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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诸如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 wig vo n Mis e s）和伦理学家马丁·布伯（Ma rtin Bub e r）这样的世界级才俊。
利沃夫是作为乌克兰的一个要塞而修建起来的，很多乌克兰人就不免感到奇怪，他们的民族在这座城市的鼎盛时代却没有什么作为。他们开始对如此之多的外来者满怀怨恨。在“二战”期间，他们抓住机会清理这一混乱的局面。一些当地的乌克兰人与德国人勾结起来消灭犹太人——当时犹太人占了利沃夫人口的百分之三十。战后，在斯大林发起的运动中，占全城人口一半的波兰人被驱逐。最终，随着波兰人和犹太人被清除，乌克兰人就离开了他们的村庄，在利沃夫市的空宅住了下来。
一来到利沃夫，乌克兰人就发明了一套新的理论，宣扬自己的优越性，以此来弥补多年的自悯自怜。他们向乌克兰东部的其他大城市（如基辅、敖德萨、顿涅茨克）看齐，发现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融合在了一起。东部的乌克兰人没有任何反抗就放弃了乌克兰语转而说俄语了，并与俄罗斯人通婚，开始拥护苏维埃制度。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们在自己的家园悄无声息地将东部这些反对苏维埃制度的异类的乌克兰人开除，罪名是文化叛徒。
但是种族主义根本就无法在民族主义和怨恨的氛围下存在。除了古怪粗野的怨恨突然爆发以外，情形没有像西方的那么糟糕。当爱德华出现在赛场上或接到传球时，球迷也不会模仿猩猩吼叫；即便是球员之间表现出来的种族主义也无法与英格兰及意大利足球联赛中的情况相提并论。在卡柏地利夫队的衣帽间，乌克兰球员与尼日利亚球员之间从未有过公然的种族冲突。
这之间的区别在于，利沃夫共有居民83万人，而只有50名非洲人。除了爱德华和萨姆森外，其他人大多数都在利沃夫的大学学习，而且几年后就会离开乌克兰；人数不多就不可能产生摩擦或意识形态的冲突。这里既没有像英国民族党这样的边缘集团，也没有像法国让玛利·勒庞这类政客对这种怨恨煽风点火，将其上纲上线。乌克兰人的感情朴实，甚至都没法冠以“主义”这样的字眼。这种情感就像八岁的孩子拒绝去埃塞俄比亚餐馆吃饭一样天真淳朴，只不过是不喜欢陌生的事物而已。
跟随爱德华穿行于利沃夫街头就能明显地察觉到这种反应。当我和他在一家麦当劳坐下时，我抬头看见一个金发碧眼的小女孩，她的红色衬衫上绘着一只黄色的小鸭子。小女孩正目瞪口呆地盯着爱德华。当她把爱德华指给她哥哥看时，他和她一样一脸惊讶的神色。他们捂住嘴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孩子们的无礼让母亲觉得很尴尬，于是她试图将他们打发走，但是她也忍不住地把目光投向爱德华。当我向爱德华示意时，他说他们很可能除了在电视上以外就没有见过黑人：“这没什么。”
憧憬着欧洲梦的非洲雄鹰 四（2）
敌视尼日利亚球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与苏联解体以后的政治有关。苏联解体以后，乌克兰开始了文化与民族的重建工程。在语言与宗教这两方面表现出来的冲突都非常明显。利沃夫其他不会说乌克兰语的犹太人以及俄罗斯人备受欺辱，不得不开始学说本地土话。全城所有被毁于前苏联时期的乌克兰旧教堂都已经过修葺，焕然一新。政府恢复了无神主义博物馆，将巴洛克艺术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十字架重新在这些建筑内竖了起来；而且在山顶上、广场上，十字架随处可见。曾一度被禁止的复活节庆祝活动又重新被恢复，这一天人们在传统服饰和膳食上挥金如土。
在爱德华到来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民族自尊心特别脆弱。进入苏联解体后的第十年，人们对社会现状已感到习以为常；乌克兰的重建工程似乎也停滞不前了。对于很多乌克兰人来说，他们的国家仍旧像是俄罗斯的殖民地。对此持不同观点的人也拿不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解决办法，他们建议乌克兰（或多或少地）依附于欧盟以及美国。
这种绝望在足球中也有所体现。乌克兰人认为他们曾经是一个伟大的足球民族，而现在他们想东山再起却只得引进尼日利亚球员。这一事实只能被理解为是一种耻辱，没有其他的解释。然而，这是最恶劣的短期思维方式。如果政治寡头们想要乌克兰再次成为一个伟大的足球民族，为什么不把花在爱德华身上的钱用来投资培养年轻的乌克兰精英呢？尤里队长对我说：“我们可以用花在爱德华身上的钱培养出十名乌克兰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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憧憬着欧洲梦的非洲雄鹰 五（1）
爱德华不愿承认自己有敌人或麻烦。他算得上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事实上，只有爱德华让周围的孩子们与他们的英雄一起玩乐。他还找来了一个孩子帮助自己练头球。训练结束后，他会走过来故意把小助手的头发拨得乱糟糟的。但是爱德华也尽量保持缄默，以免招来敌意从而影响他实现去西欧踢球的梦想。有一次我去爱德华的寓所拜访他时发现他很善于掩饰自己。他给我看了一些刚冲洗出来的照片。这些照片记录了球队二月间的训练。我问他在乌克兰的冬季训练是否艰苦。“还行，不是很艰苦”，他这样说到。
他的回答在我面前不攻自破，因为我听说过乌克兰的冬天，想象得出喀尔巴阡山麓下的冬天是什么样子。这里的状况接近北极，以至于联赛在进行到一半时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整了将近四个月。每周都比赛的话就太残忍了。俱乐部休完上一次寒假回来时，一支军队花了七天的工夫才把体育场里厚达15厘米冰打破并清除掉。赛季在三月初春季解冻时重新开始。去年卡柏地利夫队在踢一场比赛时，温度计一直停留在零下30摄氏度；而即便是这样的温度在乌克兰也算不上特别离奇。
在爱德华的照片上，俱乐部正在积雪覆盖的场地上训练，雪地上用沙标出了球场的边线。就连气色红润的乌克兰人也都戴上了羊绒帽子、穿上了长裤以及皮大衣。很多为乌克兰踢球的尼日利亚球员都强烈抱怨，他们在这样的气温下无法控球。他们说冰冻的双脚就像两个大锤，而他们的球风却要求双脚要像凿子般灵巧。乌克兰的体育记者也指出，尼日利亚球员几乎都是在晚春和初秋气温较为宜人时才会进球。照片里的爱德华双手紧搂着身子；非常明显，乌克兰的冬季对爱德华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最令尼日利亚球员震惊的或许就是天气，但这却不是唯一让他们震惊的事。乌克兰的足球文化与尼日利亚球员所习惯的比赛风格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几乎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不同的是，乌克兰有自己独特的比赛套路。这种套路出自于一位名叫瓦勒里·洛巴诺夫斯基（Va le ri Lo b a no vs ky）的教练之手，此人是管子工出身。他将科学主义应用到了球赛上，他认为只要揭示出足球比赛的数理基础就可以精通足球。他创造了一个数值系统来表示比赛中的每个动作。根据他的预想，一组科学家将记录下每个传球、阻挡和射门。科学家们将标出“成功动作”和“失败动作”。他们收集的数据将由电脑处理并会给出对球员的“强度”、“主动性”、“失误比率”和“战斗力”等方面的评价。
几十年来，洛巴诺夫斯基断断续续地执教于基辅迪纳摩队（Dyna mo），后来又担任乌克兰国家队领队。他的理论体系被几代教练和球员奉为真理，并加以吸收消化。甚至在他2000年去世以后，乌克兰的每场职业球赛中仍然会有科学家参与技术统计。这种体系注重一种非常特殊的比赛风格：体力与疯狂。球员们不知疲倦地努力积攒自己的绩点数。他们更侧重于积极防守而不是进攻，因为这样他们可以挣到更多的绩点数。在某种程度上，洛巴诺夫斯基的体系是对个人主动性的扼杀。它根本就没有衡量球员的创造性和胆识。悬传和横传都能获得相同的点数，而令人叹为观止的假动作却一文不值。
乌克兰人对教练的崇拜与迷信加重了洛巴诺夫斯基的负面作用。乌克兰球员常常匆匆扫视他们的教练，看自己是否赢得了教练的赞许。球员作为人的因素在这片天空下毫无立锥之地。
乌克兰的足球运动和尼日利亚的足球运动迥然不同。尼日利亚足球盛行的观念将足球更多地视为一门艺术，而非一门科学。尼日利亚就是非洲的巴西：聪明、任性、有自己的风格。乌克兰球员则不管球在什么位置，只是一味疯狂地扑球；尼日利亚球员则注意保持体力，而且有选择地追球。此外，他们的进攻风格迥异。乌克兰球员主要通过快速搜寻防守漏洞，长传进球。他们经常按照事先制定好的策略踢球，球员们按照预定的模式移动，精细得就像放债人一样。而尼日利亚球员则习惯于一种更为深思熟虑的进攻节奏，靠技能和短传创造机会进球。
所有这一切就是爱德华在卡柏地利夫队成绩平平以及其他尼日利亚球员在乌克兰不能发挥他们潜能的原因。两年内爱德华几乎没有进过球。尽管他极有天赋，但是在乌克兰的球场上他看起来总是很不自然。当他射门时，场上自己的球员却不停地与他相撞，这是他以前从没有经历过的。教练和队友要求他打防守。而他从没有学过阻挡的艺术，他总是铲球不及时，老是荒谬地犯规。
在我去观看卡柏地利夫队的比赛时，俱乐部急需赢上一场。还有两个月那个赛季就要结束了，而只要再丢一分，他们就会被降级。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爱德华自从加入卡柏地利夫队以来第一次被教练从首发阵容上撤了下来。在这场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教练让他作为一名替补上场踢了不到五分钟时间。爱德华在球场的右翼跑来跑去，但是在这段时间内球只有一次传到了他的脚下。
憧憬着欧洲梦的非洲雄鹰 五（2）
比赛结束后，我们在衣帽间外见了面。一比零小胜的结果让每位球员都欢欣鼓舞，或者说至少是松了一口气。
“祝贺你”，我对爱德华说。
“为什么祝贺我？我就上场了五分钟，什么也没有做。”
这种轻蔑的语气和毫不掩饰的不安全感似乎与他的性格根本不符。尽管爱德华的语气和声调暴露了他的紧张，但是他的话语总是表达出十分的自信。他说等自己的合同到期后，他打算去西欧参加联赛。“接下来，我想去的地方是西班牙。”在衣帽间外，他面临着一个可怕的事实：他在乌克兰的事业可能不会持续多久了。
爱德华的队友们都已换掉了队服登上了队车，车将会在利沃夫市区将他们放下来。一群卡柏地利夫球迷们欢呼着送走了他们。爱德华却没有加入队友们的行列。一位来自乌克兰的官员挑中了爱德华去接受一次随机兴奋剂检测，他的教练班子也想量一下爱德华的体重。他们担心爱德华体重超标会影响他的速度。爱德华光着脚丫绕着卡柏地利夫队的设施转悠，身上依然戴着体检的装备。
“我不明白为什么教练和总经理要称我的体重。别人一个也没称。他们说我太重了，但是我来这里的时候是77公斤。”他轻轻地抓住我的胳膊肘，看我是否在听。“现在，我体重71公斤。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和我过不去。他们为什么和我过不去呢？”
场地管理员打断了爱德华，体育场要关门了。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爱德华别说了，让他收拾衣服后走人。
“你知道，我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塞尔维亚教练伊万·戈历（Iva n Go la c）说。他随口举了一堆例子来证明自己。他的口音中有一丝巴尔干血统的痕迹。他多半时间住在维也纳。到夏天时，他会拔寨撤营搬到法国的一座寓所，就在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线上。在那里他与爱妻徜徉在宁静的山间小道。但是说他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倒不如说他骨子里是一个英格兰人。
少年时代的戈历就迷恋上了英格兰。在“佩花嬉皮”这个词还没出现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贝尔格莱德时，他就是一名货真价实的佩花嬉皮了。长发披肩的他对英国乐坛的痴迷近乎于疯狂。包括滚石乐队（the S to ne s）、纠缠乐队（the Kinks）和谁人乐队（The Who）等都是他崇拜的偶像。繁华时髦的伦敦有一个足球前哨，即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杯赢家英国队。他们踢球的风格充满了热情与华丽，戈历非常想加入他们。“我只想在英格兰踢球。”整整十年他都生活在自己的梦中，为南安普敦足球俱乐部效力，在翠绿的英格兰南部过着乡绅般的生活。
像爱德华一样，戈历苦于遭受着足球经济的操纵，四处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