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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与他们的所有来往。后来，他们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耻辱和羞愧，就带着孩子逃到了伦敦，在这里过起了一种清贫而隐姓埋名的新生活。
从成年阿伦的外表看——圆乎乎的脸，两眼下垂，英国式的牙齿，大大的眼镜，柔软蓬松的灰色头发——不管他的血统是什么，他在运动场上的时光必定极其艰辛；父母的异族通婚对他在球场上驰骋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愚蠢的犹太人，”那些没有同情心的小孩子们一边拳打脚踢地欺侮他一边大叫道。“去他妈的纳粹野人。”第二天他们又会这么骂，再次上演反对希特勒反犹主义的英雄壮举。阿伦的这种混血儿身份成了一种累赘。当母亲想让他举行犹太成人礼时，他断然拒绝了。他告诉这位可怜的女人他已经完全放弃了犹太教的所有信仰。从那时开始，他就崇尚异教，崇拜女神伊西斯（Is is，古埃及掌管生育和繁殖的女神，是埃及万神庙中最受人欢迎的女神，也是圣母的原型）。这是他的艺术课老师在古代文明课上曾经讲过的一种信仰。阿伦也作了其他决定。他要变得强壮起来，他决定练习拳击，用自己的拳头来教训那些胆敢侮辱他的笨蛋。他愿意做任何事来讨好那帮暴戾强悍的少年；通过与他们交朋友，他给自己找到了一把保护伞，来抵御一切侵犯他的人。
阿伦五岁的时候，他父亲让他暂时远离了打斗，那时他父亲已经是一名会计。他带着阿伦去观看当地的俱乐部切尔西在斯坦福桥（S ta mfo rd Brid g e）球场的比赛。当时的伦敦西区还没有寿司饭馆或拿铁咖啡吧（la tte源自意大利文，指牛奶；拿铁咖啡［c a fe la tte］由牛奶和咖啡调配而成）。那个时候，切尔西附近以及俱乐部内没有一丁点儿国际大都市的魅力。平时，大大小小的狗在球场外的跑道上互相追赶嬉闹着。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大部分英国足球场馆一样，偕德里也没有坐的地方，只有供人站着观看比赛的水泥台。无数的球迷都挤在这一层层的水泥台上，而检票员似乎永远也不会嫌人多。球场里洋溢着的激情与同志情谊深深地震撼了阿伦，这也是一种他想用来填充自己生活的激情。稍大一些后，他开始自己去看球赛并且与其他在偕德附近出没的小孩子们渐渐熟悉起来。他们热爱足球，但是有一点比较确定的是，他们也喜欢捣乱。
在I963年一场与来自北方工业区伯恩利（Burnle y）的球队的比赛中，他们的捣乱行为进一步升级。几百名伯恩利球迷坐在斯坦福桥的北看台上，与偕德遥相对望。阿伦及其伙伴对于这么多外来者的出现很是愤怒。他们决定给北看台来个突如其来的拜访，教训一下伯恩利，让他们知道拜会切尔西要遵守的规矩。阿伦当时还不到16岁——许多伙伴年纪更小——因此他们的袭击很快就被一群三十多岁的男人轻而易举地击退了。这些机械修理工和车间工人练就了一身强健的肌肉。“我被不偏不倚地踢了一脚，”多年之后阿伦向我回忆道。袭击开始后几分钟，阿伦就被一脚踢倒，滚下了好几层台阶。这群年轻人灌了很多酒才使得伤痛有所缓解。
但是，即使是酒精也不能洗刷这种耻辱。从在酒吧这一晚开始，阿伦和他的伙伴就开始策划下一赛季拜访伯恩利。他们采取了秘密行动战术，等混进伯恩利的人群后才开始发起攻击。结果非常成功。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伯恩利在那一天有多少人住进了医院，但是倒下的人数不少，以至于报纸对此也开始加以报道。英国的媒体从那时起开始关注这种威胁，并将其称之为“足球流氓行为”。
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 二（1）
当我第一次在酒吧见到阿伦时，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哈雷戴维森摩托车（Ha rle y Da vid s o n）的发烧友。他穿着一件黑色缎子的奥克兰突击者队（Oa kla nd Ra id e rs）的夹克；他的头发两边短中间厚，像半条身体短粗的鲻鱼。一个倒置的五角星形状的巫术护身符垂挂在他的脖子上。在看到他几近中年的体格时，我就想，万一出什么事我至少能够跑得比他快。
阿伦迟到了20分钟，非常粗鲁地跟我打了招呼。“好，”他说，握着我的手，对自己的迟到毫不在意。我把他带到角落的一张桌子边。
“我给你要杯酒吧。”我提议道。
“可乐，我不喝酒。”他回答说，“我有过教训，在打架时喝酒对你没有好处。”
我们的对话刚刚开始，他就表示出自己的诚意来。“警察逮住我21次……我对暴力上瘾……我曾经想要停下来，但就是停不下来。”他给我展示身上的伤疤：手腕上的肿块，是骨头打碎之后没有愈合好而形成的；一条胳膊弯起来时，关节和肌腱没法正常吻合。在给我看这些时，他开始逐渐破坏了他想要塑造的自我形象。阿伦是一个说起话来就按捺不住的人，话题很多，观点也很多。我的笔在纸上飞快地舞动着，以赶上他滔滔不绝的话语：比如关于独裁政府的不足、英美对伊拉克战争的道义、亚历山大大帝的智慧以及加利福尼亚人的直爽性格等等。
当谈到他深爱的俱乐部切尔西时，他的滔滔不绝才停了下来。他指着酒吧说：“这是个你可以经常光顾的好地方，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象征。”这个酒吧得名于古老闻名的偕德，它曾经是切尔西流氓的居住地。事实上，酒吧就恰好建在了这个地方。只不过现在可以从一家豪华宾馆的大厅进入偕德——这家宾馆是在球场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豪华工程的一部分。在酒吧外的街角，就可以从英皇啤酒店（King 's Bra s s e rie）要一份龙虾。在偕德里，西装革履的白领们正在举杯谈笑。一台等离子电视里播放着按摩、切尔西俱乐部的其他服务以及场馆另一端的健康中心的广告。
全球化以及中产阶级地区贵族化给切尔西俱乐部带来的影响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俱乐部所遭受到的影响都要深。从20世纪80年代它就与流氓联系紧密，到了90年代则与国际化融为一体。斯坦福桥的房地产发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球场上中产阶级地区贵族化的趋势也显而易见。切尔西聘用了意大利和荷兰的精英来训练球队，在这里留下了他们浮华的异国印记。在他们的带领下，切尔西成了英国第一家没有一名本国球员的俱乐部。他们的新姿态加剧了俱乐部国际化的趋势，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阿联酋国际航空”（Fly Emira te s）开始在它的球衣上做广告。2003年，俄罗斯第二大富翁、石油大亨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 ma n Ab ra mo vic h）买下了俱乐部的大部分股份，开始用他的财富打造一支具有冠军潜质的球队。
对于包括阿伦在内的很多人来说，这些变化无疑是对俱乐部工人阶级基础沉重的一击，好像球队放弃了它最忠实的球迷而去追随那些昙花一现的随波逐流之辈。在这些变化中，有一件事尤其令人心痛。1983年，切尔西主席肯·贝茨（Ke n Ba te s）提议将看球赛的球迷关在一个带12伏电的栅栏里，如果谁敢越轨就会遭到电击。“他们就像对待畜生一样对待我们。”阿伦说。幸好当地政府干涉，这个计划才未能付诸实施。但是，对大众的伤害已经由此而生。
直到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大部分社会精英仍旧对足球怀有一种自命不凡的鄙视之情。在鲁珀特·默多克试图收购曼联之前，他的报纸《星期日泰晤士报》对足球的诬蔑已是尽人皆知，它称足球是一种“贫民窟里的人进行的中产阶级地区贵族化指高阶层人士向原为穷人居住区的移居，结果导致低收入人民的流离失所。贫民窟运动”。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自称是中产阶级价值的主要倡导者，也表现出这种与其他人一样的傲慢。这位铁娘子的好友肯尼斯·克拉克（Ke nne th Cla rk）说她“认为球迷是内部的敌人”。在她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撒切尔多次明确地表示自己要与流氓行径斗争到底。在I989年，她的政府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借口来采取行动。在谢菲尔德（S he ffie ld）希尔斯堡球场（Hills b o ro ug h S ta d ium），95名观看利物浦队与诺丁汉森林队比赛的球迷被挤压在看台的围栏上窒息而死。为了应对这样残忍的行为，政府下令将球场只供站立观看的看台翻修成一排排的座位，就像剧院里的座位那样，球场中安装了摄像头以记录这里发生的一举一动。整顿球场治安最终成为了一项严肃的工作。
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 二（2）
这些新要求改变了球赛的经济状况。为了给体育场的重建工作提供足够的资金，球场的老业主们，大多是一些白手起家的小商人，引入了大量的新资金。这当中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狡猾的城市投资者，他们知道足球是一个庞大的垄断市场，也是一个巨大的未经开发的利润中心。新看台上有豪华的包间出租给各大公司。俱乐部的股票上了市，他们还提高了门票价格，将联赛的电视转播权出售给鲁珀特·默多克的卫星网络，这些计划实行得天衣无缝。一个更为富裕的新球迷群体开始在更安全更舒适的体育场里观看球赛。很多女球迷也第一次出现在了看台上。
但是这些转变是付出了代价才实现的。新的观众群体破坏了球场上以前那种喧闹的工人阶层氛围。阿伦在解释这种改变的时候，提到曾经有一度“有一万人去体育场，里面有六千人都是来打架的。其他的是去看打架的。是的，他们会说他们觉得恶心。但是事后在酒吧你问他们，‘你看了比赛还是看了打架？’”他向后仰着，装得一本正经地说，“‘噢，当然是打架了。’”阿伦对自己的观察都觉得好笑。“现在，人们只想去看比赛，那样他们就可以说”——他装成一本正经的样子——“‘看！我很酷。我看过切尔西的比赛了。’当我站起来唱歌时，他们会说，坐下。’”
在不知不觉中，阿伦将反对全球化最基本的文化论点——主要是来自《拒绝名牌》（No Lo g o）的作者内奥米·克莱恩、砸烂麦当劳的法国农民若泽·博韦以及许多其他人的观点——归结为：跨国资本主义破坏了传统和本土文化，使一切都变得同质化失去了本土特色，并且还剥夺了当地无产阶级和农民深爱的东西。人们比较容易理解这个论点如何在总体上适用于英国足球，尤其适用于切尔西。当我去观看一场在斯坦福桥的比赛时，与我同去的还有一位美国投资银行家和他的拉美女朋友。我们坐在球场中阿伦·加里森和他的小流氓同伙们曾经占据的地盘上。与格拉斯哥满嘴唱着辱骂歌曲的球迷相比，切尔西的球迷像是聆听交响音乐会的听众，只有几个健壮的家伙轻声咕哝着挑衅性的粗话。他们小心地将自己的声音降低到只有自己听得见的程度，这样在场内拿着小型摄像机巡视的警察才什么也发现不了，也没有理由没收他们的门票。（阿伦被没收了三次。）
但是对切尔西球赛经济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引发的问题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了。首先，比赛并没有变得完全中产阶级化。当然，切尔西的票价可能比较高——大概50美元一张——但这也没到贵得买不起的地步。即使在时尚的伦敦西区，这个可能是英国雅皮士最多的地方，切尔西还是成功地吸引了一大群工人阶层观众。现在与过去的主要区别在于这是一个混合群体，包括了体力劳动者、管理人员、清洁工和广告行政官。在英国的历史进程中，这可能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进步。
面对这种群体力量的日益壮大，人们很容易就会认为市场并不总是由个人利益控制着。英国的足球作家们经常将旧式俱乐部的所有者描述成仁慈且具有公益心的公民，在为他们的工人阶级朋友做好事。但这只是一种对从未存在过的社会市场的怀旧之情。20世纪90年代之前，从比赛中赚到的钱很少，俱乐部的所有者只能听任球场变得破败不堪、到处都是安全陷阱，受人责骂。实际上，他们对待球迷的方式就好像球迷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这种冷淡疏忽最终引发了完全崩溃，这就是导致社会衰退的破窗理论的一个缩影。球迷们也开始认为生命不值一钱。他们每周末都会将彼此打得半死。对这种古老文化的消失表示悲哀同时也会对消失的传统以及氛围而满怀感伤。事实上，这是有关全球化的争论中一个重要的特点：一种对所有的本土事物加以颂扬的趋势，即便它们应该被抛在身后。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足球流氓对年轻时代的缅怀是最真实诚挚的怀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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