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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个硬币摇得哗哗直响。他们大声诉说无家可归的苦楚，这让杨澜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在遍地都是黄金的纽约竟然有这样的族群，这让杨澜在心里对纽约两个字有了新的想法。“天堂或者地狱”可能往往就在你不经意的一念之间吧。
很少有人会理睬这些乞讨者，就像今天的中国街头也生存着大量这些以乞讨为生的职业人员，恶劣的天气是他们的有力武器。他们重复着相同的台词，以职业性的语言讲述着自己的可怜身世或者是凄凉故事，来换取同情援助下的施舍。
就像国人看习惯了职业乞讨人的本质一样，纽约的看客一样不会理会这些人，虽然这些职业的乞讨人在继续着“又下雪了，我冷，我饿，给我帮助吧，谁也难说没有这么一天”的台词，但纽约人还是该看报纸的继续看他们的报纸，或者是该聊天的继续在聊天，只有很少一些像杨澜一样的人内心才泛滥着同情。
通常乞丐们会很知趣地走开，并不多做无谓的纠缠。但乞丐们能用阅人无数的眼睛看穿那些真正的善良与同情。于是，杨澜就经常成为一群又一群乞讨者伸手的对象。来自礼仪之邦的杨澜就在这样的给与不给里时常挣扎。不给，善良不同意，给了心有不甘。因为就在杨澜每次乘坐的地铁车厢里，就贴着针对乞丐的宣传品：“地铁中行乞是非法的。你有理由拒绝。这是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怎么知道他们会拿这些钱做什么？把钱捐给慈善机构，而不是给乞丐。”
这就使杨澜开始感到十分为难。当杨澜在几次赞助过后用采访的心情来询问这些乞讨者的时候，行乞的人却说：“别相信这些鬼话，我们从慈善机构那儿根本得不到食物。”杨澜不知道应该相信谁了。当又一只脏手和一只铁罐伸到杨澜面前时，杨澜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冲行乞者摇了摇头。因为杨澜昨天已经做过一次“慈善大使”了，如果天天这样见乞丐就给，就会给杨澜自己增加一个固定开支项目，这对求学美国的杨澜来说，不是好事情。但杨澜还是希望他能从别处得到一点钱，那个时候的杨澜只能用善良给他们一点祝福。
如果说这个世界什么都不缺少的话，那一定缺少一样东西，缺少的是善良，如果说这个世界什么都缺少的话，那一定不缺少一样东西，不缺少的还是善良。
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善良的存在，佛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其实就是在唤醒人们内心的良知。因为，心存善良，就是菩萨。
杨澜在多年以后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就是一种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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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可爱的老师和同学们
杨澜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有很多关系不错的同学和老师。杨澜在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很多。包括做事的方式、思维的方式，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同样，他们在杨澜身上也见识到了这个来自神秘东方的女性所展示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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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之间的性情（1）
纽约可能是世界上唯一能把几乎所有国家的人聚积在一起的城市吧。杨澜的同学虽然还没有多到每个国家一个的程度，但从地域上划分的话，却是覆盖了地球上所有的纬度和经度范围里的精英。美国人当然是占据了大多数，其他的欧洲人、亚洲人、澳洲人、除了南极洲没有同学外，其他地方的都有。这些人带来了各自的风俗习惯，说话的地方口音，甚至是服装文化，让杨澜大开眼界。
在杨澜的班里有个说西班牙语的同学，叫胡里奥，这个人特别喜欢跳舞，任何一个舞会，只要有他的出现，就经常的会一跳一个晚上。这是个听到音乐就会扭动身体的小伙子，虽然英语不是很流利。
杨澜觉得胡里奥特别有意思，有时候说话着急了，就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母语说出来。这样一来，大家就会在英语的对话里突然出现听不明白的时候，那就是“小胡”着急的时候。每次杨澜见到“小胡”一着急就蹦出来西班牙语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想起，“母语”这个词汇，那是流淌在血液里的东西，这一生都无法忘记的语言。杨澜觉得文化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就像血缘一样，你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方式都无法改变。那是生命里的一个印记，是文化里的一种沉淀。
中国的文化让杨澜在纽约的学校里一直保持着低调，好人缘让杨澜在同学中很受欢迎，于是杨澜的好说话就成了大家对杨澜尊重的一种方式，但杨澜内在的张扬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也会爆发出来，让大家知道，修养有时候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同样充满着迷人的智慧和震撼他人的魅力。
纽约是个有钱人和有才华的人聚集的地方，在杨澜的班上就有很多来自有钱家庭的子弟，这些人缺少中国式的礼教约束，个性的张扬让他们往往自我感觉良好。杨澜平时对于这些同学都一视同仁，不会因为外界的因素就对谁有什么看法，但有时候杨澜在替别人伸张正义的时候，也会让大家感到吃惊。因为他们不会想到杨澜这样美丽温顺的女人也会发火。
杨澜有个同学杰斯立说话就很霸道，艺术的个性与气质让杰斯立在跟大家合作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小插曲或不愉快。这些插曲并不影响同学们之间的情感和友谊，但有时候却是这样的小插曲让大家见识了杨澜的性情。
有一次拍摄一个电影作业，杰斯立的分工是导演。工作的时候，他总有一股“得听我的”的气势。杨澜的中国特性让她觉得不需要争执什么，虽然杰斯立说话霸道，可是人并没有什么恶意，更何况大家又是同学，又都是为一个电影作业合作的，就处处忍让着，为的是可以出最好的作品。可能就是这些没有说出来的想法，让杰斯立开始说话肆无忌惮并有点盛气凌人了，这些大家就开始“反抗”了。
讨论分镜头剧本时，杰斯立表现得很武断，也很自以为是，别人的意见自己不听，还经常的打断别人的意见，同组的一个女孩子玛丽亚首先忍不住了，她反驳着说：“杰斯，我们大家是在讨论，不是给你一个人打工。”
杰斯立也毫不示弱，有点蛮横地对玛丽亚吼叫着：“你懂什么？我的意见是最好的！”并转过头来问杨澜：“不是吗，杨？”可能他觉得在这些人中间，只有杨澜好说话吧。
东方的典雅在杨澜身上再次展现出迷人的魅力。杨澜微微一笑说：“对不起，意见到底好不好，不在于有没有人赞成，关键是看对片子有没有帮助。毕竟镜头是为主题服务的。如果不能为主题服务，我觉得是画蛇添足！另外，我觉得你应该注意绅士风度，你刚才对玛丽亚说话的方式和声音与您的身份有点不太协调。”
杨澜的不卑不亢让杰斯立感觉到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他没有想到杨澜会这样来对待自己，并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觉得很难堪，唯一的同盟者或者说是支持者竟然是一种大智若愚的睿智心态，并给自己了一个闷棍，他受不了了。
“什么？你什么意思？”杰斯开始烦躁起来。他没有想到平时温柔谦和的杨澜竟然说出了问题的关键，并谴责了他的失礼。
他不耐烦地说：“你懂什么？你大概只看过好莱坞的情节片吧。你看过欧洲的抽象电影吗？”对这句话，杨澜显示出了一个成熟电视人的大度和中国气质所带来的内在的涵养，她说：“你会明白的，因为你的想法不能为电影服务，当你的所作所为不能为艺术锦上添花的时候，你就是在浪费胶片，就是在走弯路。对于你跟我说话的语气和态度，我不在意，我想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在修养和人格魅力上绝对不会允许自己这样的对一个女士说话吧？”
一直没说话的另一个同学海娜也冷冷地加上一句：“你以为就你懂抽象？我们不需要接受你的抽象电影教育。”
晚上，杨澜接到了杰斯的电话。他为白天的态度道歉，并告诉杨澜说，他已经跟其他同学道歉了，希望大家都能原谅他。最后杰斯很真诚地对杨澜说：“谢谢你。谢谢你们。”
杨澜的同学里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都在与杨澜的学习生活里表现着不同的精神世界。佛上说，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杨澜的这些同学以不同的方式展示着不同的世界，杨澜在跟他们共同学习的时候学到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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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之间的性情（2）
比如上面的杰斯，杨澜后来就经常向他请教抽象电影问题。
不同的人可以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人生启迪，杨澜在自己的同学身上学习到了更多的书本以外的知识，这让杨澜开始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杨澜的另一个同学安德烈，带给杨澜的知识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有计划，特别是影视制作上的前期预算，这是保证质量的前提。因为安德烈在制作电影作业的时候，就常常的发生资金不够的情况。原因很简单，他家有钱，所以，做电影作业的时候根本没有一点计划，你想这样来做电视能不超支吗？
安德烈的父亲是个医生，经营着一家很大的私人医院，家里很有钱。因为有钱，所以安德烈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一个预算规划。他在做电影作业的时候，就很浪费胶片，学校给的有限费用根本不够他折腾，常常是还没有开始，就没有胶片了，于是就只能自己买，反正家里有钱。有困难的同学，他也经常来救急，让杨澜感觉到同学之间的情意。但杨澜从安德烈身上同时也看到了，做一个制片人一定要有计划，不然做电影是会透支的。
还有因为喜爱电影而抛弃优越工作的蒂姆，他让杨澜感觉到喜欢一样东西，其实是可以放弃所有的。杨澜觉得，她这些同学，有什么就说什么，性情像孩子，不像有些人总是有什么却不说什么，很多话都压在心里，城府很深，不容易接触。跟这些同学在一起，杨澜觉得轻松惬意。大家不高兴就吵，吵得不留余地，和好了又亲热得不得了，好像从来没有过艺术上的争执一样。
在这样的环境里，杨澜怎么能不成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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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人格魅力
杨澜的那些大学老师也给杨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国有师徒如父子的说法，用一种人际关系来真实地反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在美国读书的700多个日子里，一些老师对杨澜的关照，也让杨澜在心存感激的时候，对他们念念不忘。毕竟杨澜在这里的所学所知最后让杨澜成为一个成功的电视人。让杨澜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位。
麦特劳克教授，做了很长时间外交官的一个人，曾任美国驻前苏联大使。他教授的课程是“现代外交”。在哥伦比亚大学里穿便装上课的教授很多，但麦特劳克教授却从来没有穿过一次，每节课他都西服革履，一丝不苟，上课时的说话也是字斟句酌，不露一点破绽。如果不认识的学生走进来，一定想不到这是课堂，可能会以为是外交官的演讲呢。这样的严谨给杨澜留下深刻印象，也使杨澜意识到，服饰对一个人的仪表有多重要。
虽然麦特劳克教授服装规整，语言严谨，但他的课却很生动，他总会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现身说法，让大家意识到外交上的一些小细节的重要性。他讲过一个自己的故事，有一次，教授应邀参观农场。为了显示平易随和，教授特地换上了布衣布裤，没有穿自己平时习惯的西装，没想到，这一换装反倒惹恼了那些农民。他们认为教授穿着过于随便，是对他们的一种轻视。让教授很尴尬，一直解释着误会，但这次经历让教授意识到，不能小看穿衣戴帽这样的小事。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任何疏忽有时候都会导致错误，有些错误能犯，有些错误却是不可饶恕的。
有次，教室里的空调坏了，当时天气很热，教授不停地掏出手帕擦拭汗水，后来实在热的受不了，他脱下西装上衣，很认真地搭在椅子后背上，却不解开衬衫的领子和袖口，领带也很“严肃”地坚持在自己的岗位。杨澜被感动了，因为教授当时讲课的主要内容是“外交官的纪律性”。杨澜知道，教授是在以身作则，也许教授本身就有这样的好习惯。杨澜从教授身上看到，如果一个人能战胜自己的欲望，抵御住外界的诱惑，这个人一定会在任何场所里都散发着永恒的魅力。
另一个对杨澜帮助很大的教授，是约翰逊教授。他是杨澜所在的国际传媒系主任，也是杨澜的指导老师。这是一个很慈祥的老头子。报纸记者出身让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并在美国的最大报纸《纽约时报》编辑部做了20年的高级编辑。杨澜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做人最忌讳一个“懒”字。
约翰逊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