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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二中全会提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仍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振奋之感。
在中国过往20余年的改革进程中，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并不是新概念。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改革有不同的目标和任务，也有不同的成效。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前两次机构改革，亦即1993年和1998年的改革，主要目标还是为了让政府脱离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以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用学者们专业的说法叫“脱计”。及至*十六大提出建立“政治文明”并明确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新一轮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在方案设计之时就有了更高远的定位和更富于全局性的思考。因此，未来的变动虽然主要体现在政府主要经济部门中，却不仅有助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而且直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当然，改革也因之有了更大的难度，甚至并非一套深思熟虑的方案和一轮干净利落的“手术”可以完成。
由于此次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尚未全盘正式亮相，全面理解其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仍有难度。但目前日渐清晰的方案框架已经昭显出深层次含义，有识之士们在涉及政治体制的若干问题上有了共识。
共识之一是“党政分开”、“政资分开”。从理论上说，党政及政资分开，都是党的代表大会早已确定、不再具有争议的改革目标。但有关机构设置依然故我，即成为实现“两个分开”的具体障°？。党的组织部门直接掌握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的人事权，以部分所有者的资格确定人事任免，又以传统的政治标准和“部级、局级、处级”的机关体制管理置身于市场活动中的企业经理人。这种被专家学者们诟病多年的扭曲的制度安排终能得到矫正，在此次机构改革中体现为将*中央企业工委和金融工委分别并入政府属下的国资委和银监会。虽然未竟的路还要继续走，特别是银监会，既是监管机构却又掌握部分人事权的局面显然还须调整，而且未来的国资委能否实现由企业经事会来选择总裁尚待观察，但迈出关键的第一步已殊为可贵。
共识之二是建设“行为规范、运转D？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对外开放，最大的障°？之一就是条块交叉、各自为政的政府机制。新的机构改革方案大刀阔斧地将现有八家部委予以整合，所有者、监管者、经济运行D？调者各司其职，一个可见结果就是将来有望大规模减少行政审批和部门扯皮，有助于划清政府机构事权和规范政府行为。其直接结果，正是走向专家们早有建言的行政*化和公开化，最终成为政治*化的一种助力。
共识之三是“权力制衡与有效监督”。深谙目前*丛生与制度相关，*十五届六中全会决议就已经提出要“通过制度创新逐步铲除*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这一设想在*十六大得到确认和落实，新一轮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的设计者们对于权力制衡格外关注，从方案架构到细节安排都包含了对“分权”与“制约”的考虑。特别是人事体制环节容易产生*行为，领导干部直接插手微观经济活动可能带来权钱交易，而金融体制弊端丛生更易成为大规模*的温床。此次机构改革在上述诸方面进行了有心调整，虽然仍有待于在实践中检验有效性，终究是治本入手的“制度性关注”，其积极意义当予肯定。
在2003年3月5日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代会上，与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同时出台并具有政治体制改革含义的举措，还包括专职人大常委的产生，以及其他。有关政治体制的动作毕竟是牵涉面更广，因而引起媒体更热烈的关注。不过，这场改革其实是一场长征，我们不应忽视始于足下的每一步努力，又该看到可能的前进定会包含巨大艰辛，甚至难遂初衷。在昭明既有目标之后，重要的不是说多少，而是把事情尽快做起来。
…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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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不容迟疑
直面中国金融业的严峻现实，刚出台的房地产信贷规范办法显然只是着眼于降低风险的外部措施。决策层须痛下决心，加快着眼于治本的重大改革。
对于坏账成堆的中国银行界来说，国家审计总署2003年6月25日公布的建设银行所涉10亿元的虚假按揭贷款，或许只是个小事件。然而，由于此事曝光的特别时机，更因为此事仅为审计部门对“建行广州地区八家支行抽查”的结果，人们不可能不举一反三，想得更深更广，再次感受到中国金融改革路途中沉重的阴霾。
在近期以来对中国银行业的关注中，一个焦点就是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资产的质量。2003年2月20日央行公布的《2002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曾经披露，在该行2002年房贷检查所抽查的20901笔共计1468亿元房地产贷款中，违规金额达到总数的近1/4，总额约366亿元。央行发现房地产信贷的违规贷款，主要集中于开发贷款和个人信贷，而审计总署新近公布的对建行广州地区八家支行的调查又表明，违规房贷极易形成不良资产。例如，汕尾市一位公安局要员从建行广州一家支行经取按揭贷款3793万元，其中3270万元已无法追回，转入个人账户的2576万元全部被提取现金，去向不明。可见问题房贷之堪忧。
不仅如此，中国房地产投资以商业银行贷款为主的现状，本身也包含着巨大风险。日本在经济形势火暴的20世纪80年代曾经发放了大量房地产信贷，其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也大量以土地资源为抵押。土地的升值和银行贷款发放形成了一种正反馈，贷款占GDP的比例从80年代初的50％左右升至80年代末的近100％。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泡经破裂，土地价格跌去半数，日经225指数跌至历史高点的1/3以下。以土地为抵押的贷款或是房地产贷款，迅即变为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历史的教训近在眼前，中国没有理由不承认经济规律的现实。面对当前中国出现局部房地产过热的苗头，央行今年6月13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121号），正是出于对房地产贷款风险判断作出的理性决定。
当然，银行业的隐忧不止于房地产贷款。6月下旬，著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发布报告，认为中国银行业贷款中的不良资产已达到50％，总数在4万亿元以上，占了中国GDP的近半数。这一分析可能过于悲观，但纵使按照目前官方所说不良资产率为25％的口径分析，也和5％左右的国际安全标准相差甚远。特别是中国银行业普遍盈利水平偏低，如果资本充足率远不足8％，贷款损失达到一定的量，必然使银行净资产成为负值。一旦经济发展放缓，坏账造成的压力会逐渐显现，进而形成难以化解的金融危机。有鉴于中国金融业的严峻现实，刚出台的房地产信贷规范办法显然只是着眼于降低风险的外部措施。决策层须痛下决心，加快着眼于治本的重大改革。
在过去五年中，中国曾出台了诸多金融改革举措，其中值得称道者，包括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剥离大批呆坏账，关闭数以千计的无效率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以及投入巨资为商业银行建立新的计算机系统，等等。但金融机构——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本身的改革，却一直裹足不前。长时间徘徊之后，金融业高层人士中还出现一种误解，似乎商业银行的改革就是上市，改革时间表即为上市时间表；没有上市预期，就无法拿起银行重组的手术刀。事实上，上市虽然对银行改革有推进作用，但两者不能经等号。作为在资本市场进行股本融资的举措，上市不可避免地具有权宜性目标，未必能够比较彻底地同步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根本制度性问题。在今年5月底发生中银香港CEO刘金宝突然去职事件后，国内外业界对此已有共识。现在已经到了调整改革方略的关键时刻。
观察家在目睹中国金融业当前的疾患时，很容易想到日本。至2003年，日本已经进入经济衰退的第12个年头，其金融危机在继续深化。在日本，政府长期插手金融市场，一方面让整个银行业“救助”濒临破产的企业和行业，一方面让资不抵债的“鬼魂银行”继续在市场上与健康银行竞争，各种短视的举措避免了眼前的震荡，金融改革却一再缓行，终使治理危机的成本越来越高。其结果是使纳税人承担了巨大损失，而经济复苏遥遥无期。
中国和日本很不相同，但日本教训中清晰地映现出中国的影子。如果不愿走上覆辙，应当从今天开始加速金融改革，无论改革的过程多么令人痛苦。
…2003年第13期…
选择“好的市场经济”
滑向诸如“裙带资本主义”之类“坏的市场经济”并不难，但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则需要积极创造条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终于，盼了很久也议了很久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2003年10月14日落下了帷幕。
我们很快将有机会看到此次全会最重要的文件，亦即《*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和《*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下称《建议》）。而从全会公报透露的种种信息，从会议前后中央的一系列行动部署，已可嗅出这次全会将深刻影响历史的不同寻常之处。
从本世纪始，国内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总在说，中国在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之后，还应当懂得市场经济本身亦有好坏之分。中国应当努力探索如何走向“好的市场经济”。这话虽然通俗，其中道理却很深。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都在搞市场经济，毕竟只有少数国家建立起了“好的市场经济”。毫无疑问，已经走上了改革不归路的中国会继续在市场经济道路上走下去。这个时候应当清醒的是，如要滑向诸如“裙带资本主义”之类“坏的市场经济”并不难，但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则需要积极创造条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我们有理由期待，此次*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建议》，将成为中国选择“好的市场经济”的关键性步骤。
要做的事情很多，而首先应当关注的是如何突破种种障°？，加速而且深化改革，包括许多早已经确定、却因为各种利益阻°？无法大步推进的改革。例如经济体的所有制形式，在明确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应当成为眼前的必需；而且在公有制的范畴之内也应承认，股份制，特别是混合所有制，应当是比国有独资更有效率也更值得在当前提倡的所有制形式。唯如此，方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三中全会公报语）。再例如私有产权保障，直接关乎经济的发展和私人投资意愿，学界业界呼吁期盼已有经年，理应建议写入国家根本*。如此还有许多，包括金融改革，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包括让行政之手退出市场的种种改革，这些都是目标明确的基本改革，改革的步伐要坚决地迈出去。这是因为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基于市场的经则和理念不能退让或动摇。
“好的市场经济”还有更高层次的价值诉求，此次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正体现了这种诉求，即所谓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全面、D？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中国这些年来经济发展很快，而在赞叹发展成果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发展的代价。就社会角度而言，这意味着对弱势群体的关心，意味着兼顾发展与公平，意味着付诸实质性努力改变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意味着教育、卫生、社会保险诸项事业发展等，也意味着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应步骤，其目标是让改革使大多数人受益，防止整个社会两极分化。因为好的市场经济应当以强大的中产阶级为基石，形成稳定和均衡的发展。就自然角度而言，则意味着对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平衡的看重。但愿经历了春季的SARS、夏季的洪水之后，人们痛定思痛，已经感受深切，再不踌躇。
如何确立政府角色，明确政府和经济人的关系，是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必然应对的根本性挑战。中国传统的计划体制赋予政府无限权力，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在改革转型中政府退出很难，却又常走向甩手不管的另一极端。此次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正给政府角色作出清晰规定，“竞争”意味着政府之手不能笼罩经济活动，而“有序”意味着政府应当成为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