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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飞险�74％，鸡蛋上涨28％。其他如各种矿产品、天然气、各类食品、纸张，几乎无所不涨。特别是全球粮食价格在2007年大幅度上涨后，泰国、越南、印度等主要大米出口国在2008年宣布限制大米出口，有些国家干脆下了出口禁令，导致中国香港等地的大米恐慌，中国也一度神经紧张。同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2007年就提高了35％，人民币持续升值。中国产品开始变贵了。西方不少人说，中国已经从输出低廉产品抑制通货膨胀，走向输出通货膨胀。
此种言论未免以偏概全。其实，在输出通货膨胀的同时，中国进口的通货膨胀恐怕更多。以原油而论，中国在2003年还是每日进口550 万桶，2007年则日进750万桶。在同一时期全球铜需求量增长中，中国因素占了64％，在铝需求的增长中，中国因素占了70％，锌需求的增长则有82％是中国经济所推动的。这些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幅度，远超出了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幅度。
如果这样的通货膨胀得不到抑制，老百姓即使工资上涨，实际收入也并不会增多，甚至可能会造成购买力下降。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来抑制通货膨胀，短期可以应急，长期则可能造成短缺经济、地下经济，最终得不偿失。
通货膨胀并不仅仅是个民生问题，也是个关乎制造业生存的问题。这一点，看看自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史就能明白。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的收入绝大部分都用在了食品消费上，几乎没有剩余的购买力来消费工业品。所以，工业革命的前提就是农业革命。这种农业革命一来使较少的农业人口可以养活较多的工业人口，使大量劳工脱离土地而集中于城市的大工厂，二来则提高了农业的产量、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使食品在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变小，人们在吃饱了以后对工业品的购买力大幅度提高，进而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消费市场。也就是说，食品的相对价格的降低，是工业革命的基本前提。每当食品价格提高时，不仅民生面临着压力，制造业也面临着压力。老百姓在菜篮子之外可花的钱少了，制造业要想维持自己的市场规模，就必须通过压低产品的价格来促销。好在在工业革命前半段，技术创新不断，使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成本不断下降。每到食品价格上涨时，制造业大多能够降价维持市场规模，并通过大幅度削减成本来维持甚至提高利润。这也是工业革命能够保持其动力的原因。
如今中国还处于工业化时代，尚未进入后工业社会。制造业所面临的挑战，与工业革命前期非常相似，但现实条件则十分不同。首先，就国内市场而言，食品消费在老百姓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这部分价格的上涨，对民生的影响特别大。钱如果全花在菜篮子上，购买工业品的能力就会大幅度下降，所谓“内需”不仅无法“拉动”，反而可能萎缩。这就向制造业提出了以降价来维持市场规模的要求。其次，在工业革命早期，欧洲主要工业国家不仅在技术上不断创新，而且在美洲不断开拓，获得了大量的原材料，大幅度降低了原材料价格，为工业品的降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面临的国际境况正好相反。如今世界早已经没有当年美洲那种新边疆。
面对通胀：我们该何去何从（3）
全球经济的扩张，带动了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给制造业带来的不是降价的条件，而是加价的压力。再次，当食品价格上涨、工业品价格不能适当回落而维持老百姓购买力平衡的时候，整个生活费用就会显着上涨，促使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更会进一步给制造业造成涨价的压力，形成一种涨价不断地刺激新一轮涨价的恶性循环的局面。
再从国际环境上看，崛起的经济体正迅速融入全球市场。在未来几十年，印度的人口将超过中国，而且人口年龄更年轻，劳动力供应更充分，劳动力价格也更便宜。越南在低端制造业领域，正崛起为中国一个有力的竞争者，其人口有8 000多万，到了本世纪20年代预计会超过1亿，劳动力价格也比较便宜，在制造业领域比中国更具吸引力。广东一带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大量工厂关闭的现象。在中国，许多低端制造业正在失去竞争力。
如今，全球金融危机虽然使通货膨胀的压力缓解，但这不过是周期性的缓解，而不是结构性的缓解。从前述的世界经济的结构变革看，通货膨胀早晚还要卷土重来。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是能源密集型、原材料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体。而从长远看，能源、原材料、劳动力都看涨。所以，对于通货膨胀的挑战，中国必须设计一个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应对之道。
未来中国最有效的办法，大概就是加速人民币的升值，通过提高人民币的购买力来抑制通货膨胀的“进口”。从长远看，中国应该探索改变目前这种粗放型发展模式，发展高技术产业。英国的《经济学人》注意到，2003年，两位美国参议员提出对进口的中国产品加征275％ 的惩罚性关税，除非人民币增值同样的比率。所谓中国操纵人民币的兑换率、通过廉价货币进行不公平的竞争之说，一直弥漫于美国的政治中，并在总统大选中频频浮现。但是，尽管惩罚性关税的法案并没有成为现实，但到2009年奥巴马任美国总统就任时，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几乎快到了275％这一神奇的门槛。这一切并非来源于美国的压力，而是中国经济内在需求的结果。
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和民生，这背后的道理在这两年来表现得越来越清楚。2007年11月，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69％，政府于2008年初不得不宣布控制部分商品的价格。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当政府不得不动用非经济手段来抑制通货膨胀时，就意味着经济和民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美国公众至今还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低迷、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卡特政府不得不采取燃油限价的策略，使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龙，搞得人心惶惶。美国人从这种惨痛的经历中学到了宝贵的一课：威胁经济发展的因素虽然复杂繁多，但最大的敌人却是通货膨胀。此后的联邦储备银行全由反通货膨胀的*所领导。美国经济也渐渐复苏并进入持续高增长期。其中的一个窍门就是在ＧＤＰ猛涨的同时保持了低通货膨胀率，走出了经济一“过热”通货膨胀率就上升的怪圈。
如上所述，美国能走出这一怪圈，当然不仅仅是美联储之功。中国和印度等庞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发达国家提供了规模空前的廉价劳工和廉价产品，压低了美国经济的各种成本。包括美国低廉的消费品价格、相对固定的生活费用、劳工面对国际廉价劳工的竞争难以提高工资等。所以，在美国国会推动人民币升值的法案时，《华尔街日报》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甚至频频发表文章指出：人民币的低汇率有利于美国经济，中国是在帮助我们抑制通货膨胀。我们应该祈祷的是这样的好买卖可以长久地持续下去！
然而，中国经济不可能永远维持这种低价发展的模式，否则就会帮助他国抑制了通货膨胀、自己则进口了通货膨胀，伤害中国经济本身。道理很简单：中国经济如果持续高增长，需要大量进口原材料，其中包括石油。如果汇率长期维持不变，人民币的购买力就会变得非常低，原材料进口的价格就会不断攀升。在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中，这种原材料进口价格的攀升，对民生有着立竿见影的冲击：石油、钢铁、汽车、纸张等，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几乎处处可见。另外，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也由国际市场所决定，很难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加以控制。对此，前面已经反复论及：中国、印度因为经济起飞而提高了生活水准，引起了食品结构的变化，肉食增加，进而需要大量谷物作为饲料，出现了人畜争食；另外，石油危机导致美国必须发展再生能源，大量农地被用于生产乙醇等“绿色能源”，油价飙升导致出现了人车争食。这一切的结果是，在世界范围内食品需求加大、供应缩小，食品的价格被抬高了。
从这个立场来回顾，如果人民币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不向上浮动，中国经济就将承担不堪设想的后果。放眼未来，人民币升值也是抑制通货膨胀进口、提高老百姓的实质性“财政收入”的有效办法。特别是最近美国为了刺激经济走出低谷，大肆印钞票，日后经济恢复时很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即美元的贬值。人民币对美元又会产生新的升值压力。而人民币的升值，将会提高中国的购买力。但是，人民币升值降低了中国产品的原材料费用的同时，也会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对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出严峻挑战。
面对这种两难的局面，中国只有进行经济升级，逐渐摆脱低薪廉价的发展模式。这一点，我在最近3年曾反复指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老百姓要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他们的劳动力应该卖出更好的价钱。中国人口的红利在未来十几年将逐渐消失，从劳动力富足型经济演化为劳动力短缺型经济，劳动力价格因为稀缺而将自然提高。所谓“衬衫经济学”早晚要碰壁。
要通过市场的原则推动中国经济的升级，需要两个机制：第一，政府要保证劳动者的权益，增强他们向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让企业面对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市场现实，加快优化技术和管理。第二，加大教育投资，特别是对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投资，避免“民工的孩子永远是民工，盲流的孩子永远是盲流”的局面出现，使下一代劳动力能够胜任高薪、高附加值的工作。总之，如果中国人不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得更加“值钱”的话，中国经济就会逐渐失去动力。
大国小业：我们不得不面临的抉择（1）
记得20多年前读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的*，他讲到退任后对中国台湾进行经济发展的咨询。当时日本经济已经起飞，成为东亚的榜样。中国台湾方面对日本奇迹非常崇拜，很希望能够复制。根据岸信介的回忆，中国台湾方面总是对日本的大企业感兴趣。他则告诉对方：日本的经济主体是由中小企业组成。你们不要迷信大企业，要给中小企业多提供些支持！
那么，岸信介几十年前的话到底有多少根据呢？我们不妨以今日的“后知之明”检视一下。到2009年为止，在日本的制造业中，75％左右的产值为中小企业所创造，将近90％的劳动力为中小企业所雇用。1972年通过的法律把中小企业定义为雇员在300人以下、资本1亿日元（大致为当时的70多万美元）以下的企业。不过，在批发业中，小企业被定义为100个雇员以下、资本不超过3 000万日元（大致为21万美元）的企业。在零售业中，小企业的定义则是50个雇员以下，资本不超过1 000万日元（将近73万美元）。这些企业有如下特点：第一，规模非常小，通常是家庭企业，员工多数不超过4个人。第二，分布广泛，在日本各行各业，从销售到高技术，都活跃着大量的中小企业。第三，这些企业经常靠分包大企业的项目为生，受大企业的影响非常大；同时，每个大企业的产品背后，也都有一系列中小企业的贡献。第四，这些中小企业有着强烈的地域观念，在选举中对政治的影响也比较大。
中小企业之所以需要立法来界定，一大原因就是政府对之有慷慨的资助。法律的界定可以帮助这些企业获得优惠贷款的资格。日本政府为此建立了一套庞大的财政机器，为中小企业提供资助。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商工中央组合金库是针对中小企业的三大金融机构。中小企业金融公库于1953年建立，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帮助其完成生产设备和组织的现代化。在20世纪70年代，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在帮助中小企业改进控制污染的技术、提升安全和卫生技术、计算机化等等方面扮演了突出的角色。国民金融公库于1949年创建，专门为那些难以获得贷款的小企业提供贷款。从1979年开始，国民金融公库开始为高中生和大学生提供贷款。商工中央组合金库于1936年建立，也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财政服务为使命。到2004年，中小企业金融公库资本总额将近5 500亿日元，发放未偿贷款将近万亿日元；国民金融公库资本总额超过3 400亿日元，发放的未偿贷款达10万多亿日元；商工中央组合金库资本总额5 100多亿日元，发放未偿贷款总额也将近10万亿日元。中小企业从这三大政府支持的金融机构总计拿到了27万亿日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