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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已经出过好几本书了，影响也都比较大，比如《改革没有浪漫曲》、《新金融时代》等。你怎么看待即将出版的这本书在你职业生涯中的地位？
…A：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刚才说过，作为一名新闻人，我其实比较喜欢写评论，这是我职业偏好中的一个侧面，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我最喜欢的就是当记者，可以采访很多人，也可以写东西。不过，我对写评论也情有独钟。当年在《工人日报》工作的时候，我就希望去评论部工作。1992年到了《中华工商时报》，9月赶上纪念创刊三周年，准备出一期24版的报纸，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仅见的篇幅。我就自告奋勇地说：“让我写社评行不行？”大家就让我写。我写了篇社论，题目叫“不同寻常的时刻”。当时就觉得很过瘾。现在回想起来，那篇文章还明显带有党报社论味儿，不过，我确实是喜欢写。这是我的内心偏好。我把社论看得十分神圣，又认为自己少有机会去接触，心里痒痒的。以后写“财经观察”，自身对社会、对改革的认识水平都较当年有很大提升，我对评论的爱好也有机会去释放。当然，我也发现了自己很多的不足，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多么了不起的评论家。写得越多，更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做事情只是职责所在，尽力而为。这样写了十多年以后，有读者欢迎，有同行认可，我当然很高兴，但也觉得可能有些过誉了。
其实，写好评论还是要具备更深厚的理论功底，而且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哲学、管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甚至人类学等尽可能全面的理论功底，尽管“术业有专攻”，但单打一肯定不行，靠“聪明劲儿”和玩弄文字技巧来支撑更不行。毕竟，“绳短不可以汲长”，我自己欠缺的实在是太多了。
…Q：接下来，你要“二次创业”。你对自己的“笔政”作何展望？
…A：我还是这样想：有责任、有义务，就要写，此其一。其二，我希望未来能把自己所要表述的东西，从比较凝重的感觉中适当地释放出来，变得轻快一些，只是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做到。
当下的社会五光十色，我们经历的东西多姿多彩。稍微释放一些凝重感，可以在多样化的尝试上有一些进展。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大才华的人，只是一名普通的新闻人，被各种机缘推到了某个位置上。当要做的事其实超过自己能力的时候，一方面要有担当、不退却；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活得更加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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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风云（1）
告别“红色资本家”
广信关了，直接内o？是承认“窗口模式”的惨败，深层含义则是结束由地方政府透过“窗口”到海外融资的历史。不管我们愿与不愿，在海外融资意义上的“红色资本家”时代结束了。
1998年10月6日，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广信”）被央行关闭，海内外金融业界大哗。圈外人可能不明就里，觉得中国早有了关信托公司、关银行的历史，再关家稍大些的广信也属正常。
笔者相熟的一位资深业内专家一语中的：“主要在于广信是‘窗口’，关什么都不比关‘窗口’。”
这是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中国改革20年来，所利用的外资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而国际金融资本只是很小一部分，在总额的10％以下。这小部分钱的大头，就是国外资本市场的中长期商业贷款（包括银团贷款）和债券市场资金。为了更好地利用国际债券市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确定了一种“窗口”模式，即由政府支持的金融机构作为“窗口”，直接到海外发行债券，拿回钱再放到企业或基建项目进行建设，公司自己负责还债。
广信就是当时确定的“窗口”之一。在最红火的时候，广信曾经从国际评级机构拿到过与国家主权同样的评级，后来虽然被调低一级，但仍算金字招牌。在国际债券市场建起一家发行体的信誉非常不容易，广信从1986年起就在日本“武士”债市场“热身”，到1993年又成功进入欧洲和美国债市。至1998年，广信在海外发债共计17笔；就一家融资机构而言，可谓成就斐然，在国内的诸家“窗口”中也是佼佼者。
要紧的是拿回钱以后怎么用，能不能还得上。中国早期确定的那种“窗口”融资模式，本质上就是以国家信誉去拿回外汇，政府自然拥有这部分资源的调度权。不过在事实上，其一，政府调度从来都无法保证资金使用的效率；其二，对于集投、融资大权于一身的信托投资公司，政府严格计划、科学调度也难以做到。看似计划方式支持指导，市场方式管理操作，实际上是“两不靠”，根本无法保证资金合理有效地使用。如今广信因为还不上巨额债务而关张已经是事实，其他“窗口”日子也不会过得轻松。
近年来，中国的业界应能够意识到“窗口模式”的弊端。有识者早已指出，90年代以来，国际上资本市场证券化步伐很快，债券融资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部分，每年都有相当高的增长。中国理应弄潮于国际债市，从那里获得成本比较低的资金来发展经济。但除了国家出面发行的主权债之外，正确的途径应是由用钱的企业自己获得债信评级，然后自己到海外发债。这样才能使给钱的和用钱的互相见面，增加透明度，资金使用也就有了比较大的约束力。投资者和发债者共同承担风险，不需要由国家拿出外汇储备来承当，这就是公司债（corporate bond）道路。
中国从1982年就开始在国际债市试水，历来发债除了财政部的主权债，主要由政府背景的金融机构出面，发行的其实是不同形式的“准主权债”或称“政府债”。这种“窗口模式”虽然早年间也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回过头来看显然并不是恰当选择。关键是路一旦走偏了，调整过来并不容易，按经济学的说法就是形成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而且国际融资牵涉到国际投资者的体认，路径依赖性更强。所以，我们只是在1995年特别明确，中央政府不再为地方金融机构提供担保，但“窗口”模式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公司债也就成长不起来。直到1997年，才听知宝钢获得了理想债信评级的消息。这是中国唯一一家有了评级、能够发债的企业，可惜亚洲金融风暴袭来，宝钢的债也发不出去。所以，中国的真正意义的公司债至今还站在始发点上，比起其他新兴经济国家差出许多。
政经风云（2）
这回广信关了，直接内o？是承认“窗口模式”的微观意义的惨败，深层含义当然就是结束由地方政府透过“窗口”到海外融资的历史。西方舆论曾将这种政府支持加国有公司经营特权又加资本主义工具的模式称为“红色资本家”。不管我们愿与不愿，在海外融资意义上的“红色资本家”时代现在算是结束了。眼前全局意义上的直接挑战有两个，一是如何度过可能的连锁性支付危机，一是如何有效地过渡到公司债的正确道路上。以现在的实力和认知水平，我们期望两个挑战是能够应对的。
…1998年第8期…
市场中的阳光
舆论和业界一直期待着信息公开。而说真话需要勇气，更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广信和粤企的选择就说明了这一点。须知，世上本没有免费的午餐。唯有今天一次次付出较小的代价，才能避免未来一次性地付出无法承受的巨额代价。
本月以来财经界有两件大事非常引人瞩目：一是中国信托业“老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广信”）因严重资不抵债，正式宣布破产清盘，债权人注定将遭受重大损失；二是广东省政府驻港“窗口”粤海企业集团（下称“粤企”）因面临债务危机，召开债权人会议，要求暂缓还款、继续借贷，以求重组成功。
广信的外债加上或然债务总计375亿元人民币，占到该公司所有债务的8成以上；粤企涉债总计亿美元，要求在1至4月延期的债务高达亿美元。两家公司的相关消息前后在1月10日和12日公之于世，在香港引发了一场红筹国企股的小股灾，近期内，新一轮中资企业信贷紧缩已成定局。
没有人认为这种情形是绝对的好事。不过仔细想来，中国能按市场经则走出今天这一步，实在也是很大的进步。这里不谈破产抑或重组的其他经济理性含义（利弊），仅广东两家金融财团在此过程中能够打开财务“黑箱”，表现出某种公开性与透明度，就是最可贵的事情。因为公开正是市场中的阳光。
至迟从1996年中农信关闭算起，中国就已经开始了对问题金融机构严加整肃的步伐，相继关张的金融机构有四家以上。但除广信外，人们从来都无从知晓那些机构究竟问题何在，负债几何，更不知由什么人来承担责任。由于国家代为偿债、始终封闭作业，整肃中确实保持了市场暂时的平静，但不利于同类机构接受经验教训，更无助于推动中国金融业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解决。金融市场上以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还是无法得到改善，以盲目性为前提信用缺乏理性支持，极易出现动摇。
舆论与业界一直期待信息公开，而说真话需要勇气，更需要付出相应代价。广信和粤企的实践就是证明。须知，金融市场同样没有免费的午餐。唯有今天一次次付出较小的代价，才能避免未来一次性地付出无法承受的巨额代价。其实，信息公开不仅有助于市场消除盲目性，准确地获悉企业的财务状况，而且可以揭开黑幕，暴露出企业管理不善乃至*横行的种种劣迹。此次粤企重组由美国高盛公司担任财务顾问，香港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进驻查账，整个集团多头投资、负债累累的混乱状况很快昭然于世。香港一些红筹经理们就在议论：如果都让这样的公司进来看账，咱们哪家看不出问题？可见许多问题机构或潜在问题机构有意黑箱作业，不愿信息透明，除了维护公司虚假信用，很可能掩盖着既得利益者不可示人的私心。
政经风云（3）
此次广信与粤企事件的处理也有令人遗憾之处，主要是由此暴露出中国金融法制的严重不完善。近年来，国内业界一直在呼吁通过处理问题金融机构的法规条例；1998年10月广信关闭后，海内外金融界不少人都估计很快会有关闭金融机构的条例或临时信托法紧急出台。不想三个月后广信被迫选择破产时，相关法律法规无一问世，广信申请破产只有依据《企业破产法（试行）》（1986）和《国有企业试行破产有关财务问题的暂行规定》（1996）。后两者不仅远非完备，而且主要针对国有工业企业，显然无法切合实际需要，也影响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公信力。
至于粤企重组，全部在香港操作，自有当地较为完备的游戏规则做支持，但又因此映衬出内地法规不全的现实困境。重组较之破产，是市场提供的更为积极的解决问题机构的手段，未来必将较多地用于不良资产重压下的中国金融机构。正因此，目前在金融机构债务重组及金融债权方面的法律缺位也就更加令人担忧。
细细把握今年来中国经济生活的脉搏，可以察知其中最突出的信号就是金融整顿的加速度。回过头来看，去年关闭三家金融机构等动作只不过是轻松的序篇，唯今年来广信破产、粤企重组、建设银行组建资产管理公司、信托业行业重整等一系列大举措酝酿出台，才真正à？开了中国金融业整顿与重建的大幕。在这里，广信和粤企所作的选择既是对于昨天的回答，也是为明天进行的实验。未来中国金融业重整的道路还会很长很难走，唯愿这路上能够阳光充足，法成令修。
…1999年第2期…
行政体制、机构设置和政治体制改革
新一轮中央政府机构改革体现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业已形成三个共识。
几乎从*十六大结束之后，媒体就在议论和揣度将在2003年3月5日召开的十届人代会正式拿出方案并于会后全面付诸实施的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尽管话题一直已很开放，但新近召开的*十六届二中全会提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仍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振奋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