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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明昌的故事，在官商勾结的主旋律下演绎到极致：他充当法人的华光等一组公司，被政府推成地方“民企航母”，声名显赫；同时却是地方政府借以借款提款填补境外投资漏洞的载体。至此，所谓民营资本，已经完全演变成了官僚资本。
这起广东南海“华光案”，恰是官商勾结的最坏实例。此案发生在私营经济活跃、素有“南海模式”之称的南海，既使人看到官商勾结的企业与当地众多真正民营企业具有实质区别，也足以成为广大民营企业的镜鉴。现实表明，官商勾结之于民企，虽看似发展“捷径”，却蕴o？了难以估量的风险。虽然确有少数企业曾通过与政府“合作”杀出重围，成为业内翘楚，但在更广大的意义上，这种勾结只能导致普适性规则的缺失，置大多数其他民营企业于竞争中的不利地位。而由于在官商勾结之中，权力的*极易左右和侵蚀民企，走此“捷径”或千方百计想挤上此“捷径”的民企，其实面对着比市场环境更难把握的高风险，其命运可能相当悲惨。有心求扎实发展、建百年基业的民企，应当也必须避此险境。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官商勾结”和民营经济 （2）
当然，避免中国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因官商勾结而扭曲，关键还是摆正政府的位置。“华光案”究其根源，与其说是民企的过失，毋宁说是政府权力膨胀而不受约束的结果，而具体的政府官员则利用了这种权力。应当承认，中国在改革的现阶段强调发展民营经济和“国退民进”，不仅指企业之进退，还包括国家权力及其各级代理人从市场中撤退这一要义。而后者的难度更大。
当前各级政府仍然有很大的权力干预企业行为、扭曲市场竞争，民营企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在资源、市场准入等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倘政府权力没有有效制衡，则与政府及其官员合作就很可能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因此，调整政府角色，正是中国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近期内，政府权力完全退出市场尚难实现，可退而求其次，建立起普适性规则，使民营企业向官方索取资源时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竞争舞台；长远计，则应不断加强法治建设，借依法治国之途限制政府权力，为健康的市场经济创造必备环境。所有的努力都只能从眼前做起，从我们自己做起。从限制官商勾结到杜绝官商勾结，中国民营经济的崛进之路会充满曲折，却应当是有希望的。
…2004年第13期…
对*现象要有经济学思考
让人主动想做好官，不想、不敢也不能做坏官，需要一种健全机制，现在就应当对此进行更积极的探索。
近来反*案件曝光很多，这毫无疑问表明了反腐倡廉的力度在加大。本月曝光数起，最突出的，包括了深圳能源集团总经理劳德容案、海南工商局长马招德案、湖北证券前总裁陈浩武案、三峡证券前管理层案等，引起人们诸多思索。报道这类新闻有不同的办法，《财经》着眼于翔实报道事实经委，提供案件发生的经济背景与体制背景，并分析*在相应经济领域发生的各种环节。我们相信，这种努力不仅符合新闻调查报道的基本经则，而且可以为*现象的经济学分析提供典型案例。这对于中国反*的整体战略安排与制度设计是有意义的。
可能会有一种看法认为，*就是鲜廉寡耻、道德败坏，有多少玄机可以分析呢？关键还是对官员思想品质的教育和考察。还有些“反面教材”在编制时侧重从现象进行归纳，从个别而一般，总结出诸如“贪官多喜欢养情妇”、“贪欲膨胀铤而走险”之类的规律，试图给后人以警示。这些当然都是有道理的，思想教育、纪律检查由是显示出重要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忽视、并应当特别看重经济学家所提供的分析。特别是因为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而*的发生不可能不与改革的制度安排相关，经济学家在*研究方面的理论创新就有了更切近的现实指导意义。
经济学家在认识问题时，有其特殊的视角、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例如官员受贿的经因，经济学家就会提出，在具体情境下的需求和供给是如何形成的？贿赂价格是怎么确定的？再如*行为的后果，经济学家会思考，*对资源配置是什么影响？是促进配置还是制造稀缺？*会最终导致什么样的产出效应？又如反*机制设计，经济学在设问，微观约束更容易发挥作用，还是宏观环境更重要？如果两者并重，则重点各是什么？等等。很显然，这些分析都有利于更深入地认识现实问题。
近年来，海外学术界和国际组织已经对*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而国内学术界最近在此领域也有高水准实证研究成果问世。现实中有更多的案例以比较全面立体的方式展示开来，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深入，而理论又可成为认识现实和指导实践的工具。以经济学眼光观察*问题可以看到，从交通领域的卢万里到工商系统的马招德，从企业家劳德容到省委书记刘方仁，其滑入堕落深渊的路径有很大差别，一旦堕落之后的敛财模式也很不一样。仔细分析其过程，可以发现有“供方主导型*”，亦即所谓被à？下水的情形；也有“需方主导型*”，亦即有计划有预谋地索贿。供方主导的堕落敛财方式比较多样化，贿赂价格也不很确定；而需方主导的堕落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市场，价格也相对更高，与预期惩罚力度形成函数关系。
经济部门的*与改革的进程相关，也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结论。例如，交通领域“四位一体”的投资体系，以及工商管理系统自由裁量权过大的现实——这些已经被列为改革重点却推进困难的领域，正是*产生的土壤。在这里，改革迟滞的阻力来自旧体制的受益者，也就是学界早已指出的“中间利益集团”。多年来，中国渐进式的改革造就了这样一批利益团体，他们不愿退回计划经济的老路，因为计划体制不能赋予他们寻租的机会；他们也不喜欢真正的市场体制，因为市场体制剥夺了他们寻租赖以存在的权力；他们更不喜欢透明度，担心光天化日无法掩盖贪赃枉法。这部分人主要存在于系统内，也表明改革不仅需要系统的自主也需要系统外的强制力，而且绝不能在渐进的口号下一再拖延，改革需要加速。
现实还表明“好官激励”需要一种更有效率的机制，否则廉政就只能是表面文章。马招德、劳德容，还有四川交通厅厅长刘中山，这些人在经济丑闻曝光之前，都是廉政表率或先进人物，后来出现的反讽其实不必夸大，更需要思考的是微观机制设计。例如，学界已经讨论多年的企业家合理报酬、高薪养廉，究竟应当如何进行恰当安排呢？监督和惩罚的力度应当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在确保廉洁的意义上实现局部均衡呢？让人主动想做好官，不想、不敢也不能做坏官需要一种健全机制，现在就应当对此进行更积极的探索。
很长时间，有一种看法，觉得*可恶需要适当曝光，但不能谈得过多，谈多了会影响公众信心。这种鸵鸟式的做法殊不可取。我们期待透明，愿意直面和剖析现实。唯此，方可寻求“补天之道”。
…2003年第18期…
“卖官链”经济分析
买卖官位的交易中，交易主体是上下级官员，交易的对象是“*权”。
2003年9月初，新华社播发了海南省工商局局长马招德收受18名下级官员贿赂、买卖官位的消息。《财经》杂志随后于9月20日号发表了封面文章《马招德卖官链》。至今已近一年，涉及大规模卖官的经济罪案在继续曝光。最近已由北京检察机关结案的前黑龙经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更加触目惊心。
“马招德案”昭然之时，我们曾主张“对*现象进行经济学思考”。今日目睹“卖官链”范围之广，为害之烈，更以为对此现象进行经济分析大有必要。
以经济学的眼光看，但凡官员*必然是以权力换利益的扭曲交易。而卖官比一般性官员*的交易规则更扭曲，其经济成本更高昂。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说，官员除薪酬之外并无其他财务收益，在交易“官位”之时，实际交换的不是官位本身，而是官位带来的*机会。在一般官员*中，交易主体是官与商，*均衡价格为特定交易所预期获得的商业利益。而在买卖官位的交易中，交易主体是上下级官员，交易的对象是“*权”，其均衡价格只能是未来长期一系列*行为所带来的现金流总和的贴现。可盈利的官位于是具有明显的“企业”性质，而一旦形成“卖官链”，则其中的各级官位可类比为层层控股的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等等。
由是，一般性权力*可一次完成，而官官之间的权钱交易，则必是一组连环，通过未来的官官或是官商交易方可完成。从经济人的“理性”出发，只有预期收入足够高，买家才可能愿意支付相应的成本去获得未来的现金流。因此，买卖官位成风成链，很可能表明在相应范围，行政权力“市场化”（*）已达到相当程度。卖者固然可以无本生利，买者为求拿回成本、增加收益，也必须在未来为官生涯中抓紧寻租，甚而积极设租。卖官链的形成，意味着长期由公众承担贪官付出的*成本。这不再是一般*交易中“周瑜打黄盖”的成本分担局面，而是买卖双方共谋剥夺无辜第三方——所出卖的权力边界内的公众。
经济学家谈起逆向选择经理时，喜欢讲“劣币驱逐良币”的例子。一旦卖官成链，则官员选拔必是“劣官驱逐良官”。因为但凡能进入卖官“市场”之人，已经不可能具备称职官员的基本素质。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审结或即将审结的“马招德案”、“赵洪彦（经黑龙经省人事厅厅长）等”、“马德案”所涉官员之众生图，无不证实了这种可叹的现实。而即将大白于天下的“*（经黑龙经省政D？主席）案”、“徐国健（经经苏省组织部长）案”，亦很难逃出既有规则。
学界前些年曾有一种说法，认为在行政资源稀缺性的经济中，*是经济引擎的润滑剂，比如，企业以行贿换取市场准入、节约等待成本，是一种高效率的“投资”。这种论点本身就有待商榷，而我们愿意强调的是，纵使其拥护者恐怕也会承认，*发展到卖官鬻爵蔚成风气，已绝无任何“润滑功能”可言。直面、制止、打击买官卖官，正是反*之战的最重要一役；而建立起可以杜绝卖官鬻爵的机制，乃近期政治和经济改革中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在这里，要做的事从宏观到微观涉面甚广，而寻求治本之道，应是降低买官者的预期收益，为此可致力于两端：一是减少并消除官职在其公共职责之外的“寻租机会”，从源头反腐；二是防止官员为满足私利而“设租”。这样才能使官职成为真正的社会公共品，不再具备特殊的“租金溢价”，卖官鬻爵的交易行为自然无从发生。
应该看到，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卖官链条中，用新的权力去遏制已有的权力远非良策。而真要做到消除寻租，防止设租，关键还在于摆正政府在市场和社会中的位置，一方面要通过界定权力和市场的行为边界，以确保两者之间的重叠最小化，由此形成“距离”（arm’s length）。这就是学者们常说的“有限而有效的政府”。另一方面，无论是市场权力（market power，即垄断）还是行政权力都具有复制自身并无限扩张的天然冲动，于是需要建立权力的制衡机制。如反垄断是行政或司法权对市场权力的制约，而官员任用权也需要来自同级、上级和下级的有效制约。透明的用人机制是消除卖官行为的技术要素。
当权力的无限性被消解，权力的可问责性（设租成本）得到提高，而且权力透明性能够确有保证，官位将不复“寻租溢价”，人们所痛恨的买卖官位之风也将消弭于无形。“卖官链”经济分析讲述的道理是能够给人以信心和希望的。
…2004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