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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中国应该怎样做大国？
中国是否已经是世界大国？从经济总量上看，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不妨看看基本的数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2008年中国的ＧＤＰ达到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14万多亿美元）和日本（万亿美元），超过了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万多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到2010年中国的ＧＤＰ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学家们还经常通过另一种方式来核算ＧＤＰ，那就是购买力。对购买力估算法最简单的解释是：因为各国生活费用差距相当大，每1美元在不同地方能买到的东西也不一样。
比如，经济学家们用了一种通俗易懂的“巨无霸指数”（Big Mac Index）估算同样的货币在不同国家的购买力：同样一个巨无霸，在挪威要花美元，在中国则仅仅为美元。也就是说，同样的1美元在中国的实际购买力比在挪威的实际购买力要高出3倍多。
如果按照货币的这种实际购买力来估算，各国的ＧＤＰ将会重新排座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此估算的结果是：2008年美国ＧＤＰ以同样的14万多亿美元排名第一；中国则以将近8万亿美元排名第二；百物腾贵的日本，ＧＤＰ总量仅为万亿美元，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屈居第三；印度则以万多亿美元上升到第四位（在以美元面值计算的常规ＧＤＰ榜上排名第12），德国以不到3万亿美元跌到第五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领先于印度，在未来10年，美国和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大国。当然，我们还不应该忘记许多经济学家的预言：再过30年左右，即使以美元面值计算，中国经济的总量也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这些统计数字和理性的预期来看，已经没有人能否认中国是一个大国。
但是，统计数字也揭示了另外一个含义。中国之所以成为大国，主要在于中国有13亿国民所构成的世界第一大人口，并不能说明中国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准。庞大的经济总量被13亿一除，一下子就变得很不乐观了。再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以美元面值计算，2008年中国的人均ＧＤＰ为3 300多美元，在被统计的17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04位，如果以购买力估算，则以不到6 000美元排在被统计的194个国家和地区的第100位。连萨尔瓦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等等听起来很落后的小国家，也排在中国之前。这就形成了典型的“大国小民”综合征：经济总量的壮大使许多中国人有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大国意识，觉得自己在世界上应该有相当的发言权，甚至可以“摆摆大”了。但是，真正落实到个人层面，大部分中国人则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现实：自己仍属于世界上贫困的一族，经济力量甚至还不如毫不起眼的非洲、拉美一些小国的国民。
许多中国人中的反韩情绪多少也反映了这一点：区区一个小国，凭什么和我们争夺亚洲文化的主导权？凭什么这么趾高气扬？但是，韩国人“牛”的一个道理是，不论按美元面值计算的人均GDP（近两万美元），还是按购买力计算（万多美元），都是中国的数倍。作为个人而言，韩国人当然“神气”多了。
更何况，中国的发展是经济改革优先，政治改革滞后，普通百姓的基本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保障，还没有建立有效的政治渠道，让普通公民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务有足够的发言权、参与公共决策。大家不光是经济贫民，也是政治上的小民。大国意识的膨胀和这种小民的无助感相互撞击、冲突，自然就产生了强烈的心理挫折。这也就给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滋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遗憾的是，“大国小民”的情形很难算是真正的大国姿态。愤怒和挫折的心态也很难与大国匹配。人在
这种状态中所做出的决定经常是基于情绪（而且多是相当恶劣的情绪）而非理性。这种决定的错误性自然会导致更多的愤怒和挫折，如此恶性循环下去……这种民族主义心态强调的是大国“应有的地位”，把个人层面的挫折感归结为国家的国际地位被低估、归结为外国对自己的轻视和敌意，进而激发了极端的排外、仇外的情绪，却忽视了这种挫折感的根源其实还在于“小民”、“贫民”的现实，在于我们国家自身的原因。这种典型的通过对外发泄而躲避自己问题的弱国心态很难和大国的地位相得益彰。
本书虽然叫“怎样做大国”，但大国仅是一个背景，一个生活场景。书的核心是人，是中国人的生活。在讲到中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体时，我要探讨的是这究竟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离开了人，经济总量在世界排第几并不重要。30多年后，也许中国的ＧＤＰ确实会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许多人为这一远景兴奋不已，甚至“不能不看好中国”。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鸦片战争时，中国同样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其地位大致到太平天国以后才被美国所取代。难道有人想回到那样的时代吗？
所以，做大国不是坐在ＧＤＰ的头把交椅上自我陶醉，也不是站在这把交椅上大喊大叫地宣泄。做大国的目的是做“大民”，让中国人生活得有保障，有尊严，有价值。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保持长期的竞争力，才能对国际社会和人类文明作出真正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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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靠什么建造世界金融中心
金融是经济的神经中枢。大国经济离不开大国金融。19世纪初英国崛起为“日不落”帝国，也正是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时刻。19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正好和华尔街崛起为世界金融中心同步。过去1/4世纪，中国靠着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实现经济起飞，正从世界最穷国家的行列步入中等发达国家，并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但是，这一过程本质上不过是“脱贫”。人要“脱贫”，只要勤奋自律，凭着卖力气大致就可以。但“脱贫”后要“致富”则不那么简单，要从事更为高级复杂的工作。
在这里，让我重述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以购买力计算，2008年美国GDP排名世界第一，中国排名第二，日本的ＧＤＰ总量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屈居第三。即使以美元面值计算，2008年中国的ＧＤＰ也达到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14万亿多美元）和日本（万亿美元），超过了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万亿多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在2010年，中国的ＧＤＰ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有如此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中国却没有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世界级金融中心，都在伦敦、纽约、东京、新加坡、巴黎、法兰克福、芝加哥、中国香港等地。其中，香港虽然属于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但其经济乃是内地经济的边缘，按国际惯例，其ＧＤＰ总量另外计算，不属于常规ＧＤＰ排名中的中国经济体范围内。中国内地城市在各种世界金融中心的排名中名次最高的是上海，但很难见到上海排入前20名。这种缺乏世界级金融中心的状况，与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符。比如，中国在过去1/4世纪的强劲发展中积累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却几乎只能认购美国的国债、购买美元资产，并冒着这些积累会随着美元贬值而大幅度缩水的危险。想为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财富保值，却要听命于人。这说明中国如果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世界级金融中心，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
这大概也是2009年4月29日中国政府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的原因。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指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到2020年，要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他进一步介绍说，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体的有四个方面：一是基本形成国际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二是基本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体系；三是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金融人力资源体系；四是基本形成符合发展需要和国际惯例的法律法规体系。
可见，中国政府已经有了长期的战略考量，要在中国建立世界金融中心。面对这一发展前景，我们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金融对经济的重要性在哪里？第二，建立世界金融中心的条件是什么？要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具有通晓世界史的宏观视野，理解金融与大国兴衰之间的关系。
1840年鸦片战争之际，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竟被英国的一支现代化舰队跨越半个地球轻松击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如果从经济总量的角度看，这样的结果是难以想象的。为什么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会如此脆弱？历史学家们从政治、军事、工业、科技、文化等等方面分析原因，但是往往漏掉了金融。
鸦片贸易最初的目标是解决大英帝国的金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也是一场金融战争。18世纪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和今日颇有些相似之处：中国货物大量出口欧洲，欧洲产品在中国却没有市场。对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使欧洲国家不得不用白银（也就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支付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中国成为了吸收世界白银的无底洞，造成了欧洲的白银紧张。这和中国产品遍及全球、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的今天颇为相似！鸦片是英国用来平衡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而“发明”的出口产品。鸦片大量流入中国，彻底扭转了中英间的贸易平衡，使中国从贸易顺差走向贸易逆差，白银不断外流。当两国最终兵戎相见时，伦敦已经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了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拥有着活跃的股票市场。而中国虽然身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却无现代金融可言。不要说中国对股票市场闻所未闻，甚至连通行的白银也没有货币化。市场上大量流通的都是外国银元。也正是因为有现代的金融市场，英国政府才可以长期支持庞大的军事行动。要知道，当时一艘现代化战舰，价格相当于工业革命时一座最大的工厂。一支舰队，就等于全国最大的几个企业飘在海上。跨越半个地球的远征所带来的财政挑战可想而知，但英国政府却能从容应对。而清政府虽然统治着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却没有金融市场可依赖。其政府财政还是依靠落后的税收体系，根本应付不了突发的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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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决定大国兴衰（1）
金融市场为什么如此神奇？我们不妨简单探讨一下世界金融史。
现代金融市场起源于西方。以粗略的线条勾勒，那就是从以佛罗伦萨等独立城市为中心的“北意大利金融”，发展到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荷兰金融”，最后到达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金融”和以纽约华尔街为中心的“美国金融”。中世纪以来的大国兴衰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基本都是由这种金融的潮涨潮落所决定的。
中世纪的欧洲内陆以落后的封建农业经济为主宰。但是，以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独立城市为中心的北部意大利地区和以布鲁日等城市群为中心的西北欧“低地国家”相当于今日的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法国北部和周围的德国部分地区。……编者注成为两个例外。这两个地区在政治上享受着相当充分的自治，城市由工商阶层而非封建王侯主宰，在经济上则以工商贸易为主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源地。其中“低地国家”的主业是毛纺织业。北意大利城市则在手工业以外主宰着海上远程贸易，即使是地处内陆的佛罗伦萨，在崛起为能和“低地国家”抗衡的毛纺织业中心的同时，也通过金融手段控制了地中海地区的原材料贸易。在1300年以前，这两个具有初期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发达地区主要由经过法国香槟地区的陆路所连接，因此也导致了香槟地区贸易的繁荣。
虽然这两大地区经济都相当发达，但在金融方面，还是意大利城市国家领先一步。这里的原因，在于海上贸易的特殊性质。海上贸易利润丰厚，但风险大、路程远。最重要的是，海上贸易需要大量的、长时期的投资。在地方的简单商品交易中，一个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