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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平民主义的问题
商业利益阶层与富人在1896年的恐惧并非反应过度：许多美国人对自身处境深感愤慨。农民受粮价下跌、债务缠身之苦，怨声载道，躁动不安。许多产业工人亦是如此，他们或是丢失了工作，或是在1893年市场恐慌之后的经济衰退中，被削减了薪资。虽说在那个年代，用武力对付工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尽管如此，Homestead钢厂罢工与普尔曼罢工遭遇的镇压之残暴也是骇人听闻。
但最终，身为民主党人并获人民党提名布莱安依然失败。财力的缺乏与选举造假的泛滥是他失败的重要因素，但同样明显的是，布莱安亦未能将美国怨言满腹的各个群体结合起来，组成一个有影响力的联盟。
这不足为怪。〃镀金年代〃经济秩序中的输家，亦即最终从〃新政〃中获益巨大的那些群体，是沿着三条断层分裂开来的。在1896年，这三条断层或许是无法弥合的，而且布莱安这样的人肯定也不是使之弥合的合适人选。
首要的一条便是城乡裂痕。虽然1896年的美国已是一个工业强国，但人们大多依然依靠田园为生。1890年，64％的美国人住在乡下，还有14％的人住在2。5万人口以下的城镇。城市居民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但即便晚至1930年，美国的大多数选民依然来自农村与小城镇。
然而，要组织一个有影响的革新联盟，就需要城市工人……单一的农村运动没有赢得白宫的力量。但人民党人来自美国农村与小城镇，几乎无人知道如何去争取城市里的潜在盟友。布莱安决定，几乎全盘以银币的自由铸造问题作为竞选主题，实际上是要求采取刺激通货膨胀的政策，以降低农民的债务负担，但此事与城市工人完全无关。
农民与城市工人无法协力并进的一个原因，就是移民与土生土长者之间的文化与社会鸿沟。移民占人口的比例在1910年达到14。7％的高峰，他们大都住在城市地区，尤其集中在最大的城市里。那一年，41％的纽约居民是在外国出生的。本土的美国人的确将这些移民视为外国人。直到20世纪爱尔兰人还被看成寓居的外人：1928年爱尔兰裔美国天主教徒阿尔·史密斯（Al Smith）竞选时，就遭〃三K党〃人以燃烧的十字架对待。那时，爱尔兰人已经是美国种族混合体里年代久远、根基深厚的一部分，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主要移民人群，即意大利人、波兰人、犹太人等族裔还不如爱尔兰人的境遇。当时人们以同样的厌恶对待这些移民，声称他们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美国人；眼下墨西哥移民所遭遇的最偏激的对待也具有相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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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长镀金年代（8）
20世纪20年代美国农民与移民的互不理解，因为禁酒令而变得更加严重。现在很难理解那时的人们为何要将酒视为洪水猛兽，极度的恐惧甚至促发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我们须时刻谨记，我们所认定的本应主宰旧日美国政治的重大议题，常常被一些事后看起来很荒诞的争议挤出公共视野之外）。而且农村反抗酿酒的地方，往往也是禁酒运动如火如荼的地方：堪萨斯州既是人民党主义的诞生地，也是禁酒令的故乡。有人也许会说，禁酒令就是最初拿〃价值观〃做文章的例子，它经过了天衣无缝的策划，目的是要在贫穷的新教农民与贫穷的城市工人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后者有许多来自天主教文化圈，将饮酒视为一种正常的、毫不奇怪的生活方式。但公允地说，当时的两党都因禁酒令而分裂。
贫穷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裂痕是最难以弥合的。作为一个现实问题，这只受到南方人民党人的关注，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黑人在南方之外的比例很小。但在南方，黑人占人口的三分之一，绝大多数是穷困的农民。白人农民与另一肤色的农民有许多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会否与后者协力并进呢？
长远地看，答案是否定的。本书的主题之一将是，种族敌对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政治产生了广泛、深入而且恶毒的影响，基本上是让保守派获益。但也可看看当初有可能走的另一条道路。南方人民党人的领袖、佐治亚州的托马斯·沃森（Tom Watson）在1892年不同凡响的《南方黑人问题》一文中呼吁两个种族结盟：
为何黑人总得到这样的教导……他的白人邻居恨他，而敲骨吸髓地对他征税的北方人爱他？我的佃户为何不能将我当成朋友，反而要把那剥削我们两人的制造商视为朋友……20年来，南方原本每时每刻都可以将金钱势力弃如敝履，耐心地教导黑人，倘若一套体制不伤害他们，我们在其中也不会境遇悲凉；倘若一条法律不能给他们带来福祉，那么在这样的法律之下，我们也不会繁盛兴隆……
因此在我看来，结论似乎是：同时压在南方两个种族身上的重负，将使两个种族都在努力挣脱。他们会意识到，导致各自处境的原因相同，解救之道也相同；在废弃恶法、订立良法的努力中，他们应彼此互助；他们应结成政治盟友，一损俱损。伸张正义，对彼此都有利。而基于互利、互谅与互助的一般性准则采取行动，将使今日变为未来和平与繁荣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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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长镀金年代（9）
但沃森提议的联盟从未成形。在1896年赢得人民党与民主党的共同提名，使他可以同时代表两党参选，而当时沃森只在布莱安的人民党候选名单上是副总统提名人。在民主党候选名单上，布莱安选择了一位保守的南方人做竞选搭档。于是，组建一个跨越种族鸿沟的平民主义联盟的机会就失去了……这个机会直到几十年后才重现。沃森本人在晚年变成了一个粗暴的种族主义者，也是反天主教、反犹分子。
19世纪90年代重创平民主义的裂痕，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在重创改革者，只需看看1924年和1928年的总统大选就一目了然。1924年，由于城乡之间的水火不容，民主党大会至少需投票103次才能选定一名候选人。纽约州州长、爱尔兰裔天主教徒阿尔·史密斯代表了民主党的未来。但在大会上，他遭到了伍德罗·威尔逊之婿威廉·麦卡杜（William Gibbs McAdoo）的反对。麦卡杜本是个公司法方面的律师，却改头换面成为一名文化平民主义分子……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很常见。正如小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所说的，他〃照着布莱安的形象打扮自己……他迎合〃圣经地带〃（指美国南部与中西部新教正统派流行的一些州……译者注）的宗教狂热。他甚至小心地对〃三K党〃不置可否〃。在大会上曾有人提议将谴责〃三K党〃的内容写入会议纲领，却以一票差距遭到了否决。最后史密斯和麦卡杜均未获提名，胜出者是位折中派候选人、西弗吉尼亚州的约翰·戴维斯（John W。 Davis）。副总统提名人是布莱安的弟弟。不消说，这个竞选组合最后一败涂地。
四年后，史密斯在第一轮投票中即轻松获得提名，但旧日冤仇很快再度露头。一位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人致信麦卡杜说，史密斯打算取悦以下人：〃外国人，他们觉得〃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旧日美国令人可恨，必须将其打倒在地、加以羞辱；北方黑人，他们渴望在社会上平起平坐，赢得种族优势；天主教徒，有人让他们相信，他们有资格入主白宫；犹太人，也将有人向他们灌输这样的感觉，即上帝的选民严惩旧日美国的时机已到。〃在选战中，〃三K党〃一直在煽动反天主教情绪……在史密斯的车队驶过俄克拉何马州时，他能看到熊熊燃烧的十字架。那个年代南方一般是民主党的坚实地盘，但史密斯还是输掉了所有的边界州，以及旧邦联的五个州。
简言之，和今天的美国一样，在整个〃长镀金年代〃，经济利益相同的人群由于内部的文化与种族裂痕，无法对极端的贫富分化构成有影响力的政治挑战。今昔的区别在于，〃长镀金年代〃的裂痕比今天要大很多。在那时，即便在政界领袖里，眼界能超越这些裂痕的人也比较少。这就让我们看到〃长镀金年代〃的另一个特征：保守的、反对政府的意识形态在智识上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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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长镀金年代（10）
保守派的智识统治
1923年1月7日的《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专论《国家税负日增，威胁国民福利》。该文用了头号大标题，还有如下的大吹大擂：〃世界各国增长率公布……美国人均联邦税为战前之六倍……公共开支剧增。〃该文认为，之前十年的支出增长大都是一战造成的，并给出不祥的警告：〃在轰鸣的枪炮声停息时，公共开支规模依旧维持高位。其结果是，沉重的税负继续导致各国资源的大举流失。〃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是作为新闻而非评论刊发的。它介绍了〃全美工业会议〃的一份研究成果，展示了过度征税的恶劣影响，但绝口不提该研究结论会否遭人质疑。
而大标题掩盖的实际情况是，联邦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从战前的2％上升到战后的4。7％。这一增长基本与战争有关，即便在〃轰鸣的枪炮声停息〃后，仍有战时债务要还，有退伍军人津贴要付。与战争无关的开支的确上升了，但只是从战前占GNP的0。6％上升到战后的0。9％。而且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共和党重新主宰政坛十年之后，与战争无关的开支占GNP的比例又降回战前水平。
今天的自由派经常抱怨，保守主义运动已经成功地将反政府的意识形态植入了人们的潜意识，本书后面的几章将进一步讨论这种观点。但在〃长镀金年代〃，反政府意识形态要比现在严重得多，估计今天的保守派也要为之羡慕。在那个时代，正式的评论也都持以下的观点：征税会产生破坏性经济影响；缓解贫困与不平等的任何努力都是很不负责任的；如有人主张放任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应加以改善，那他一定是个沾染了欧洲理念的危险激进分子。
我们不应忽视一点，当时确有不少真正危险的激进分子。具体来说，在〃长镀金年代〃、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后，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肯定比今天多得多。他们的人数尽管并不足以发动一场革命，但却为保守派多提供了一个阻碍改革的理由。1919年，一枚炸弹在检察长帕尔默（A。 Mitchell Palmer）的家门口曝炸，美国政府随即开始了臭名昭著的〃帕尔默搜捕〃，逮捕了数千名疑似从事激进活动的人。和〃9·11〃后一度笼罩美国的谈虎色变的情绪一样，一战之后的〃红色恐慌〃也导致普通的自由主义者遭到怀疑和恫吓。普通自由派认为，可以使资本主义更为公正，而不至于将其废除。并且无论如何，当时这派的人数很少。
◇欢◇迎◇访◇问◇。◇
第18节：长镀金年代（11）
当时，这只是美国人的视觉盲点。早在1881年，俾斯麦便描述了一套我们今天称之为福利国家的体制的基本原理。在他看来，可用这套体制来安抚社会下层，巩固德皇的统治。他说，政府〃也应在国民中为数最多、教育程度最低的无产阶层里培育这一理念……国家不只是个不得已而建的机构，还是个福利机构。必须通过明显而直接的利益来引导他们对国家的看法，即国家不是一个单为保护社会上层而构建的机构，也是一个为他们的需求与利益服务的机构。以俾斯麦的德国为先驱，欧洲人早就开始实施类似〃新政〃的政策，而美国政界当时对此还毫无准备、毫无概念。具体而言，英国于1908年建立了一个有限的养老保险体系，1911年又建立了一个医疗保险体系。法国实施了独具特色的初步的国家福利制度。一战之前，英德法三国社会计划开支占GDP的比例便高于美国，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才改变。
当时的美国仍是自由企业信条一统天下，其优势地位甚为明显，这成为不利于民主党的另一因素。固然，史密斯在1928的失败与他的顽固关系甚大，但民主党内的民粹分子对他感到灰心失望还有另一个重大理由：史密斯获提名后的第一个举动，其实就是对主流的经济意识形态表忠心。他选择约翰·拉斯科布（John J。 Raskob）做竞选主管。此人是一位共和党人、工业家，与自由派唯一明显的共同立场就是都反对禁酒令。史密斯还任命另外四位百万富翁出任竞选班子的领导。事实上，史密斯在选战中将胡佛描绘为一个准备向商界强加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