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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洒洒，句句都镌刻在人们心间，以哲理的力量毫不容情地道出人生真谛。《有的人》教育了几代人追求真善美，以耐人寻味而深深“烙印”在亿万国人脑海，耳熟能详。
这篇响遍神州大地的力作作者，就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当代诗坛大师臧克家。２００４年２月５日晚８点３５分，他在北京协和医院与世长辞，正月十五的万家灯火伴诗人西行。
据了解，臧克家住院一年多，病危五次。生前，刘云山等中央领导、中国作协领导和贺敬之、魏巍、翟泰丰等许多老朋友曾去探望他。臧克家的四个子女都和他们的母亲、８５岁的郑曼女士守候在病榻边，直到老人最后一息。
向阳湖，天将降大任于诗（斯）人
“文革”期间，文化部高级干部领导、著名作家、艺术家及家属６０００余人的文化大军浩浩荡荡地来到笔者的家乡鄂南咸宁向阳湖这弹丸之地生息劳作，辛勤耕耘而接受“锻炼”。１９６９年１１月，臧克家与夫人郑曼带着１３岁的小女儿郑苏伊下放到咸宁。当时，诗人所属的中国作协被编在五连，在向阳湖造田；夫人所在的单位人民出版社是十三连，在汀泗桥烧石灰；小女儿在县城“共产主义学校”读初中。
荒凉的向阳湖，那时一下子“收容”了６０００余名“五七”战士，可以说成了一大文化景观。从此，向阳湖涂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他们与野鸟、獐子比邻而居，改造思想，据说能“脱胎换骨，改观换魂”。臧克家一家分三处居住，只有过节才可聚会到一块。一开始，臧克家住在附近的农民家里，不久脱土坯，在荒野上建起了土墙瓦顶的平房。盖房、开荒、种地、喂猪、筑堤、犁田、插秧……他什么都干。拿惯了笔杆子的手，不得不拿起铁锨锄头。
干校的劳动生活异常艰苦，文化人的精神倍受压抑。但是，臧克家没有消沉、没有绝望，从中品味到了几多原汁原味的生活，铸造了几多坚定的信念与理想。臧克家一向认为：“我是乡下人，生性爱乡村。”到了农村，他如鱼得水，发现了劳动之乐、人性之美。
向阳湖畔的“五七”干校给臧克家提供了回归自然、回归农村的机会。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尽管向阳湖的生活条件艰苦，景色也并不优美，但那毕竟是不同于城市的乡野和田园。臧克家原本爱“带月荷锄归”，爱“柳梢上的月明”，胜过爱城市的高楼和霓虹灯。臧克家以前身体不好，长年生病，到干校经过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大有好转，饭量增加了，失眠症没有了。他过去在作协工作时，来往只是几个领导，和同志们联系不多，到干校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其乐融融。于是，至今有人感叹：“臧老高寿，可能也得益于当年在向阳湖‘贴近田园’啊！”
他在向阳湖畔感受到的快乐之情，缘于他对农村的挚爱、偏爱，缘于他始终难舍的“乡村情结”。乃至在离开向阳湖后，诗人依然对那段生活有着深深的怀念之情。１９７２年１０月，臧克家因在干校患了两次严重的心脏病，获准提前返京。不久，身在京城的臧克家陆续写下了《向阳湖》、《离别干校》、《老黄牛》等诗篇，其中“身离心不离，生死不相忘”的诗句感人至深。
臧克家：文亦诗，人亦诗（2）
臧克家将５０多首有关干校生活的旧体诗辑成《忆向阳》，并油印了６０本，准备送给一些朋友征求意见。刚送出２０本，不知为何受到警告。于是，把已发的收回。直到１９７８年才由北京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忆向阳》出版后，一时引发诗坛波澜，争议多多。但毕竟这些诗是诗人在特定年代、特定环境下的真实情感的流露，无半点矫揉造作之感。正如他的老伴郑曼所言，“在咸宁的三年，他受益极大，有许多观感，所以这些诗并不是作出来的，确实是从心底流出来的”。在那场争议之中，臧克家没有公开发表过为自己辩解的文章，可见其宽大之胸襟与平和之气度。
在接受鄂南桂乡人采访时，臧克家无不动情，“我现在念及那段日子，心情总是难以平静”。是的，历史早已成为过去，但向阳湖永远年轻。这些历史的当事人、见证人将与向阳湖紧紧联系在一块，咸宁人的心坎上永远珍藏对每一位“五七”战士的深深情意。国家不幸诗家幸，历史选择了向阳湖，向阳湖将无悔于历史，鄂南人正在珍视“向阳湖”这一座精神宝库，铭记历史，弘扬文化。
“世纪诗翁”臧克家从事文学创作７０余年，著作等身，共出版诗歌、散文、评论、小说等７０余部，不少诗篇已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的经典之作。每每谈及个人的经历，从小受家庭文化熏陶、喜爱古典诗歌的臧克家思绪悠悠，总如是说：“没有当年的生活，便没有今天的我。”
生活，成就了诗人
臧克家从小生活在一个诗的王国，父亲和祖父都好诗，家庭的文化空气很浓。他的父亲喜爱诗，这个身体纤弱的人，感情、气质、天赋都和诗很接近。父亲参加反清斗争，从城墙上跌下后，一直在病床上侧着身子躺了三年。臧克家常常听见父亲在一个四季不透风的病房的炕上，用抖颤、纤细的感伤调子，吟诵他同一位号为“双清居士”的族弟唱和的诗句。祖父也特别喜欢诗，尤其是白居易的诗。有时，在鸦片烟灯底下，祖父忽然放开心头的铁闸，用湍流的热情，高声朗诵起《长恨歌》来，接着又是《琵琶行》。祖父的声音，使小克家莫名其妙的感动。于是，祖父也曾热心教他读诗。
在臧克家８岁的时候，生母便去世了。他的庶母出身贫寒，识字不多，但多才巧嘴，富有文艺天才。不但能给他讲“聊斋”，说“水浒”，话《西游记》，唱《李太白醉草吓蛮书》，还讲说好些仙人和凡人恋爱之类的富有诗意的故事……“这些故事，常引出我同情的眼泪和美好的幻想。”臧克家永久也不能磨灭这些在心上打上的深深印记。
这之后，他便进了私塾，什么《论语》啊，背得滚瓜烂熟，但一丁点儿也不理解；还有什么《滕王阁序》、《醉翁亭记》、《过秦论》等等。一个不到１０岁的孩子，哪里能了解这些大作的真意？倒是放学回家后家长们教着念的古诗，引起了他的兴趣，什么《静夜思》、《木兰辞》啊，虽然岁月已过###十年，但如今仍能背诵如流，可见其影响之深。“我小时候背了６０多篇古典诗文，那时候我也并不都很理解。后来，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小时候背的这些东西，不知不觉就对我产生了影响。”
如果说臧克家的祖父、父亲在他还不能够了解诗的时节，便以诗的气氛鼓荡了他蒙昧的心，那么，他家的佃户、远房亲戚“六机匠”则是把他带到诗王国的领路人。六机匠，虽是光棍一条，但才华独秀，天生一个慧脑、一张巧嘴，说起故事来天花乱坠，令人陶醉。六机匠的小土屋里，总有他瘦小的身影。小克家就像是六机匠的影子，土炕上、灯光下、场院里、月光中，两人形影相随。六机匠很有讲故事的天赋，每次赶集他都去听书，回来常常把一个个故事情节夸张地、形象地、诗意地、活叶鲜枝地送到他的眼前，像是展开一幅图画，印刻在他的脑子里。回忆过去，臧克家说，“故事，就是六机匠的创作、诗的创作，听的人会被他领到一个诗的世界。我活了九十多岁，中外小说也读了不少，但记忆最深、最能打动我的，还是童年时听六机匠讲的那些故事。”可以这么讲，是六机匠把诗的种子，播洒到他心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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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文亦诗，人亦诗（3）
然而，生活中并不总是充满诗情画意，更多的却是严酷与惨痛。小克家亲眼看到过一些贫苦农民穷得冬不见棉、春不见粮，甚至于“上吊找不到一根绳子”。“老了，常常回忆起臧家庄的那些穷孩子。１４岁以前就没离开过乡下，虽然生活在地主家庭，但喜欢整天跟穷人的孩子在一起，夏天一块儿下河游泳，秋天一块儿放风筝，冬天一块儿捉迷藏、扔石子儿玩儿，小时候是个野孩子。”臧克家曾这样说。
“我同情他们，热爱他们。童年的一段乡村生活，使我认识了人间的穷愁、疾苦和贫富的悬殊。同时，纯朴、刻苦、良善……我的脉管里流入了农民的血。我高兴，有人说我是‘农民诗人’。不错，我是‘泥土里的人’。”臧克家强调，环境、时代、生活、书籍和接触的人，使他得到了许许多多的东西，指引他坚定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１９２３年，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臧克家开始了自己的中学生活，接受到“五四”新文学思潮的影响。这时期，他读的新诗很多，如饥似渴地吞咽下去；也写了不少诗作，“灵感”一动声色，他就在纸上“走笔”。１９３０年，国立青岛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发布，一位２０多岁的考生数学零分，作文也只写了三句杂感：“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按说，这位考生铁定无法录取。不过，问题是他碰上了一位识才的主考人。这位主考人就是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闻先生从这三句杂感中发现了这位青年身上潜伏的才气，一锤定音破格录取。果不其然，这位青年没有辜负闻先生的期望，很快就发表了一首又一首的新诗，并于１９３３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诗集《烙印》。他，就是后来誉满诗坛的臧克家。“要是在今天，我怕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被录取的。”
“闻先生的诗同他的为人一样的严谨。他的诗，在技巧的磨练上所下的功夫，所付出的心血，足以使一个初学者消解了浮浅的‘自是’心。”臧克家自读了闻一多的诗，便把自己一本过去的习作付之一炬，并向闻先生和其诗学习怎样想象、怎样造句、怎样去安放一个字，不时登门造访。这期间，以难民、洋车夫、渔翁、当炉女等好些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为着笔点，臧克家在闻先生的指导下创作了不少好诗。在诗《烙印》里，他道出了心灵中不尽的苦涩：“我嚼着苦汁营生 ／ 像一条吃巴豆的虫 ／ 把个心提在半空 ／ 连呼吸都觉得沉重。”不久，便结集自费出版了处女诗集《烙印》。许多名重一时的评论家特意为诗集撰写文章。茅盾认为臧克家是当时青年诗人“最优秀中间的一个”。朱自清评曰：“从臧克家开始，我们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农村为题材的诗。”王统照称道：“（臧克家的出现）真像在今日的诗坛上掠过一道火光。”闻一多也不吝啬自己的赞美：“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意义。”这时的臧克家，便以“青年诗人”的头衔，与艾芜、沙汀等另外五位成了１９３３年“文坛上的新人”。
臧克家在３０年代初登文坛，即以洗炼、质朴的语言和含蓄、深沉的风格饮誉当时。生活是诗的土壤，他早期诗作的题材和主题主要是描绘旧社会破产的农村以及农民的不幸遭遇，他关心农民、同情农民，为农民的不幸而控诉、呐喊。可以这么讲，从“五四”以来，他是以相当大的精力反映中国农村的著名诗人之一。他那严谨质朴的诗风是贯穿诗人全部诗作的，尤其是《泥土的歌》这本唱了多半个世纪的歌，真可谓是中国农村一幅真实、纯朴素描的画卷。谈到这本诗的时候，他至今依然激情满怀：“这是一本关于我心爱的乡村的歌，一本关于我亲爱的农民兄弟的歌，一本从我心底流出的真诚的、热情的、纯朴的歌。”
写作中，臧克家特别重视遣词造句，态度极为谨严，追求语言的精炼与形象化。当诗人初学写诗的时候，正是新月诗派（格律诗派）在中国诗坛发生较大影响的年代，臧克家从中汲取了不少有益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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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文亦诗，人亦诗（4）
对个人独特诗风的形成，臧克家十分珍视闻一多的影响，“他的《死水》中的那些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操和‘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的极富感染力的诗篇是学习的榜样”。“在他的指导下，……我不甘心于艺术上的平庸”，他在此后的诗歌创作中“常常为了一个字的推敲，一个人踱尽一个黄昏”。这些植根于现实土壤中的诗歌，一问世就向世人展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它一反当时轻视艺术的诗人们的标语口号化诗风和只唱恋歌的诗人们的神秘轻飘的诗风，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和活力。抗战时期，臧克家奔走于河南、湖北、安徽等地，目睹抗日将士出生入死，英勇壮烈，感受颇为深刻，以诗为枪，高呼“我在民族革命战争的战场上歌唱”。从而，大大拓宽了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