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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强烈的反差，让人会有时空颠倒的错觉，最核心的因素还是中国的人口，任何数量除以13亿，就显得非常渺小，任何数量乘以13亿，就显得异常庞大，大到让人只能仰视。
也难怪有人责备中国人喜欢玩弄除法和乘法，当形势对中国不利，要中国承担国际责任时，如交给联合国的会费，就讲人均，讲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当形势对中国有利时，就会以一个整体出现，一下就显示它的霸气。
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对欧美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但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必然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希望有自己的话语权。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已经在抢班夺权，野心逐渐显露，不可不防。
在进行气候问题讨论之初，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就算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别人也会把中国当成和亚非拉一些普通的小国一样来看待，也不怎么把中国说的话当真。
但当中国GDP赶超日本时，谁还能对闯进瓷器店的大象掉以轻心呢？
而现在中国主要是声音实在太大，它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还有一帮亚非拉的穷兄弟，以前分化瓦解的策略使起来显得力不从心。中国要求越来越多，已经超出了欧美国家的心理底线，以前和平友好的讨论因为中国的参加火药味越来越重。
我们能期待的未来
在一片喧嚣中，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缓慢地落下了帷幕，最后以一个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收场，这和“巴厘岛路线图”何其相似，又回到声明、框架性协议时代，倒车开得也太大了，这难免让众多的环保主义者痛心。
在环保主义者看来，应对全球气候问题，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利益冲突再激烈，最终还是要拿出一个应对办法，如果真把“气候谈判”这架破车给抛弃了，失去了国际谈判机制，将可能对未来社会发展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已经有机构预测如果哥本哈根大会不取得预期的进展，全球每年将有5000亿美元的损失，这明显是给参与气候谈判的所有国家施压。然而从各方面的利益诉求来看，达成一个大家普遍接受的协议似乎才是天方夜谭。目前的气候谈判大会，虽然前面冠了一个联合国的头衔，但它的主导权一直在欧盟手里，和联合国不沾边。
潘基文出任联合国秘书长后，似乎也期望让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再让一些外围势力把联合国架空，而“碳减排”则可以成为重新焕发凝聚力的契机。
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联合国显然力不从心。
任何国际谈判都是相互妥协的产物，先是漫天要价，然后坐地还钱。在二氧化碳减排已经成为事关人类生存的头等大事面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太含糊。
虽然哥本哈根名曰“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但人们似乎还有时间，毕竟《京都议定书》到2012年才到期，哥本哈根毕竟还保留了气候谈判机制，2011年的墨西哥还有机会，到时的争吵才将是最为激烈的。
对美国来说，已经有了《伯德？哈格尔决议》，这决定了美国有好处可以谈，如果想要让美国也出血，那还是免了，实在想要纠缠，找美国的航母舰队说话去，这是美国的底线。
在美国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多的有趣故事，萨达姆、拉登都是美国在世界各大洲的生意合伙人，只是后来不符合美国利益，便迅速被抛弃。
在美国人眼里，并没有道义可言。
共和党代表试图抗议奥巴马提出的新承诺，即推动达成对抗全球变暖的全球性协议。美国共和党众议员詹姆斯？森斯布伦纳说：“当美国前副总统戈尔1997年在京都做出那些承诺时，美国已经失去了太多信用，他知道那些承诺不可能在国会获得通过。我希望奥巴马总统不要重复戈尔的错误。”
但美国面对“严峻”的形势，面对外界巨大的压力，其立场正在发生转变，奥巴马政府的新能源战略将给气候谈判增加一些润滑剂。
美国国内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竞争也非常激烈。
气候谈判是一个大舞台，各国都可以尽量维护自身的利益，避免承担更多的责任，气候谈判又是一个很大的面子工程，谁都想争取主导权，都想占领道德的制高点。
表面上发展中国家占据了一定道义上的优势，有理由争取发达国家在资金及技术方面的让步，但鉴于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碳排放大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并不能成为不进行减排的借口。
中国已经做出一些让步，中国也没有完全抱定“单轨制”，并没有完全断绝自己的退路，发展中国家减排也是大势所趋。
气候谈判这架列车正沿着既有的方向不断前进，未来之路怎么走谁也难以说清楚。
气候变化问题对人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危言耸听还是人们难以摆脱的梦魇，我们该如何看待温室效应呢，减排真能改变全球气候变化情况吗？
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哪里来的？
本章导读：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我们天天都可以看到即将被淹没的太平洋岛国、融化的冰川、被砍伐的热带雨林、吐着浓浓黑烟的工厂、被污染的河流、干涸的土地，各种组织及研究机构争相发布各种警示性报告。在控诉诸多人类的种种恶行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隐藏在这背后的巨大恶魔，那就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人类的公敌，一种最重大的污染源的呢？人类活动是增加二氧化碳的最主要原因吗？二氧化碳是不是背了黑锅，成为某股势力的打手呢？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杜牧《过华清宫》其一
当大家读到上面这首千古名篇《过华清宫》时，脑海中可能会迅速浮现出雍容华贵的杨贵妃坐在长安兴庆宫里，看到从远方快递而来的荔枝发出会心一笑的场景。多么动人的皇帝和爱妃相亲相爱的故事，让我们不得不佩服杜牧老先生的神来之笔，一幅跨越千里的巨幅场景如诗般展现在人们眼前，让人不胜遐想。
与皇帝爱妃的动人故事相反，这一首诗被世代传唱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它成为揭露统治阶级荒淫无度、骄奢淫逸的铁证。为了博爱妃一乐，满足爱妃一己口腹之欲，不惜民力。所幸杨贵妃也仅是吃荔枝的嗜好，也没有再弄出些什么出格的事来，不然真成千古罪人了。
杨贵妃喜欢吃荔枝这个事显然不是后人栽赃到她头上的，《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唐玄宗天宝五年（公元746年），玄宗下诏命岭南驰驿送之长安。”《新唐书？后妃传》记载：“杨贵妃嗜食鲜荔枝，岭南节度使张九章乃置骑传送，奔走数千里差至京师。”
按人们的普遍理解，荔枝只是南国广东的特产，在广东有一个很有名的荔枝品种——妃子笑，也是想借杨贵妃爱吃荔枝的这个历史典故的光环，喻该种荔枝口味纯正，让它攀上宫廷贡品这门亲戚。
然而从岭南到长安，至少有一千公里。荔枝是极难保存的水果，有一日而味变，二日而香变，四五日外则色香味尽去之说。这时不免让人产生疑问，唐代的驿卒真能如联邦快递那样做到“使命必达”吗？
唐代建立了世界上非常先进的情报传递系统，全国各地广泛设置有驿站，凡军情要事，驿马每日跑三百里路。曾受命出塞征战的唐代著名诗人岑参，有“一驿过一驿，骑骑如流星”句，驿马奔驰快如“流星”。
为了形容驿站对民力巨大的消耗，后人形容之为“奔腾险阻，人先马倒，死者继路。”显然，跑死马匹，累坏大活人是常有的事。
就算按最快的日行五百里计算，从岭南运输到长安，至少四天过去了，但这只是一个理论速度，一般的驿马好像跑不了那么快。当四五天之后，味香俱无的荔枝能引起杨大美人的食欲吗？这也引发人们一大疑问，杨贵妃吃的荔枝不是广东产的么，不然又来自哪呢？
如果认真翻阅中国古代典籍，一个有意思的结论便摆在我们的眼前。
李肇《唐国史补》记载：“杨妃生于西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热，经宿则败，后人皆不知之。”这是说，和四川的荔枝比起来，岭南荔枝虽然最鲜美，但是，路途遥远，飞骑不至长安，荔枝已经腐烂了。
谢枋得《唐诗绝句注解》：“明皇天宝间，涪州贡荔枝，到长安，色香不变，贵妃乃喜。州县以邮传疾走称上意，人马僵毙，相望于道。”涪州是哪里呢，今天重庆涪陵。
据中国古气象资料记载，隋唐至五代期间，中国正处于气候温暖时期。在唐代，北纬31度附近（如四川的成都、忠州一带）是适合荔枝生长的。
在公元1110年和1178年前后，中国经历了两次大的冻害，并引起了中国气候的大变迁，成都地区一带的气温下降到零下4℃以下，荔枝无法抵御零度以下的严寒，成片地冻死，成都一带的荔枝林便从此绝迹。
据《乐山县志》载：到了南宋时期（公元1127年）气候较北宋时更冷，荔枝的生长地已移至眉山以南的乐山才能生长。
所以到了宋朝时，大诗人陆游由于未亲眼见，所以他很是怀疑唐朝诗人张籍《成都曲》：“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的真实性，宋时成都已经不产荔枝了。
北宋大文学家、四川人苏东坡认为“此时荔枝自涪州致之，非岭南也”，意思是说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涪州送过去的，而不是来自千里迢迢的岭南。苏东坡的《荔枝叹》中还有“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
从个人的饮食习惯来说，杨贵妃在四川长大，如果四川不产荔枝，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就算她老爸再富有，也不太可能斥巨资建立和皇帝相媲美的快递系统，以便培养杨玉环对荔枝的爱好。
最大的可能则是荔枝是家乡的土特产，当她远嫁到长安时，由于宫闱寂寥，即使被隆基皇帝宠爱着，但偶尔发一下思乡之情也是情有可原的，吃吃家乡的荔枝也是一个解愁的好办法。
从家乡涪州到长安，快马也就一两天时间，这个也不算太劳民伤财吧。再说了，就算杨美女喜欢岭南的荔枝，隆基皇帝也只能望天兴叹啊，除非唐朝就已经发明了低温保鲜技术。
更有后人考证出为杨贵妃送去鲜荔枝的快马奔跑于“西京路”，即现在位于广州韶关乳源瑶族自治县境内的“西京古道”。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刘彻平定南越后，实现了“大一统”，为方便中原与岭南的沟通，特下诏令当地的地方官辟一条连接中原与岭南的“驿道”。
0 063 另汉武帝平定南越后，把岭南的龙眼、荔枝御点为贡品，每年龙眼、荔枝上市后，当地须向朝廷进贡。如果这个考证站得住脚，那第一个开始这么糟蹋民力的是汉武帝，而且汉朝的邮驿事业远没有唐朝发达，汉武帝都这么去做，更说不过去了吧，估计死的人和马匹比唐朝的多多了，而且汉武帝就算吃到的肯定也是荔枝干吧。
竺可桢解读中国千年气候变化（1）
从杨贵妃的故事中，我们似乎看到从唐到宋，中国经历了一个显著的气温下降的时期，成都平原都可以吃上荔枝，但后来的人大多就没有那个福分了，显然这是老天爷的安排，非个人因素所能决定。
中国几千年的气候是如何变迁的，其中又有什么规律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似乎要请出竺可桢，而不是靠草船借箭而出名的诸葛孔明先生。诸葛孔明预测了三天内有大雾，才敢在周都督面前夸下海口，以项上人头担保，可以在三天之内“造”出10万支箭来。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时间跨度长达数千年，光凭诸葛孔明的掐指一算还是不行。
在中国气象史上，竺可桢是为中国气象研究起到奠基作用的科学家。新中国成立之后，竺可桢以渊博的学识和较高的威望担任了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
竺可桢一生在气象学、气候学、地理学、自然科学史等方面的造诣很深，而物候学也是他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领域之一。
竺可桢对中国历史气候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两篇论文可以帮助我们解开中国数千年气候变化的规律。一篇是1961年他撰写的《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第二篇是1972年他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依据北冰洋海冰衰减、苏联冻土带南界北移、世界高山冰川后退、海面上升等有关文献资料记述的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