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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回忆说：“文学馆和巴老的渊源很深，当初就是他６次写信给中央领导，倡议建立这个文学馆，并且担任了文学馆的名誉馆长。可以说，文学馆是巴老的杰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馆。”
新中国成立以后，巴金是上海文联主席，老舍是北京文联主席，两个人在全国文化艺术界有很高的威望。两个人的个人关系比较好，巴金来北京出席人大或政协会，或者出国在北京中转，老舍都要尽地主之谊，请一些文艺界的朋友和巴金吃饭。舒乙告诉记者，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永远是老舍先生滔滔不绝地说，而巴老面带微笑地听，只偶尔对答一两句。在其他场合，巴老也同样不爱说话，舒乙笑称巴老是一位很亲切很和蔼的人，但绝不可能靠巴老来活跃气氛。
这时期，舒乙就与巴金有接触。舒乙坚持认为自己与巴老的交往应该从筹办现代文学馆开始算起，而以前只是父辈间的交往。１９８４年，已是林科院高级工程师的舒乙从这个位置上彻底“换岗”，被调来中国现代文学馆主持筹备建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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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11）
早在１９８１年巴金说过：“建立现代文学馆比我写５本、１０本创作回忆录都重要。”舒乙说：“巴老多次表示，建立现代文学馆是我这一辈子最后一件大事了。”据了解，在文学馆的筹建过程中，巴金给予了全力支持，他捐了大约２５万元的稿费（这在２０年前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了），还亲自从自己３０多架藏书中挑选了７０００多本书，亲自打包，亲自书写地址，分十几次寄给文学馆。不仅自己带头捐钱捐书，巴老还写了几十封信给老友，请大家支持建文学馆。
在１９８５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开馆仪式上，巴金呼吁全国的作家都来关心文学馆这一作家的家。由于原来的文学馆场地有限，９０高龄的巴老又特意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表达了选址兴建现代化新馆的愿望。新馆从１９９６年开始设计，２０００年新馆开馆。舒乙说：“巴老才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真正的馆长。文学馆新馆开馆是件大事，但他因年事已高不能前来出席新馆的开馆仪式，这肯定是件遗憾的事情。为此，我们为他专门录制了长达７个小时的文学馆录像片。”
舒乙告诉记者，在巴老心目中，现代文学馆的重要性超乎大家的想象。每次有中央领导同志去看望巴老，巴老可以不谈自己的生活，可以不谈文学创作，但必定会谈到文学馆的事儿，每个领导回京后都会来过问一下文学馆这件“巴老嘱托的”事儿，文学馆也因此得到了方方面面领导的关心。
１９９１年６月的一个黄昏，当时在文学馆工作的舒乙到苏联参观学习，去了老托尔斯泰的庄园。当时，舒乙看见牧场上鲜花遍地，白色的、粉色的、黄色的、紫色的、红色的小花在草丛中迎着夕阳，特别漂亮。他便很随意地摘了几朵野花，夹在了笔记本里。
回国以后，舒乙发现花干了，颜色一点没有变，只是透明、硬挺，像标本一样。于是，他给巴金寄了几朵，写信告诉巴老，这是托尔斯泰庄园牧场草地上的小花，也许你会喜欢。没想到没过几天，巴金回信说：“我连做梦都想那个地方，我非常感谢你把这些小花寄给我，使我想起了老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一生没有达到的人生理想就是言行一致，这正好也是我的追求。我始终以托尔斯泰为榜样，虽然这太难了，但我还是要像他学习。像我这样一个老病人，要打起精神来重新生活，继续前进。”
舒乙没有想到几朵小野花，引发了巴金这么深刻的思考。后来，舒乙注意到巴金写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的《随想录》，在后半部几次谈到托尔斯泰。“他自己指出要做到言行一致就要说真话，但说真话是何其难也。这是巴老高龄以后重要的思想之一。”
逗号，现代文学馆的馆徽，舒乙发现的，确认的，极其微小，大有内涵。不仅是个标点符号，而且是个精神象征：现代才有的，文学意味的，经常运用的，如歌如舞的，预示未来的，展开遐想的，延续不断的……到了舒乙笔下，它变成为特定思想感情的表达，成为没有文字只有那么一个点儿的语言。
中国现代文学馆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资料研究及文学交流中心的多种功能于一馆，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丰碑，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宝藏。从文学馆的筹备阶段开始，到１９８５年旧馆开馆，再到１９９９年新馆落成、２０００年新馆开馆，舒乙一直都是这项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为了这座文学宫殿的问世，他茹苦含辛，呕心沥血，贡献了生命中精力最为旺盛的大好时光。那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无不饱含了他的心血和匠心；那里的每一本著作、每一份手稿、每一个雕塑、每一幅壁画，件件都寄托着他的深情。因此，人们赞誉：舒乙“血管里流动的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血液”，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忠诚的守望者。
“把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文学现象都纳入现代文学馆的视野。”这是舒乙的宏伟抱负。他认为，文学的“敌我分明”的年代已经过去，当年水火不相容的作家现在也可以让作品共聚一堂。他说：“任何一个作家，都可以把他的作品拿到这儿来。文学馆永远有他一席之地。”甚至“包括禁书、不好的书、毒草，我也要把它收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人“从中知道正面的教训、反面的教训”，“这对繁荣文学太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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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12）
长期以来，一条台湾海峡把中国分成大陆和台湾两边，隔绝了两岸的联系。在舒乙主持下，海峡两岸的文学作品却毫无隔阂、愉快共享着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座殿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在新馆开张时就设立的“卜少夫文库”。
卜少夫曾经是台湾《中央日报》的主笔，但他也是著名的文化人、出版家、编辑家。他带头把自己所有的藏书都运到北京，捐给文学馆。这些书都是台湾５０年来出版的，是大陆没有的，包括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也没有。藏书里面有很多签名本，包括蒋介石的签名本。卜少夫把它们捐来，这对研究海峡两岸５０年来的关系史太重要了。“卜少夫文库”的设立，在海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东南亚的华文媒体评论说：舒乙用现代文学馆“统一”了两岸的现代文学。
一颗巨星陨落了，一面旗帜倒掉了。“朴实无华自我谦称小老头，妙笔生花世人景仰大文豪”，作家李一信书写的一幅挽联，形象地描绘出巴金一生的崇高形象。在舒乙的印象中，巴金是个沉默的人，“他甚至不大爱睁眼，垂着眼，但是内心是一团火，他真的要把自己的心燃烧。他是一个特殊的人，就像他自己所讲的他要把心掏出来，高高地举在头上照亮，让天下的穷人能有个光明的出路，能吃得饱，能有房子住。他愿意为此献身”。
与一个好嗓子结缘的“滴溜溜转”的小男孩“大器晚成”
舒乙的满腹经纶人尽皆知，其倾城之恋鲜为人知。那是１９５３年暑期，刚满１８岁的舒乙准备去苏联留学，正在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培训。学校里经常开联欢会，突然有一天，台上冒出了一个小巧玲珑的姑娘———大大的眼睛，两根又黑又粗的大辫子，样子甜甜的，很大方、很可爱，小姑娘唱民歌，嗓子冲，一曲陕北民歌《兰花花》唱得四座皆惊，全场哗然。从此，舒乙知道同学中有这么一个好嗓子、一个会唱“信天游”的小辫子。
不久，正式赴苏联留学。在火车上，同学们又开始表演节目，列车隔着一节一节车厢看不见怎么办，大家想出了一个主意，把节目搬进列车广播室。舒乙的节目是朗诵普希金的诗《一对滴溜溜转的眼睛》，播音室很小，可音响效果极佳。走出录音室的舒乙很得意，同学们纷纷指指点点地议论：这就是那个“滴溜溜转”的小男孩。由此，那个唱《兰花花》的女孩子顺着手指的方向看了舒乙一眼……
后来，他和她被分配到了同一个系同一个专业：林业化学工艺专业。有一天，会唱《兰花花》的姑娘对舒乙说，系里派给她一项任务，教苏联学生唱中国歌，因为回来晚，她一个人走夜路有点儿害怕，想请舒乙陪同，舒乙欣然应允。
７年后，这个姑娘成了舒乙的妻子，她叫于滨。采访那天，我们在舒乙家里见到了这位当年把陕北民歌《兰花花》唱得四座皆惊的于滨，她正忙着用电脑给舒乙录入新作。于滨说，他们有３个媒人：驻苏大使、俄专校长和鹤发童颜的林业化学系主任老尼贝宁。
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５年，是舒乙夫妇最幸福的时光，新婚燕尔，事业蓬勃。１９６３年４月又喜得千金。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舒乙作为老舍之子更难幸免。一时间，舒乙也被关了起来，有家不能回，母子难相见，３个姐妹也被发配到天南地北，他亲爱的妻子和女儿也被遣往云南丽江，家破父亡、骨肉离散，舒乙的人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黯淡之中。
舒乙在北京被关押，连上厕所都有几个人随从；于滨在边疆的林场，种树、开荒。整整１０年，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舒乙？他说那就是爱情，来自于滨的信任、关爱和支持。每每接到于滨的来信，舒乙都如获至宝，那是他生命的甘露，是活下去的源泉。
令舒乙终生难忘的是１９７１年的那个夜晚，那是于滨发配后第一次回家探亲，舒乙也被特赦回家。几年没见面了，夫妻相见，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那一次小聚之后，于滨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铭刻在舒乙的心中，成为他战胜困难、活下去的勇气与力量，在漫长的批判与改造中，于滨是他唯一的精神家园！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13）
对于舒乙的婚姻，老舍也是主张婚姻自主，完全尊重舒乙自己的选择。婚礼那天，他送给舒乙一幅亲笔书写的大条幅，红纸上８个大字：“勤俭持家，健康是福。”下署“老舍”。可惜，后来红卫兵把它撕成了两半，扔在地下乱踩。等他们走后，舒乙从地上将它们捡起来收藏好，保存至今，虽然残破不堪，却是老舍先生留给舒乙的最珍贵的礼物。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１日下午４点２７分，胡絜青因病在北京和平里医院逝世，终年９６岁。胡絜青出生在一个满族普通人家，少年时期就喜爱美术和文学。１９３１年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并于同年７月，与相识相恋１年多的作家老舍喜结良缘，从此开始了他们历经坎坷艰辛而又成果丰厚的人生之路。在将临生命尽头的最后时刻，只给子女留下平平淡淡的８个字：“心平气和、随遇而安。”
在胡絜青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由北京市文物局、老舍纪念馆举办的纪念胡絜青诞辰１００周年暨画作捐献仪式在北京艺术博物馆举行。胡絜青辛勤创作了半个世纪，留下了大量的精美画作，曾在香港、北京举办过个人画展，并出版了画集及百菊图等，遵其遗愿，子女们在母亲这特别的纪念日里把其美术精品捐献给国家，收藏在老舍纪念馆，供世人欣赏研究。
在花甲之年，舒乙才开始画画，没有师从任何画派，没有学过技法，而是从感情出发，从生活出发，用自己的方法画画。他的画风颇为独特，画中典型的意境是“一湾碧水，一片黄叶，一抹惆怅，一腔呆情”。“很多人问我，为什么６０岁才开始学画画，但我的朋友朱德群先生得知我６０岁开始学画画却拍手叫道：‘这就对了！’。原来，他们很反对现在一些父母的做法，孩子很小的时候就送去学画画，他认为学美术必须是‘老头’，因为有了生活文化的积淀后，才能画出好的作品，而小孩子学画画，只能学习到技巧，容易沦为画匠而不是画家。他因为找到我这个印证的例子，非常兴奋。”
“我真正开始当回事儿似的作画其实缘于我爱人。１０年前，原本在北京林业大学当教授的她退休了，开始在老年大学学画，我常在一边看着指手划脚，有时干脆代为捉刀。有时我就自己画一张，这样就又开始画画，且越画越上瘾。”舒乙自言所画无法归类，既非山水、也非写意更非工笔，是从生活中来的艺术想像。
“成为美术家有两条路，一条是学习技巧技法，训练自己的光线构图，最后成为画家；另一条路线是凭个人的感觉感悟，从生活的启迪中走进绘画。我走的是后一条路线。”舒乙认为，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