到达之前，我封了一个红包，红包里装了五千港币。说心里话，我认为风水先生与我们街头常见的算命先生差不多，给个千把港币算是到顶了，但是，我的老总认为他值五千港币，我当然不会否定我老总的价值观。咱有机会看香港的电视台，常看到衣冠楚楚的风水先生在荧屏上讲学问，他们称为堪舆学，所以，我称他们为风水先生实在有点不敬，他们应该被尊称为“堪舆学大师”。
坐在我面前的“堪舆学大师”显然不是我电视上看到的那个人，他姓唐，我和老总都称他为唐生。唐生一身唐装，我曾经见过一个自称诗人的人叫梦亦非，也穿一身唐装，所以，我乍见他时，以为见到了个诗人，直到我看到他手上拿的罗盘。唐生很酷，也不和我们多说话，简单交谈之后，他就开始工作了。
他首先巡视了一下我们开放式的办公室，到财务部所在的那块，他明知故问，这是财务部么？我和老总都点头称是。他说，无遮无挡的怎么行，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