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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 三（1）
在遇见阿伦·加里森之前，我曾经读过他写的文章。在切尔西网站上浏览时，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网页。这个网页的内容是阿伦从讲述自己年轻时代流氓生活的传记体小说《我们是北看台》里摘录的一些内容编辑而成的。这本传奇式的作品以冒险流浪事迹为题材，讲述的是一群朋友周游英国和欧洲，到处寻衅闹事的故事。在手写稿里，他称自己为阿伦·梅里尔（Ala n Me rrill）——他使用的一些化名已经使他远离任何自证其罪的供词，而这个笔名与化名更是相去甚远。
阿伦的文风出奇地清晰华丽。但是如果以小说家的标准来衡量，他还是有些许不足。这个梅里尔的角色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英雄自我牺牲精神，他总是挺身而出，保护无辜的旁观者。他像个英雄一样制服每一个对手，场场必胜。（“一个＇流氓＇拼命回击，一拳向梅里尔挥来，但他轻易地躲闪开去，一把抓住了向他挥来的手腕。然后他迅速将那小子拉过来，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支点，翻身将对方重重地摔在球门柱上。”）不过，从很多方面看，这还是一部令人惊奇的表现自我的社会学作品。阿伦并没有把自己的伙伴描述成追求崇高目标的反叛者或者一群演绎贫穷所带来的反常状况的怪兽。他们只是一群普通的青少年，身陷于暴力的世界，而且没有任何脱身逃离的愿望罢了。
阿伦是一个很有思想的流氓，他非常细心地阅读军事历史和新闻报纸，而且酷爱希腊文化。他的空闲时间都用在了阅读有关亚历山大大帝的作品上。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是阿伦一定很懊恼自己没有早一点儿想起来写自传。他开始着手写作的时候，已经有三个朋友将自己的手稿送到出版商那儿了。“大嘴唇”史蒂夫·希克莫特（S te ve “Hic ke y”Hic kmo nt）在阿伦入狱期间取代了他在切尔西的位置。他出版了《为比赛做好准备》。他的同伴“胖子”克里斯·亨德森（Chris “Chub b y”He nd e rs o n）写了另一部自传。还有一个叫马丁·金（Ma rtin King）的写了一本《流氓球迷》，从另一个角度讲述了同样的故事，这些都十分畅销。阿伦觉得他也有一连串有意思的故事要讲，于是就将自己的手稿送到朋友的出版社。其他三人都是与人合著的，而阿伦则是完全自己创作。也许他希望自己未加修饰的真实声音会占据优势，获得好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受到了婉言拒绝——这是拒绝流氓的唯一一种方式。“他们告诉我这本书的内容太暴力了，而且右翼倾向严重。”
但是，如果出版商们说实话的话就会给他另一个解释，那就是市场上不能再出现另一本有关足球流氓的自传了——至少是不应该再有了。除了有关切尔西的书之外，来自西汉姆联队的球迷流氓组织“内城团伙”（Inte r City Firm），卡迪夫城的“灵魂帮”（S o ul Cre w），朴次茅斯的“657帮”（657 Cre w），以及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俱乐部的足球流氓们都出版过他们自己内容单调，冗余重复的自传，比如《想挨揍吗？》、《城市狂人》等。如今，伦敦街角书店里的体育运动专架上充斥着这些流氓文学。这种题材已经不仅局限于第一人称的叙述。道吉·布林逊（Do ug ie Brims o n）和埃迪·布林逊（Ed d y Brims o n）两兄弟已经获得特许权，出版用人类学来研究足球暴力的流行书籍。他们将自己剃得光光的脑袋和刻意摆出的滑稽险恶的眼神摆在封面上；并且书中大量引用流氓话语，且书名以《欧洲垃圾》、《死刑：伦敦暴力足球的追随者》等字眼命名。一个名叫约翰·金的（J o hn King）小说家写了整整一书架的流氓小说，大多也是关于切尔西的。另一个书架上则是有关于流氓时尚和地下流氓经济的书；还有学者撰写的大部头书籍，希望趁机以色情细节描写吸引读者而赚上一笔。
在某种程度上，英国足球流氓已经变成了黑帮说唱歌手或者黑手党一样的角色，成为了一种被美化以及商品化了的罪犯。当英国广播公司（BBC）觉得自己的收视率不佳需要提高时，就会从大量的流氓纪录片中挑一部来播放。每个月似乎都有一家英国报纸或杂志刊登一篇报道，讲述国内流氓的行为或者他们在国外的影响。直到我亲自去了切尔西之后，才对这种现象的普遍程度深有感触。在富勒姆大道（Fulha m Ro a d）上，我遇见了一个小贩在摆开桌子出售帽子和别针；这些东西上面都印有骷髅头标志，代表着臭名昭著的“猎头帮”。在球场内的看台上，我看见一个身穿猎头帮T恤，头发梳成钢针状的少年。球场保安放他进来的时候一定很放心，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哪个足球流氓会傻到这样招摇过市。
这种流氓产业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英国足球中产阶级化已经达到鼎盛时期，以至于传统形式的流氓行为已无法继续蓬勃发展下去。当然，流氓们照样打斗，只是不再在球场内。阿伦是这样向我解释打斗技巧的：“你打电话给对方的头目说，‘好，两点特拉法加广场见。’然后你就希望在出手之前警察还没有到达。有时候会打上一架，有时候看见警察过来，就只好走开。”对阿伦来说，这种流氓之间发起挑战的新形式糟蹋了打架的快感，因为在狭窄的场馆走廊或者看台上打架要让人感觉爽快刺激得多。有了事前的准备，“打斗就失去了它的自发性和即时性。”因此，他对现代足球流氓的存在问题提出了质疑：“如果足球暴力不在球场内发生，那还算得上是足球暴力吗？”虽然让他承认这点很痛苦，但他不得不认为流氓习气已经被驯化了，或者说已经被驯化得足以成为被迷恋和崇拜的对象了。现在你应该能理解为什么市场对足球流氓有这样强烈的兴趣了。从根本上来说，足球流氓是一种浪漫的反叛者，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与警察对抗。并且，他们不仅仅是虚无主义者。他们在为俱乐部的立场和荣誉而战，这一点与那些爱好和平的普通球迷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有些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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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 三（2）
——他们也是构成这个自由和平的英国的一分子——却完全放弃传统的道义而成为恶棍呢？
流氓文学并不试图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这种文学通常采用忏悔的形式，目的是使读者感到震惊。（随便引用一下阿伦的作品：“那人脸朝下跌倒在平台上，后脑勺上一道深深的口子，鲜血从中喷涌而出。”）但是，作者们觉得有必要为自己的暴力行为找个理由。也许他们确实抛弃了传统的道义，但仍然在其附近徘徊。流氓们通常都会美化自己的暴力行为：比如他们从不攻击无辜的旁观者，也从不使用武器。很多时候，这种试图为自己开脱的意图与专横的恐吓叙述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喜剧性的效果，充满了欺骗和恐吓。
像其他人一样，阿伦删除了故事中令人不愉快的部分，省略了一些很有趣的自传性细节。这未免太糟，因为这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从他成为切尔西队的足球流氓开始，他就承认自己沉溺于暴力以及引发暴力行为的肾上腺素中。他说：“恐惧是一种毒品，英雄和胆小鬼之间只有一线之差。但它比性要好，也持续得更为长久。”他认定了自己需要一个像毒品一样可以经常吸食以产生快感的事业。在他离开学校之时，伦敦正全面沉浸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尚中，他却极力反对这种日益显露的嬉皮士的时代精神，去报名参了军。更为特别的是，他自愿加入了一支特种精英部队，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机会施展自己深爱的暴力技能。
阿伦开始过着一种奇怪的双重生活。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有时，他的职责会涉及到执行秘密的打斗任务以及训练某支部队，但他不想透露这支部队的身份。一到周末，他就回到少年时代的足球暴力活动中。他猜想部队可能知道自己的这种双重生活——他有那么多前科，他们怎么会一无所知？但是只要他及时完成平时的任务，他们并不太介意他在周末时搞的破坏活动。作为这种双重生活的一部分，他也开始接受了常规的束缚。他结了婚，有一个女儿。虽然妻子恳求他放弃暴力，但她还是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说服他。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前，“她已经从她的一个朋友那里听说过我。我们是在一个办公室的圣诞晚会上遇见的。在我自我介绍之后，她说：‘我不想认识你。你是个该死的流氓。’”但她却从来没有指责阿伦当初欺骗了她，给了她一个虚假的许诺。
阿伦的双重生活互相弥补相得益彰。“我天生就是打架的料，我没法停止或放弃。”他这样说到。他的伙伴们也不想停止。阿伦说有八名士兵加入了他的流氓团体，给打斗带来了一种职业水准。在一次去美国的旅游中，阿伦走私了一些CB机（也称市民对讲机，即Citiz e n Ba nd Ra…dio，在美国一般是州际卡车司机使用的市民波段收音机，便于司机间或司机与车站保持联系），这种对讲机当时在英国还是违法的。他用这些对讲机来协调和指挥攻击行动。这些流氓士兵会画出体育馆和周围环境的地图。阿伦则置身于打斗之外，用双筒望远镜和对讲机的汇报来跟踪场内的情况。“我们就像消防队员，有人遇到麻烦，需要帮助，我们就会赶过去解决问题。”
但是这种双重生活之间也有过矛盾；而在I977年，这种矛盾变得无法调和。这一年，切尔西队去西南部的朴次茅斯参加一场比赛。在比赛结束时，阿伦和他的朋友们开始强行进入朴次茅斯球迷的观众区。阿伦刚跟对方的一个球迷交手就有人拿了一根铁棒在他根本没有看见的情况下向他的后脑勺砸来。这个偷袭者又在他的手上砸了一下。但是不幸的是，他没能将阿伦完全打晕。阿伦站起身来，抢过铁棒，用力回击。他一棒砸在对方的脸上，将其一只眼睛从眼窝里打了出来。“那只眼珠子还挂在他脸上。”他承认到。阿伦运气不好，警察在这个时候过来了，被打出的眼球和他手里握着的铁棒都无法证明阿伦不是无辜的。
在法庭审判他的时候，阿伦将自己骨折的手和脑骨的X光片出示给法庭，以证明自己是在正当防卫。但是这个证据还是敌不过警察的目击证词。法官判定阿伦谋杀未遂。他离开家人，在达特穆尔（Da rtmo o r）监狱待了将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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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感伤回忆中的足球流氓 四（1）
我第二次去伦敦的时候，阿伦在他家附近的芬奇利大道地铁站旁的商店与我见了面。我们沿着街道往前走，准备去韦瑟斯庞（We a the rs p o o n）酒吧喝一杯。当我掏出钱包要付账时，他拦住了我。
“我是犹太人，但不是那种犹太人。上次是你付的钱。”
阿伦穿着一件喷枪绘出的蝎子图案的T恤，这是他几年前在旧金山的一个市场里买的。他告诉我：“这是从一个艺术家那儿花75美元买的。后来我发现这笔买卖不错。”与阿伦的谈话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就谈到了湾区（Ba y Are a）。在20世纪80年代，在从监狱里出来后，他做起了美术设计的营生，专门设计电视游戏。90年代他的一个朋友到了硅谷，正好赶上当时网络热潮兴起，阿伦就跟着他去了加利福尼亚。不可思议的是，移民归化局竟然忽略了他的犯罪记录，给他发了一般工作签证。他就在旧金山郊外给自己买了栋房子。
“那网络热潮到底是什么样的？”我问。
他停顿了一会儿，想了想，这很不像他的风格。然后用不太相关的话回答说：“老天，那儿的女人真是骗人的老手。在酒吧里，她们就像见了大粪的苍蝇一样围着你。有一天我正跟一个年轻的女人聊天，她就对我说，‘你要不要去我那儿？’然后她从钱包里拿出一样东西。‘这是我的艾滋病证明。我已经检查过了。’我问‘什么’？她说，‘我已经检查过了。’我说，‘什么时候？’她说，‘三星期之前。’我就说，‘从那以后你跟多少男人搞过了？滚一边儿去。’”他摆着手，觉得自己的故事很好笑。“那儿的女人就像鲨鱼一样贪婪狡猾，特别是带着英国口音的。”
阿伦在书里经常回忆自己在加州的生活场景，并将其与英国的生活进行比较。这样的对比很是鲜明。但是阿伦也夸赞自己弥合了文化之间差异。第一次见面时，他穿着奥克兰突击者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