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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三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这三千多年中，安安稳稳的年代不多，只要看人口的变迁就可以知道。在西汉平帝时中国有六千万人，过了一千年到了宋朝真宗时，人口反而锐减到1600万，一直到明朝人口才恢复到六千万。在人口统计数字剧烈变动的背后，是多少家庭的妻离子散，生灵涂炭。这些老故事其实解放以后还继续着。三年灾荒有大约5％的人没能挺过去，饿死了。文化革命中又有上千万的人挨整，整得死去活来。改革后25年的太平年代虽然时间不长，可是十分珍贵。如果我们能够再维持二三十年的太平年代，中国现代化的梦想大概能够实现了。
为什么要回顾这些故事？因为我们有些人还不懂得自己人不要斗自己人，或者对内斗缺乏警惕性，自觉不自觉地正在走上内斗的道路。龙镇洋和周建顺写的这本书，反映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作者在代序中说，″基于我们对个别学者貌似崇高而实质荒谬的言论的担忧，我们在动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抛去了传统人物传记的写法。我们不是为了写一个人物而写一个人物，我们试图通过这本书来对这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争论作一个实质性的解答″。香港商报社长吴松营在序言中更清楚地说，″对于有悠久的蔑视商人和仇视财富传统，信奉不患寡而患不均理念的中国文化来说，要把企业家力量看作国家力量可能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还说″个别本港学者还跑到内地鼓吹歧视和打压民营经济力量的偏激概念，甚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和中国改革的大方向″．意见的不同并不奇怪，但是如果发展到划分成为两个阵营，进而造成社会的动荡，那就值得警惕了。
国内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一位主张善待企业家，另一位认为需要善待的是工农群众。应该说他们两人都不错。主张善待企业家的也没有说不要善待工农群众；主张善待工农群众的，如果不反对善待企业家也没有错。依我看，所谓善待应该是保护的意思，那么企业家和工农群众都需要保护，因为我们的政府常常超出法律侵犯他们。如果说善待是给优惠，我反对给任何人优惠，因为优惠的反面就是歧视。得到优惠的一方是优惠，未得优惠的一方就是歧视。不管是企业家也好工农群众也好，都没有理由得到优惠。一视同仁，法律目前人人平等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过去我们优待工农群众，歧视″剥削阶级″出身的人，不让入党，参军，提干，出国，甚至不让上大学，那就完全错了。好在现在这些政策已经被放弃，现在讲的是人权，是人人平等。
企业家和工农群众并不处于跷跷板的两头，一个上升另一个必定下降。相反，他们处于同一个升降机里，要么一起上升，要么一起下降。这台升降机就是整个国家或社会。国家欣欣向荣时，所有的人得得益；国家混乱时所有的人都倒霉。这已经是中国追求现代化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可惜人总是健忘，过去的教训还得再重复体验一次。
一个国家治乱交替而不是长治久安，一般认为是因为压迫日盛，矛盾激化所致。但是解放后的经验却不是这样。依我看，解放后并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矛盾，斗争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因为我们迷信那个阶级斗争学说，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管是粮食不够吃，是青年得不到就业，是经济落后，统统用抓阶级斗争的这付药来处理。改革以后我们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并没有彻底批判过这个学说，它时隐时显，还在人们的头脑里起作用。它成为国家安定团结的重大隐患。
在一个社会中，利益的冲突永远存在着，关键是如何处理。按照现代文明国家的经验，对每个人平等地赋予人权保障，是解决问题的原则．偏袒任何一方都会造成另一方面的不公。我国的人权状况应该说不断有所进步，尽管比较慢，而且还有个别倒退的时候。回过头来看，现在的人权状况比之二十五年前有了根本性的改善。显然我们应该继续朝这个方向前进，谋求靠阶级斗争来解决人群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没有前途的。一个阶级推翻了另一个阶级之后，就会等着下一次自己被推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幕幕戏。人与人相斗争，谁也没得好处，生产没有任何进步，人心锻炼得越来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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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力量》（2）
社会永远存在着矛盾，表现为贫富的矛盾，有钱有势和无权无势的矛盾。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完全平等的。勉强去做的结果，我们也是领教过的。穷人造富人的反，打倒富人的结果是大家都变成了穷人。本来穷人有希望变成富人，其中也有少数穷人真能变成富人。可是彻底打倒富人的结果是连这点希望都没啦，因为中国变成了穷人国了。大家又说，大城市的高楼大厦都是农民工造的，财富是工农群众创造的，顶多还有知识分子。这话不错，但不全面。请问，改革以前也有工农群众，也有知识分子，为什么高楼大厦没有盖起来呢？这里相当关键的一点是有没有企业家。企业家把资金融合起来，把劳动和技术结合起来，瞄准有效的项目，把这些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组织起来，这才形成生产力。为工农大众说话，保护他们的利益，这是对的，也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承认，在道德上占了优势。但是把工农大众的利益和企业家的利益对立起来，看不到企业家的贡献就很不公平，而且十分有害。这种论调容易把是非搞混，最后是造成社会动荡，其危害性切切不可小看。
企业家为富不仁，剥削工农大众，这种情况有没有？当然是有的，但并不表现在工资过低，而是拖欠工资，任意加班加点，缺乏劳动保护，性别歧视，不允许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等等。这些情况都属于违法，所以依法办事是正确解决劳资矛盾的办法。法律就是划分利益的依据，要充分依靠法律。工资高低是市场决定的，任何人无法改变它，市场的原则是双方自觉自愿地同意。如果存在剥削，被剥削的一方不会同意，所有双方同意的合同肯定对双方都有利．可惜的是我国法律的实施多少也有点软约束，许多法律并不认真执行，这才是当今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的大问题。此间吃亏的往往是居于弱势地位的工农大众，大规模拖欠工资是最明显的例子。如果没有行政当局出面帮助，几千亿元的拖欠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法律在这里显得软弱无能。
企业家办事，原则是利人利己。如果他们赚了许多钱，和他们打交道的人一定同样赚了许多钱。为什么企业家可贵，原因就在此。这本书中介绍的几位企业家的事迹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既然是利人利己必定有财富被创造，否则一方得利另一方必定受损。现在双方都得利，没有财富的创造怎么可能。《中国力量》一书中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它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现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奥妙。这正是我国改革得以成功的原因，其实也是经济学最根本的道理。所以，从很多角度来看，这本《中国力量》的确值得我们认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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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郎咸平等人的一个实证
——评《中国力量——以楼忠福和广厦为坐标》
龙镇洋与周建顺的新作《中国力量》一书，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书中以楼忠福和广厦为坐标，向读者讲述了共和国的历史变迁与一个企业和企业家成长之间的关系。读完此书，我们不难发现，不仅楼忠福个人命运曲线的起伏跟新中国的国运曲线完全吻合，而且他个人经历中的很多细节也跟国家当时的改革制度变化丝丝入扣。
经历了政策体制上的巨大试错和宕荡起伏之后，选择了渐进改革的中国，每一个阶段的进步，都离不开在体制边沿上创新的中国民营经济力量。而中国民营经济力量每一阶段的成长，又反过来推动了旧体制的变革。一个令世界惊诧的中国经济奇迹，一个日见其好的改革开放局面，其实就是一场体制内外力量协调的“双人舞”。
正当我们为楼忠福艰难曲折的早期人生经历、筚路蓝缕的创业经历，以及他身上所蕴涵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伟大精神而激动不已的时候，在内地有“民企杀手”称号的香港学者郎咸平再次向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发炮”。其后，郎咸平的“剑锋”直指中国主流经济学者，以及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一场始料未及的争论，就此在一个虚拟的空间爆发并迅速蔓延。
如果见诸媒体的报道属实，那么最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号称给外国学生讲中###史的郎咸平不仅全盘否定“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和“国退民进”，而且否定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甚至连整个中国改革的大方向都否定了。
与此同时，历来对改革开放政策基本全盘否定、主张关起门来自力更生的左大培更是在北京振臂高呼——“我们不仅需要中国的普京”，而且还要“展开系统的‘秋后算账’”。
如此情景，真让我们有“今夕是何年”的感慨！如果说这场争论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探讨问题的味道的话，那么到后来，就完全是意气之争和主义之争了。
史学家袁伟时曾经说，中国的“历史包袱非常沉重。死的拖住活的，该死的不死，这是两百年来中国苦难的最要的根源”，“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是冲破这个‘铁桶江山’的苦难史”。
郎咸平和左大培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喜欢什么样的明星感觉，只是他们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民营企业家的巨大作用——这些事关重大的问题，是不能含糊，也是含糊不起的。这些问题的是非对错，不是谁拍胸脯就可以给出答案的，这些答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很长时间的实践中付出了巨大试错成本之后的慎重抉择。
袁伟时先生还说，中国的危险一方面来自于自己的历史，另一方面来自于国外的极端思潮。那些来自国外貌似时髦的极端思潮一旦与中国历史中最腐朽的东西结合，其祸害将更千百倍地甚于传统。所以中国的改革，既不需要“休克疗法”，也不需要“中国的戈巴契夫”，更不需要“中国的普京”。一个当年的“苏联老大哥”已经够中国人消受的了，难道今天还要听郎、左二人耍弄，再往一个进口的红色火炕里跳吗？
基于这些考虑，基于对郎咸平和左大培这种貌似崇高而实质荒谬的言论的担忧，《中国力量》的作者在动手写作本书的时候，抛去了传统人物传记的写法——他们不是为了写一个人物而写一个人物，他们试图通过这本书来对这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争论作一个实证式的解答。
所以说，这本书不完全是写楼忠福的个人或广厦公司的成功史。作者是怀着求证的目的、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去考察一个国家、一段历史和一个时代。作者表面上是写一个人和一个企业，但实质上他们是在写一群人、一个国家、一段重要的历史和一个伟大的时代。
毫无疑问，《中国力量》一书是给郎咸平和左大培等人的一个实证回应，角度新颖、立意鲜明，而且有理有据，气势恢宏，任何读者都不难发现这个案例的效用和威力，都不难从阅读和思考中作出这样的结论：没有民营企业家力量，中国的变革和进步就完全不可能——过去不可能，未来也不可能。但愿郎咸平左大培等人能读到此书，从而对他们的观点、立场甚至思维方式作出必要的检验、修正以及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