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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端领域的结果吗？现在世界经济衰退，衬衫的需求锐减，况且越南等国家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我们在这一领域竞争。难道让大家在没有衬衫市场的情况下坚守衬衫制造，企业就不会倒闭吗？难道当年如果更多的低端制造业早早升级转产，现在的制造业危机的冲击不是会更小一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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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帮助我们反省市场经济
按中国一些经济学家们的解释，市场经济完全是由“看不见的手”支配。良好的市场经济，是这样一套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每个人都能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自动造福于社会。这种市场经济虽然有着道德目标，但具体的运行却是非道德性的。
盖茨就是这一市场经济中的赢家。但是，他显然不认为社会能够从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中自动地充分受益。所以，他捐出全部财产，退出微软，全身致力于慈善事业。不仅是他，远到卡内基、福特、洛克菲勒，近到巴菲特，美国富人的慷慨实在惊人，贡献出一生所得绝不是从盖茨开始。怎么解释这个现象？更精确地说，这是市场经济的外在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现象？从表面上看，美国并没有一套法律制度强迫这些富豪捐出其财富。这些富豪都是市场经济的赢家。赢了以后，他们以个人的道德自觉，超越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行为和市场经济没有必然联系，属于市场经济的外在现象。但是，美国市场经济中的最大赢家们，几乎都这样一代一代地捐。小富人的慈善热情也不在其下。如果把如此普遍存在的现象剔除出市场经济之外，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所以我们有理由说，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现象。
盖茨的捐赠，再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省市场经济的机会。要知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狭义市场经济古已有之。比如明清时代的中国，江户时代的日本，都可以说有着发达的市场经济。但是，现代市场经济显然比这些成熟得多，也成功得多。这种市场经济，镶嵌在一定的政治结构（如*制度）和文化脉络之中，彼此难分。中国因为有明清的市场经济的历史传统，理解自由竞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狭义市场经济比较容易，但理解镶嵌于西方文化传统和政治结构中的广义市场经济就比较难。
盖茨的行为，首先让我想到的是“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y）。这个词在西方是个文化概念，也是个法律概念，特别是在企业法中非常重要。一个老板如果疏忽了自己的“信托责任”，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中国，不仅企业界没有这样的观念，一般的社会关系中也缺乏这一层面的东西。因此，中国人理解起西方的个人自由，基本就是人人为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什么是“信托责任”？简单地说，“信托责任”就是照顾他人利益的责任。任何企业，只要有一个以上的人参与，就会出现信托责任的问题，即你要在别人不在的情况下为了别人的利益做出负责的决定。如果是上市公司，老板经营的主要是别人的财产，其信托责任就更大。这种信托责任的覆盖面，也超出了股东的范围，涵盖了几乎与企业运作相关的所有人员，包括企业的员工以及企业所处的社区。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老板当然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他必须履行自己的“信托责任”，看管好他人的利益，有时甚至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保护别人的利益。“信托责任”要求企业家有积极的利他行为。
“信托责任”的观念，来自于基督教传统。在中世纪，教会垄断了文字，经营着巨额的教产。那些口口声声“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神职人员，其实就是那个时代最大的CEO。他们怎么能够一方面攻击财富，一方面又掌控着巨额财富呢？从理论上，他们是在履行自己的信托责任，是在为别人经营，传播上帝的福音。后来在清教传统中，富人的金钱不再是罪孽，而是他作为上帝的选民的证据。上帝看中了他，所以才把这么多的财富都托付给他。他要替上帝好好看管和使用，而不是什么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这套理论世俗化后，就渗透到西方企业行为的方方面面。盖茨没有把他名下的财富看成是自己的，而是把它看成是自己业绩的证明。这种业绩，就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和美德，在市场经济中赢得了社会如此之大的信托。所以他才会把财富小心地还给社会。卡内基也说过，那些生前没有把财散尽、带着万贯家资进坟墓的人是可耻的。这种人死后不会有人为他们唱挽歌。
中国没有基督教的传统，但是，从“天下为公”的传统中，照样可以发展出“信托责任”的理念。什么时候中国的企业家能把自己的财富看成是社会的信托，什么时候中国的市场经济就算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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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全球农业战略（1）
人们一提起全球化，总是会想到金融、制造业、高科技，想到那些跨国公司、来料加工厂等等。很少有人会想到农业、想到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然而，农业全球化是一个潜在的大潮。野村证券的分析家理查德·菲尔古森（Richard Ferguson）甚至把全球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企业外包”分为三个浪潮。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制造业外包，第二次浪潮则是90年代的信息产业外包，如今发生的第三次浪潮是农业外包。《经济学人》不久前也发表了专门评论，题目就是“外包第三潮”，细致地分析了当今日益国际化的土地竞争。
全球的土地紧缺，一直是被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所掩盖的一个大问题。这一问题，在2007~2008年间突然爆发出来。从2007年初到2008年中期，《经济学人》上的食品价格指数增长了78％，大豆和米价上涨了130％。这几乎快赶上了油价的暴涨。同时，食物库存大幅度下降。在世界前5大谷物出口国，库存与消费加出口之比从保持了10年平均水平的15％下降到了11％。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频频出现粮食骚动，基本的社会稳定受到了威胁。甚至美国的有些超级市场也一度出现限量购米的现象。
几十年不遇的世界经济衰退，戏剧性地抑制了需求，似乎一下子缓解了粮食危机。但是，这一短期的缓解难以掩盖长期潜伏的问题。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粮食出口国，农业技术最发达，农业资源最丰富，也最不应该有危机感。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我们不妨就从这里谈起。
按现在的年增长速度，未来60年美国人口将增加到亿，和“六亿神州尽舜尧”时代的中国差不多了（而这“六亿舜尧”不到40年就翻了番）。以现在的标准，需要12英亩土地为一个美国人提供粮食、蔬菜水果，以及各种其他资源。每增加1个美国人，就需要把1英亩的土地从农业或居住用地转化为高速公路等建设用地。美国人的食物供应，来自土地，剩下的则是水产品。如今亿英亩的耕地，在城市化进程中每年以百万英亩的速度在锐减。另外，有200万英亩在盐碱化、洪水等自然侵蚀中流失。按目前的速度，未来60年将有亿英亩的耕地流失。目前美国人均耕地拥有量为英亩，而维持一个人多种食品的供应只需要英亩耕地。这也是美国出现农产品剩余的一大原因。但是，到2050年，美国人均耕地拥有量可能仅为英亩。在目前的生产水平上，不仅不可能出口粮食，而且还可能成为一个农业进口大国。
在当今世界，如果美国这个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不再出口粮食，那么国际市场的粮价就会暴涨，更不用说美国要大量进口粮食了。实际上，美国还是在这方面的问题最轻的国家之一。如今世界人口的增长虽然有放缓的趋势，但人口增长的自然惯性仍要持续几十年。新增的人口、中印等崛起国家因为食物结构改善而刺激的新粮食需求，以及植物再生能源的生产与粮食争地等等，所有这些大趋势都将导致一个问题：粮食紧缺。另外，耕地需要水才能维持。中东产油国家因为缺水限制了其农业的发展、无法支撑其日益增加的人口。中国北方的干旱也愈演愈烈。韩国也面临严重的水资源不足问题。所有这些国家，面对未来时都如坐针毡。
大国全球农业战略（2）
另一方面，以非洲为主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有着大量的土地资源，但由于政治不稳定，农业发展非常落后，产量低，饥荒不断。这些国家的农业发展潜力很大，但自己却无法开发。中东各国、中国、韩国等等农业资源稀缺国，大举进军这些地区，进行农业外包。根据在华盛顿的一个思想库“世界食物政策研究所”的估计，自2006年以来，在这些贫困国家中，大约有1 500万公顷~2 000万公顷的耕地已经或正在被用来和外国的投资者进行交易。这大致相当于法国所有耕地或欧盟耕地总量的1/5。这些交易的价值，大致达到200亿美元~300亿美元。比如，沙特*在埃塞俄比亚投资了1亿美元，租用其土地种植小麦、大麦、大米。在苏丹，韩国签下了69万公顷的土地交易；阿联酋和埃及则各得40万公顷左右，用于种植小麦。苏丹这个非洲最大的国家、一直是*世界的粮仓，将把1/5的土地留给*各国的政府。中国则在刚果建成了280万公顷的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种植场。在亚洲，菲律宾、柬埔寨等国的土地，也纷纷向外国投资者开放。
积极地参与这一国际农业资源的博弈，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步骤。不过，在这一竞争中，中国受到来自“西方主义”和“本土主义”两方面的压力。
所谓“西方主义”，是指西方国家不希望看到中国等国家的农业在全球扩张。它们甚至将之冠以“新殖*义”。西方国家的一大指责是，这些穷国本来就无法解决粮食问题，年年闹饥荒，年年需要国际援助。但是，当国际社会把救灾粮食运进这些国家时，外国的农业投资者却把大量粮食运了出去。这实际上伤害了这些国家的利益。“本土主义”则是来自这些接受农业外资国家内部的抵抗。除了一般的排外本能外，其中一大缘由是这些国家政治*，政府经常把本国老百姓世世代代拥有或耕种的土地收夺过来卖给外国投资者。这样一来，当地人就会认为是外资者抢了他们的地，外资进而成为了众矢之的。
“西方主义”的压力还有办法可以应对。所谓外资抢夺穷国的食物之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些穷国政治不稳定，经济落后，无力开发自己的农业资源，急需外资的介入。有人估算过，外资开发的土地，每公顷的产量至少比非洲现在的平均产量高出一倍。仅此一项，就多出了3 000万吨~4 000万吨的谷物。而世界一年的谷物交易额也不过才22亿万吨。蛋糕做大了才好分配。中国应该和当地政府发展出互益的合作方式，比如按总产量的一定比例为当地社会供应粮食。要知道，当地农民的亩产量，还不如中国农场亩产的一半。中国的农场即使把产量的一半卖给当地，一半运回国，也不会影响当地的粮食供应。实际上，在赞比亚，大约1/4的鸡蛋都是由中国的农场供应的。只要能够长期为解决当地粮食供应问题作出贡献，“新殖*义”的言论就会不攻自破。
相较而言，“本土主义”的威胁则更难对付。因为当地政治不够清明，政府经常把掠夺来的土地转让给外资。同时，政治的不稳定经常导致权力的不正常交替。如果和政府走得太近，忽略社会大众的利益，一旦政府垮台、反对力量执政，那么过去通过政府而进行的投资就都会化为乌有。所以，如何既和政府打交道又能和当地社会打好交道，是农业全球化成功的关键。
中国有大量过剩的农业人口。把大量农民送到海外精耕细作，确实是个不小的诱惑。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大量的农业移民最容易引起“本土主义”的仇外情绪，并不是条可靠的道路。中国需要的是培养一代国际农场主。这些人不光要有丰富的农业知识和技能，并且要懂得经营管理、了解外国的文化和社会、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能够出去组织生产，雇用当地人为自己服务。培养这样的人才，对我们的农学院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此外，中国在军事上也必须发展出能够随时救助自己侨民的快速反应能力。
中国不像美国那样具有丰富的私人农业资本，所以在农业全球化中，国家的总体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又是一个涉及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的复杂工程。政府应该注重培育国内的私人农业资本，并且为这些资本建构一个进军世界的宏观框架。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我们可以得知经济起飞和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