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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给政府角色作出清晰规定，“竞争”意味着政府之手不能笼罩经济活动，而“有序”意味着政府应当成为维护市场秩序的“守夜人”。当好这个“守夜人”并不容易，因为如果对政府不进行约束，从“守夜”到“寻租”其实只有一步之遥。所以，寻求“好的市场经济”，应当呼唤的是有效却也有限的政府，这就需要制约权力，由是需要法治、*建设和公民社会成长。
从1979年算起，中国改革已经走了25年，经历了五届关键性的*三中全会。诸家媒体的有关回顾很多，可知改革并不顺畅，大方向确定后仍然会有曲折有弯路，路径的明晰是渐次逐步的。如今，中国改革又走在新的岔口上。此次三中全会正确地选择了走向“好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是真正理解这种选择，然后在这条光明却异常艰辛的道路上走到底。
…2003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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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改革的“破”与“立”
下一步事业单位改革所面临的任务一为分类剥离转制，一为重建公共服务体制，后者更具挑战性。
千呼万唤，在2004年3月下旬国家发改委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主办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我们终于听到了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权威性说法。新华社一则“改革要牵动三千万人”的消息颇具震动性，虽然消息表明是项改革仍在“研究建议”阶段，最多只能算是“着手展开”，仍然引起业界的诸多关注和议论。
据统计，中国的事业单位多达130万家，人员2900万，资产近3000亿元。改革牵涉面如此之广，人们在议及改革之初，便很容易将视线集中于解决事业单位之冗员，或是通过撤并和转制来减少事业单位本身。但只要认真分析事业单位的性质和构成就会发现，大步推进这项相对滞后的改革，其实是相当庞大的系统工程，复杂程度甚至超过向来称为难题的国有企业改革。
何谓“事业单位”？对于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过去曾有不同的解释和经译。目前经过专业斟酌的准确译法是“Public Service Unit”（PSU），意即公共服务机构，正给出了事业单位的应有释义。当然，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过去生存于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事业单位”已经演变为企业，或是从来就属于企业性质。还有些“事业单位”本来就是“站错了队”，实际上是政府的附属机构。不过，中国事业单位的主体，仍然是最基本的教育、卫生、科技、文化和农业技术服务领域的公共服务机构。目前，单教育和卫生两个行业的职工，就占了事业单位全部职工人数的70％；而中国70％以上的科研人员、95％以上的教师和医生都集中在由政府出资举办的各类事业单位。这些数字都足证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性质。
由是，我们基本可以把下一步事业单位改革所面临的任务归纳成两部分，一为分类剥离转制，一为重建公共服务体制。就事业单位本身来说，两部分任务或可分别称为“破”与“立”，抑或“减法”与“加法”。后者较前者更具挑战性。
根据研究和试点改革经验，专家们一般将中国跨行业、跨部门的庞大的事业单位群体分为三类，亦即行政类、公益类及生产经营类。在改革中，将行政类与生产经营类进行清理和规范至为重要。一些行政执法部门以“事业单位”出现，兼具政策、监督、执行、处罚职能，且以财务自收自支的方式运行，因为“政事不分”而利益冲突显著；一些生产竞争性产品的实体以“事业单位”身份自重，无法建立合理的公司化治理结构，由于“事企不分”而严重影响经济效率。
对这些名实相悖的“事业单位”，当然应当进行清理规范，剥离转制。特别是对那些明显从事经营性活动的“事业单位”，在确认其所提供产品或服务并不具备类似基础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产品的公益性特征之后，应当坚决改为产权明晰的企业，使其可以按市场化经则准入、发展和退出，其员工的医疗、退休等福利也可更好地纳入正在完善中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领域若有行业严格监管需要，亦应以市场化方式通过法治渠道落实。这是符合改革方向和尊重市场经济经则的正确做法，最终将更加有利于相关领域事业的繁荣发达。
除了上述可被称之为“破”的举动，改革迟早要触及真正意义的提供公共服务的事业领域。这很可能是事业单位改革的主战场，难度更大，风险也更大。我们觉得，对于这部分核心领域的改革，政府决策层必须有明确战略、谨慎方针和扎实操作方案，其目标是建立起公平而有效率地提供公共服务的新体制，使基础的医疗、教育、科技、文化等公共服务能够福泽最广大民众，包括偏远地区和经济上处于底层的贫苦民众。在这部分可被称为“立”的任务中，公平性的考虑至关重要，意味着政府应当明确自身的首要责任，重新调整公共支出的重点，尽快建立起公平合理、有效运作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建立起合理的监管框架；而效率是实现公平性的重要保证，因此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不应简单以“所有制”类型划界，更应实施自由进入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则。
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其实是继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后的中国公共部门改革第三阶段。某些领域和部分地区的探索事实上早已开始，但全局性改革何时自上而下全面推进，目前仍然没有看到明确的时间表。我们理解，当前由发改委牵头的跨部门课题研究、研讨会和地方性试点都是改革探讨也是预热。而随着*中央最新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一步步落到实处，预热过程必将加速，预热面必将不断扩大和深化。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重建中国公共服务体制”的全方位事业单位改革必然会全面铺开。
…2004年第7期…
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
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之经因，及其近来的成功治疗，足以为鉴。
随着2005年下半年日本经济复苏，至少有两个问题引起海内外业界高度关注：其一，日本经济重振对世界及亚洲经济的影响；其二，日本经济过去十余年沉浮的经验教训。第一个问题相对简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复苏对全球经济的正面意味是显著的。至于日本“失去的十年”有哪些经验教训，对中国最有启迪之处，我们以为应当集中于对制度转轨的理解。
经济学家们说得很清楚，日本的经济衰退不是周期性，而是结构性的；结构性改革的艰难，造成了日本经济复苏的迟滞。日本总务兼邮政改革大臣竹中平藏在接受《财经》采访时也承认，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应该达到2％～3％，实际经济增长率仅为1％。日本没有遭遇东南亚或者韩国那样暴烈的经济危机，因而没有迫在眉睫的压力，也就没有改革的动力，于是在停滞中一待就是15年。
日本的产业￡？金融￡？政府政策一体化，造就了强大的社会利益集团，其经有的终身雇用制也导致国民对传统体制的依赖。因此，纵使“小政府”和进一步市场化对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更为有利，这种转轨却因为无法分摊成本而无法启动。
拖延则意味着时机的丧失，日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泡经滋长及其崩溃。企业过度依赖银行信贷，在泡经破裂时期导致银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全面失衡，经济增长水平持续滑坡。这种“不改革的成本”是可以量化的。根据芝加哥大学教授Kashyap的测算，自1992年起至改革前的2001年，日本银行业累积不良资产达83万亿日元，占当时GDP的％，经历年核销仍有42万亿日元损失余额，占GDP的8％。如果结合政府金融机构损失约78万亿日元，金融体系损失余额大约为12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纳税人直接及或有承担的损失占到了日本年度GDP的24％。
与中国的情况类似，日本银行业也为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了资源配置作用，并在不完善的银企借贷关系中承担了巨额成本。高负债、低利率导致日本诸多企业成为没有自有资金的企业，同样，银行也因不良资产过高出现资本金的明显不足。因此，把银行转变为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也成为我们的亚洲邻国改革的目标之一。
解决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削减不良资产存量以改善经济主体本身，进而革除银行运行中的体制缺陷，实现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基础性目标。在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之后，日本所理解和执行的是两种改革——被动改革和主动改革：前者系处置不良资产，而后者的突破口是邮政改革。
邮政改革既意味着走向“小政府”的结构性改革，也意味着一家占据着国民储蓄25％的“政策性银行”脱离政府控制而回归民间。日本所经历的改革在外部观察家看来十分渐进，颇有些“不知不觉”；而事实上，改革对于日本社会、企业和政府所产生的震荡，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可知可觉、强烈而且持久的。无论如何拖延，社会最终仍然需要付出改革的成本。
推进改革需要把握时机。日本经验还表明，推进改革的关键，在于使市场形成一个正确的预期。在竹中平藏看来，这种预期形成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而日本政府能够在2003年春对问题银行注入资本金，恰是一个机会，由此形成了政策与市场之间的良性经环。一方面，预期的形成涉及改革当局的“声誉”问题，具有良好财政和货币规则的政府往往容易获得公众对转型的认同；另一方面，即使政府具有良好声誉，改革方案必须向包括被改革者在内的全部利益相关体提供明确的利益预期和改革成本补偿措施，由此降低社会利益冲突导致的转型交易成本。
无疑，在稳定预期的基础上，高增长及高储蓄是转型的最佳时机。中国和日本都有民间储蓄传统，高增长期间的高储蓄，正可为金融机构利用负债资源解决即期财务困难提供充分手段，而事后通过重组可以逐步摊销改革成本。然而，升平盛世之时，高增长的繁荣极易掩盖因不良资产带来的经济病症，诸多结构性问题不易引起关注；而一旦经济增长下降，坏账压力速显，各类问题积累，已经积重难返。日本就曾因此一再延误改革。
前车之鉴，教训深重。中国远不如日本之发达，为避免“日本病”之灾，更应珍惜今天的时机，推进改革绝不可贻误。
…2006年第2期…
全方位改革的意味
“四位一体”的改革方略将使中国改革以更全面、更深入、更均衡、更有效的方式推进，进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条件。
2006年9月22日，国务院总理*会见到访的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é？时表示：“中国将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是第一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四项改革以平行并重的方式被提至前台；虽是仅在高层外事活动中一带而过，已足以使人眼前一亮。稍后，9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议及《*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正是会议共识之一，被视为构建和谐社会之必需。至此，决策层在未来全方位推进改革的意向已经十分清晰。
在中国改革史上，2006年会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从春季人代会上中央领导人重申“改革不动摇”的决心，到中央政治局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前夕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并行的方略，我们可以断定，未来中国改革不仅不会停步抑或倒退，而且将以全方位推进之势步入新的阶段。这一切无疑使人振奋。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27年。1984年，*中央正式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2年，进而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济改革至今已取得不菲的成就。而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早在改革初期就曾提出，但多年来实质性推进有限，整体滞后相当明显。这本身对继续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打好经济改革中涉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攻坚战役，显然是不利因素，也影响了文化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
我们可以理解，从年来中央有关决议开始强调“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到今番中央政治局高度共识地主张“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显示改革全局中，政治体制改革已被提至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