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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吸纳人才，他甚至做了一件高成本的“傻事”。1987年他给新筹建的金华城乡建设学校捐资22万元，条件是对方必须保证每年输送10名毕业生给东阳三建。可是这个新建的学校要到1990年才有第一届毕业生，那时候楼忠福的承包期正好结束。这岂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外界都认为他是个“傻瓜”。可他却觉得一点不傻，不管将来谁承包，反正培养了人才都是为社会做贡献。他对人才培养从来就是这么慷慨。
如果把设备添置、知识和技能的提升以及人才培养看作是企业的“三大内功”，那么楼忠福作为建筑公司的经理，他关注的不仅是企业的“内功”还有公司的“外形”。1986年底，他决定让东阳三建有一个更好的“外形”——盖一栋当时在东阳最气派的办公楼。
他的这个决策遭到不少同事、朋友和政府干部的反对，因为当时东阳三建的日子并不宽裕，一下子搞了这么一栋办公楼似乎没有必要。那时候，多数中国人还没有“外形包装”的市场意识，“一流产品，三流包装”的传统还在延续。但楼忠福却看到了“内功”与“外形”同样重要，不能偏废，他说：“我们是建筑企业，不是去讨饭，如果自己的办公楼都那么陈旧、矮小，客户跟你谈业务都没有信心。有了气派的办公楼，每个业务部门和每个工程队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客户到来就立即有深刻的印象，对我们也有信心了。”
三建大厦1987年动工，第二年投入使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东阳市最气派的标志性建筑。
就这样，东阳三建这艘“木筏”在“船长”楼忠福的经营下，很快变成了一艘能抗风浪的“轮船”，从内到外都得到了空前的改善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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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秩序的扩展”（1）
1988年，气派的东阳三建大厦启用后，楼忠福特意在大厦一楼设立了一个在当时整个东阳城区都算很上档次的宾馆。这个宾馆既是员工平时用餐的食堂，也是好客大方、广结人缘的楼忠福招待客人、接待朋友的主要场所。
很多后来成为楼忠福下属和朋友的人，他们跟楼忠福的“情感历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浙江新闻界、文化娱乐界的很多人都记得楼忠福对他们的诚恳邀请：“到东阳来，不管公事私事，随时可以到三建大厦的宾馆来住宿、用餐。”他们并非对“免费午餐”特别在意，倒是楼忠福的大度豪爽和真诚坦率让他们印象深刻。
楼忠福对朋友的热情当然并非始自出任经理之后，而是由来已久。1981年楼忠福在当材料科科长的时候，曾经当过他师傅的蒋立天要结婚。当时物资极度短缺，蒋立天做了一个新衣橱，却买不到衣橱的大镜子。结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蒋立天跑遍很多地方仍找不到衣橱的镜子。此时他想到了当材料科长的楼忠福，就跟楼忠福说了这事。
楼忠福立即帮忙打听，可是问了一圈的朋友，得到的答复仍然是没有。蒋立天见此情形就说：“那就算了，以后再说吧。”但楼忠福却很把老师傅的事当回事，他对蒋说：“别急，我再问问看。”
当天深夜，蒋立天睡得正香，突然被一阵“砰、砰、砰”的敲门声惊醒了。他心想这么晚了，还有谁来找。开门一看，原来是满身大汗、气喘吁吁的楼忠福，他身边就竖着一面用稻草捆绑着的大镜子。还没有等蒋立天开口说话，楼忠福就扛起大镜子说：“快！快！快！把门开大一点，让我把镜子放进去。”
蒋立天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一把抱住了满身灰尘和汗水的楼忠福。原来楼忠福扛着这面大镜子，竟徒步走了40里路。
这面镜子是怎么弄到的呢？那天下午，楼忠福通过朋友打听到金华市里一个供销社有这种镜子，便立即从东阳出发赶去金华。到了那里，又通过朋友才把镜子买到手。从金华乘火车回到义乌的时候，已经快到晚上9点，最后一趟班车早就走了。当时中国的交通还很不方便，连自行车都还没有普及，更不要说机动车了，所以楼忠福只有扛着大镜子一口气走了40里。
这样的故事，在楼忠福的朋友圈中还有很多。如果说楼忠福为人大方豪爽、广交朋友的个人美德和人格魅力由此可见，那么这只是对其性格最表面的一种“通俗阅读”。楼忠福的豁达豪爽、重情重义，是认识他的人的共同印象，这种性格最关键的“效用”并不仅仅在于“个人美德”和“人格魅力”。如果用一种社会发展的理性眼光来“阅读”楼忠福的性格，那么其关键的“效用”，还让“合作秩序的扩展”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成为可能。
“合作秩序的扩展”，是哈耶克庞杂高深的思想宝库中极为重要而且锋利的一把“剃刀”，所牵涉的内容广泛而复杂。中国千头万绪的现代化进程，也完全可以借用哈耶克这把“剃刀”来“阅读”。
按照哈耶克的看法，“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误导性的概念，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的本质是“自由企业制度”或者“人类合作秩序的无限扩展”。让人痛心的是，“资本主义”经过了三人谈虎般的以讹传讹之后，被误导得最万恶不赦和误导后果最惨绝人寰的地方，却恰恰表现在尚不知道“资本主义”为何物的人群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对“资本主义”最无知的人群在走火入魔后最歇斯底里的梦呓★。
在哈耶克看来，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在越来越多的人中实现分工与合作的过程，也是“合作秩序”不断扩展的过程。“资本”在这个合作秩序扩展的过程中，虽然担负了重要的角色，但是真正不可或缺的是产权私有的社会基础和超越家族的社会分工的文化基础。这两样“合作秩序”赖以扩展的东西，前一种在中国似有非有，后一种则基本上是缺位。所以，韦伯、梁漱溟、余英时和黄仁宇都认为，中国即使再独自发展五千年也发展不出“资本主义”来。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本质变化仍然不大。财产私有的现实存在虽然被允许，但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没有取得宪法和法律意义上的名分。党的文化、党的组织和国家主义传统，虽然没有某种程度为“合作秩序的扩展”提供了必要的媒介和支持，但亲情、家族在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核心地位仍然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替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存在意识，仍然有赖家庭和家族的坐标支撑，与基督教文化下超越家族的个人意识、“天职观”意识和契约精神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中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和社会基础上开始的。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组织者的企业家，如果要把企业在市场中做强做大，或者说把“合作秩序”扩展开去，就必须有相应的手段在中国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把个人纳入分工体系。企业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在越来越多的人中实现分工与合作的过程。
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出于自觉还是出于巧合，楼忠福豪爽大度、广交朋友、广结人缘的性格确实帮了大忙。广泛的个人关系、牢固的友谊，给他提供了扩展“合作秩序”的信任基础。当然这并不是楼忠福的独辟蹊径，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早期的企业家要成长都必须依赖个人关系的路径，否则就谈不上相互信任关系，更谈不上“合作秩序”的扩展。
“合作秩序的扩展”（2）
像《水浒》中的英雄好汉一样，为了表达交情，上世纪80年代的楼忠福常常要跟朋友大碗喝酒，在这点上他非常传统。浙江的酒文化跟中国北方省份的酒文化不太一样，浙江人在喝酒时说过的话，并不是在放下酒杯后就忘记了。楼忠福和朋友的交情也并非是靠酒杯来维系，而是靠真情、责任和事业★。
一旦成为朋友之后，楼忠福就不再是端起酒杯跟朋友说话，而是和朋友一起吃面条，一起为事业打拼。他常常跟朋友说：“做一点事业，交一世朋友。”他总能够以超出朋友预期的方式满足朋友的需要，总是以最宽松的标准来衡量和选择朋友。所以他的朋友关系像树的年轮一样，随着事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而一圈圈地扩展，同时以他的事业为核心的“合作秩序”也一步步地扩展。
因为他豪爽大度、以诚相待、重情重义的性格，在他承包东阳三建的创业期间，公司原来两个年龄和资历都在他之上的、十分能干的“老臣”——楼正文和吴小伟都成了他最得力的左右手。这两个人在东阳三建是公认的“将相之才”。楼正文淡泊宁静、好学深思、内敛谨慎，是东阳三建德才兼具的“名节重臣”。吴小伟见多识广、干练敏捷、沉稳实干，是东阳三建开疆拓土的“征战能臣”。有此二人相助★，承包经营期间的楼忠福自然如虎添翼，公司的“朝政”自然是纲举目张，公司的经营也自然运作得平稳顺利。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楼忠福和东阳三建早期“合作秩序的扩展”所依赖的当然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批忠诚用命的“谋臣将士”。赵学飞、吕育土、杜洪寿等一大批人才，都是楼忠福创业早期朋友和战友式的同事。
赵学飞是吴宁镇的老镇长，退休的时候楼忠福正好出任经理，楼忠福聘请他当了顾问。赵学飞是个通透圆融、胸无挂碍的天生乐天派，即使是最有心机的人也能在三分钟内将他视为交心的朋友。加上他过去在东阳长期担任公社书记，人缘广、口碑好、基层政府事务熟悉，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这是再合适不过的顾问了。
吕育土在东阳三建城关建筑公司时期就负责办公室的工作，楼忠福出任经理后，吕育土继续承担办公室工作。不知道是先天的禀赋还是后天的职业塑造，吕育土的性格可以说是细致入微、忠诚严谨、任劳任怨。他是个天生的“内务总管”，他的办事风格精准得像一个时钟。
杜洪涛是个实干经验丰富、宽厚随和的老建筑，在东阳三建还处于“修建社”的时期就是副社长了。楼忠福出任城关建筑公司经理前，杜洪寿已经是公司的副经理，作为楼忠福的老领导，他并没有心理上的架子和感情上的不适应，而是尽心尽力协助楼忠福和东阳三建的成长。
楼忠福的朋友圈并非只在公司内，而是广泛地延伸到行内、行外，本地、外地，体制内、体制外。广交朋友是楼忠福的性格喜好，但交友并非完全漫无目的，主要为了延伸信任关系和扩展“合作秩序”。像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东亚地区早期的创业者一样，楼忠福不但能够把极难量化的个人关系“估量”出“效用与价值”，而且能够从广泛的朋友中选拔最需要和最合适的人才。
凭借朋友圈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楼忠福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公司的平稳运作、业务扩展、市场开拓、贷款投资设备、聘请技术顾问、危机处理等等，都能够比较顺利地解决。作为事业发展的“合作秩序”，也因此得以扩展。
顺着体制的河道行船（1）
朋友的支持显然是楼忠福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但是对于一个乡镇企业，要让“合作秩序”能够在改革中顺利扩展，更不可或缺的是传统体制力量的支持。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打破政府包办一切的局面，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没有体制力量的支持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成功”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中国的改革本来就是新旧力量并行的“渐进增量改革”，非国有经济力量的生长在本质上讲就是在“体制的边缘创新”。从“经济生态”的角度看，上世纪80年代到1992年，中国正处于旧的生态系统已经打破而新的生态系统还远没有形成的过渡阶段，百足之虫尚且死而不僵，何况这“虫”只是衰老而非死亡呢！
而另一方面，乡镇企业虽然处在体制神经系统的末梢位置、处于自食其力的生存状态，但在体制殿堂内仍然找得到其正式的“牌位”。所以乡镇企业这只“麻雀”虽然小，但五脏俱全，在基层政府的小体制中，也算一个“具体而微的国企”。尽管小体制具有大体制无法比拟的灵活性和实事求是精神，但是弱小的“麻雀”要高飞、要“扩展合作秩序”，就只能在大小体制的河道顺水行船，否则每时每刻都会有顶头的逆风。
让人奇怪的是，作为“坚硬铁匠”的儿子，从小就被排除在体制外的楼忠福，对传统体制不但没有抵触情绪，更没有认识上的障碍，相反，在处理与传统体制力量的关系时，显得轻车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