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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高规格的论坛，自然吸引了很多新闻记者到场，包括香港的媒体。这次论坛的主题虽然是中国城镇化问题，但天都城却是讨论最热烈的一个案例。楼忠福在论坛上作了《小城镇，大文章》的演讲，向出席论坛的嘉宾介绍了天都城运作过程中的经验和思路。
那些分量沉甸甸的嘉宾，几乎都肯定天都城为中国城镇化所做的大胆探索。前来参加论坛的众多新闻单位的记者也把这些消息传播了出去。此后，围绕天都城的“危言”很快就跟着得到平息。
后来，因为国土资源部在2002年5月出台的11号文件在全国牵涉的土地问题众多，全国各地的土地市场有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处理，所以11号文件不得不作出适当调整。2004年3月31日，国土资源部和监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把土地市场“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期限推迟到2004年8月31日。
天都城的“土地危机”问题也因此而顺利解决，一度天风海雨会聚的“天堂都市”再次“月见云开”。
感觉“月见云开”的当然不止广厦，这是整个中国地产界共同的巨大“利好”。如果没有这次政策调整，整个中国市场上可能因此而留下一大批问题工程，同时也顺带给本来就非常严重的中国金融问题再添一笔巨大的坏账。其实从全局的角度看，这个“利好”并不只属于地产商，也属于中国经济列车上循环着的众多链条。
国内很多媒体都把这次土地政策调整，看作是中国地产商影响中央政策的一个案例。如果这种市场经济本就应该有的灵活互动真的存在，当然是一个可喜的新趋势。这不但说明中国企业界具备了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也说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央决策，越来越具备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有的弹性性格。
民营力量改变中国的可能，真的值得期待！
从历史的后台走向时代的前台（1）
1999年，民营经济向来领先全国的浙江省有一件新鲜事。这年评选出来的浙江省劳动模范中，民营企业家有12位。这个数字在百多人的队伍中不算多，但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也是一个风向标。
1999年，不断让世界惊诧地发出尖叫的中国有两件新鲜事。
第一件事就是曾经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前夕预言“香港已死”的美国《财富》杂志，将这一年的“《财富》全球论坛”第一次放在中国内地的土地上召开。会议地点就放在中国内地最大的直辖市——上海。这个动作可以看作《财富》杂志第一次修正自己对香港同时也是对中国的错误看法，因为它的编辑们在1997年7月以前不相信回归后的香港可以“舞照跳，马照跑”。两年之后的2001年，《财富》第二次修正自己对香港的看法，把2001年的“《财富》全球论坛”放在香港。这些都是相关的后话了。
半个多世纪前的上海★，不仅把整个中国都当成乡下，而且把香港、新加坡和东京都视为“小家碧玉”。它曾经是中国财富最集中，远东地区最繁华、最具影响力和魅力的城市，同时也被认为是打开中国现代化之门的钥匙。美国学者罗兹？墨非就写了《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可惜历史在不经意间拐了一个弯，绕过了黄浦江而一路南下，直到珠江口西面的一个小岛才收住了脚步——真正打开中国现代化之门的钥匙是香港而不是墨非所认为的上海。罗兹？墨非本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上海是上海，中国是中国”——其实这仍然是一个需要修改的看法，至少从目前来看就是如此。
第二件事就是英国小子胡润第一次弄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这个榜只有50人，楼忠福也被排到榜上。
虽然楼忠福和所有上榜的富豪一样，并没有把这个榜看成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东西，更没有把这看作是一种荣誉，但这个榜的社会影响力却是巨大的。它不但给中国民间话语增加了一个新的关键词，更把中国民营企业家阶层整体推向社会舆论关注的中心。到后来，中国内地的媒体也不服气了——你一个英国小子能搞，我们也能搞吧，于是各种名目的富豪榜也一个接一个地出笼★。
1999年之后，楼忠福这个名字便与“中国富豪”联系在一起。关于楼忠福和广厦的报道，从此也开始带上了一个“福布斯富豪”的标签。
2000年5月1日前，楼忠福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荣誉，在民间话语越来越活跃的中国，虽然受公众关注的程度已经远不如新鲜出炉又莫名其妙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但是这个荣誉的分量却绝对不轻。
楼忠福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全国劳动模范一起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表彰大会，并受到###、###等当时中国国家最高层领导人接见。
这项重大的国家荣誉，过去历来是颁给陈永贵这样能够开山劈石的农民和王进喜这样“能让地球抖三抖”的国有企业工人的。现在却颁给了富有的民营企业家楼忠福，而且还是一个刚刚上了榜的“福布斯富豪”。
这可真是“往事越千年”——跨进新千年的中国，确实是迅速地变了。就像《交锋》和《变化》的作者凌志军所说的，“一个国家，有时候会在惊心动魄的浪潮卷过之后，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有时候又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出很长一段路程”★。
楼忠福和广厦集团对这个荣誉都非常看重，广厦集团的职工为此大肆庆祝了一番。庆祝晚会上，楼忠福和广厦的职工在欢乐中嬉闹成一片，喜欢“搞搞新意思”的职工还拿着香槟酒互相喷射，用花瓣打仗。场面之轻松和欢乐，就像开生日晚会一样，完全不同于过去“劳动模范”宣传片中那种刻板、沉重和不自然的气氛。
不过，在变化越来越快的中国，福布斯富豪当选全国劳动模范的新闻，很快就算不上特别新鲜的事情了，因为同样新鲜的事情正日渐多了起来。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举行的时候，有三位“福布斯富豪”成了十六大的党代表，而十六大党代表当中的民营企业家一共有五位。这一“与时俱进”的新现象，被嗅觉灵敏的媒体戏称为“董事长做客中南海”。其实个别民营企业家确实是应邀去了中南海的，因为中央领导人想预先听听他们对十六大报告初稿的意见。
楼忠福没有成为十六大的党代表，不过他与中国所有民营企业家一样关心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内容。当中央电视台直播###宣读十六大报告的时候，楼忠福放下所有的事情，一个人静静地躲在办公室里收看。他几乎从头到尾都在正襟危坐地盯着电视听报告。
看完报告之后，兴奋的楼忠福立即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广厦集团党委书记卢志信的，楼忠福跟他沟通对报告的看法和安排职工学习十六大报告的事情。第二个电话是打给老朋友、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的，楼忠福邀请他尽早来广厦给职工作关于十六大之后中国改革形势的演讲。像李连仲这样的学界朋友，楼忠福在事业做大之后交了不少，楼忠福后期的不少商业决策往往都有学界朋友的启发。
中共十六大不但被认为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又一个春天，同时也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又一个里程碑。洋洋二万八千言的十六大报告，其中的每一个字可能都经过反复斟酌，而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来说，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下面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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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后台走向时代的前台（2）
“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嗅觉灵敏的中外记者，把这几十个字从厚厚的十六大报告中“打捞”了出来，新闻记者们都清楚，这正是中国民营经济力量期待已久的“定心丸”。
十六大之后，像楼忠福一样感觉“吃了定心丸”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不在少数。这个表面风光富有，但实质上十几二十年来内心一直如履薄冰的群体，似乎突然变得轻松了许多，就算在公共场合说话，也不像以往那样“字正腔圆”了。
这种巨大转变，连一向在公众面前不苟言笑、一副谦谦君子模样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也不例外。在十六大闭幕后不久举行的一次“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柳传志就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
“总体来说，十六大修改党章是特别好的事。咱们国家在解放后，我国共产党明明是执政党，但老按革命党的方式来做事，所以不稳定。现在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人民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我们大家心里就踏实了。我上学的时候，一些同学学习成绩非常好，但不能考大学。有一些同学在农村做事特别小心，做得特别好，但没人理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地主的子女。那个时候有点像元朝一样，把人分成好几类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人民的积极性都不能提高起来。所以十六大修改党章，这事本身就特别能释放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我觉得民营企业家看到定心丸了……”
事情的发展正像中外观察人士所期待的一样，2003年刚开始，十六大报告中的“定心丸”就产生了“药效”——与中国民营企业家有关的大新闻一个接一个地出现。
2003年春节刚过，楼忠福“刷新”了自己四年前当选全国劳模的“新闻纪录”，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很多杭州市民都在这个春节，看到位于杭州市玉古路的广厦总部大厦有一条巨大的横幅：热烈祝贺楼忠福同志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其实这个条幅应该还加上广厦重庆一建董事长郭向东的名字，因为他也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了。郭向东是在重庆当选的，他的身份也是重庆的全国人大代表。
不过这并不影响整个广厦集团拥有两名全国人大代表的事实，因为广厦重庆一建是广厦集团控股的成员企业。一个企业集团有两名全国人大代表，放在过去可算是部级国有企业才有的“政治待遇”，但现在这个事实却发生在一个民营企业集团身上了。
同样让人感到震撼的是，在浙江一个省，与楼忠福一起成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民营企业家有14位。整个浙江代表团的人大代表是89位，民营企业家比例之高，全国无双。
而在全国29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民营企业家更达到200位。另外，十届全国政协2238名委员中，也至少有65名来自民营企业家阶层★。
这是一个飞跃性的突破，在1998年产生的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民营企业家代表不过50人。再往前推10年，第八届全国人大时，全国2900多代表中总共只有八名民营企业家。
2003年中国还有一个突破，全国有八家民营企业首次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有三位民营企业家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在改革锐气和风头越来越劲的浙江，2003年产生的十届省人大代表中有董事长、总经理头衔的代表共有96名，占全部641名代表的15％左右。这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家。面对这些巨大的变化，也难怪中外传媒都以“一个新阶层的崛起”、“民营改变中国”、“老板从政”、“民营企业家从政元年”等文字为标题，大量报道出现在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中的最新变化。
不管民营企业家进入人大和政协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民营企业家从政之路的开始，但在十六大之后，中国上下越来越多地把中国民营力量与中国的国家力量联系在一起，并对此寄予了无限的希望——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可喜、可贵的认识。
其实，无论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还是对于整个中国，“力量”才是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关键词★，至于企业家从政不从政，只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事实上，他们也不是真正的从政，至多只能说是参政。
具有久远的“学而优则仕”传统的中国社会，从来就不缺少从政的人才。中国社会所缺少的，是不戴“红顶子”而仍然能够坦然从商的社会环境和不鄙视商人（企业家）的文化。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商人群体起起伏伏的宿命，其实也是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社会宿命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做官）高”的文化宿命。
中国内地年轻学者秋风在一篇《企业家之仁》的文章中，非常清晰地论证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企业家）和政治权力的关系。
他说，在中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