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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敬之：人生之诗因跌宕而动人（6）
经典辉映成永恒
不论是作为剧作家，或者是诗人和词人，贺敬之都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哺育下成长成熟起来的。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３日，毛泽东与一群穿着厚棉衣的知识分子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讨论中国文艺的走向问题，于是有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讲话》成为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在鲁艺未参加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的强烈请求下，院长周扬出面请毛泽东主席来给他们吃点“偏饭”。
“那时，我不到２０岁。座谈会我自然没有资格参加，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毛泽东到鲁艺又作了一个讲演，提出大鲁艺小鲁艺的问题，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小鲁艺这个小范围内要努力学习，但不要忘记广阔的社会生活，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还要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这些讲话对鲁艺和整个延安的文艺界影响很大。”谈到这个话题时，老人显得有些激动，目光变得更加深邃，思绪也仿佛又飘回那个激情荡漾的年代。
那天下着小雨，学校没有上课，贺敬之刚要出校门，就见一个人牵着马走来。贺敬之觉得来人很面熟，仔细一看，心中突然一热，这不是毛主席吗？他急忙转身往回跑，一口气跑回宿舍，把“毛主席来了”这一喜讯告诉了班里的同学们。大家争先恐后地拥出窑洞，正好看见主席和随行的几个同志被院领导迎进中院北面的平房中。很快，钟声响了起来，全院师生一下子集合到篮球场上来。主席站在篮球场中央，他身穿带补丁的衣服，脚上穿着与战士一样的布鞋，面前摆放着一张小桌，开始对全体师生讲话。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关于“小鲁艺”和“大鲁艺”的重要讲话，是对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进一步说明和扩充。
“我有幸和其他师生一起聆听了那次讲话，并在轻松的笑声中接受了终生难忘的马克思的新型文艺观。在那之前，我糊涂观念很多，对革命、对革命文艺的认识不是很深刻，甚至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在晚年，贺敬之毫不讳言自己年轻时的幼稚，很坦然地说，“学习了《讲话》后，我才对‘人民的文艺’、‘革命的文艺’有了根本的、系统的认识，并且开始自觉地改造自己。‘文艺为什么人’，这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它指出了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该走什么样的路；‘如何为人民’，则很好地回答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实践和生活实践的一系列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实践《讲话》精神、自我改造的热潮掀起，这时的贺敬之更是积极地投身到下农村、进部队的锻炼中去，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民间文艺的甘露，尤其对陕北一带民间秧歌、民间小戏和民间歌舞等的了解和学习，为他以后诗歌和戏剧的创作风格与写作语言打下了深厚基础。
年仅１９岁的贺敬之参加了秧歌队的集体创作，差不多所有歌词都由他来写。除了创作了《南泥湾》、《翻身道情》等歌曲的歌词，贺敬之还写过小秧歌剧《瞎子算命》、《拖辫子》（与丁毅合作）等。在这样一场没有硝烟的文艺宣传战役中，贺敬之始终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一切为了革命的需要、群众的需要和军队的需要，他发自内心的创作激情，如喷涌的激流一样，鼓荡在陕北的革命大军中。
１９４４年，鲁艺院长周扬收到《晋察冀日报》记者林漫托人带给他请他审阅的“白毛女”故事的草稿。在鲁艺领导研究为当年“七一”献礼的节目时，周扬主张将“白毛女”这一材料创作成剧目，随即便成立了《白毛女》创作组，贺敬之负责剧本写作。
在执笔写《白毛女》剧本的时候，贺敬之的情感也像戏剧般高潮迭起，荡气回肠。在小窑洞里，他一边写着，眼睛里时而流着泪、时而冒着火———喜儿的悲惨命运、财主狗腿子的丧绝人性……创作激情仿佛是洪水决堤，一泻千里，全变成密密麻麻的汉字挤在他的稿纸上。《白毛女》的剧本完成后，在鲁艺礼堂进行了彩排，反响非常强烈———当地农民观看了彩排，哭成了一片。后来专家们建议在结尾处加一场重戏，但此时的贺敬之由于连夜苦战，身心俱疲，便由丁毅改写并完成了最后一场戏。
贺敬之：人生之诗因跌宕而动人（7）
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６年是贺敬之诗歌生命的又一个花季。《回延安》、《又回南泥湾》、《西去列车的窗口》、《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这些诗歌作品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曾经吸引过几代人的视线，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生活。贺敬之的诗在学习和继承我国民歌、古典诗词和“五四”以来新诗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大胆吸收外国诗歌特点，根据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需要精心创作出来的。可谓民族的形式，时代的内容，人民的心声。
“《讲话》对今天的文艺创作仍然是纲领性文件。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认识，不只是由于跟我们个人有关系，更有一份感情，因为多年的、正反的教训告诉我们，《讲话》精神的基本原则、基本理论是正确的，是符合人类艺术发展的规律的……《讲话》精神对现在的创作依然有指导作用，近几年获奖的小说、电影、电视剧都是这样创作出来的，《讲话》的精神将长期指导中国文艺前进的方向。”贺敬之的诗为中国人民所喜爱，贺敬之的名字，因其作品而在中国大地上传颂，他是当之无愧的人民诗人。而令人难以想像的是，在国外也有着许多贺敬之的“追星族”。在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很多人都对诗人贺敬之非常尊敬。
１９９１年春天，正值日本樱花盛开之时，贺敬之到日本访问。回国的前一天，日中文化交流学会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有日本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教育界、卫生界、经济界人士及日本政府的官员参加，原定３００人，结果来了５００余人，都是对贺敬之慕名而来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当贺敬之率代表团走进会场时，掌声响成一片，有不少人一边鼓掌一边喊：“贺敬之———白毛女；白毛女———贺敬之；”“贺敬之———大诗人；大诗人———贺敬之。”有的用中文喊，有的用日语喊。会场内人们排长队与贺敬之交换名片，抢着要贺敬之签名。贺敬之的歌剧《白毛女》还曾改编成芭蕾舞，由日本芭蕾舞团在日本和世界各地演出过１００多场。
诗人贺敬之的骄人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７日，第７届国际诗人笔会在中国江南水乡周庄举行国际现代诗歌及文化发展论坛，贺敬之及艾青、臧克家、郭小川等几位中国当代诗坛泰斗被授予“中国当代诗魂金奖”。２００３年，世界诗人大会、世界文化艺术学院授予贺敬之荣誉文学博士，以表彰他对诗歌创作和诗歌美学的杰出贡献。
老青联的不老“青情”与难了乡情
１９４８年初，贺敬之在冀中解放区所在地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任教，时任华大文艺学院华北文艺工作团戏剧队副队长兼创作组组长。“这年９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１９４９年上半年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正式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问题。会后，毛主席起草中共中央９月会议通知。”接受采访时，贺敬之说：“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已成立了青委，通过青委开会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华大决定我作为文艺学院青年代表参加河北平山的青委讨论，华大代表就两位，我与李新（历史学家），参加筹备组建全国青联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讨论。”
与会后，贺敬之在华大成立了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是校团委委员，并出任院团总支书记，负责文艺学院青年团委员会总支这一摊的组织工作，发展了一些团员。我记得发展的团员中有闻立鹏、郭兰英等。为全国建团做好干部准备，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团校第一期于１９４８年９月中旬在河北省平山县两河镇开学。”
１９４９年５月４日，标志着全国各族各界青年大团结的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在北平隆重召开。贺敬之作为５５２位代表之一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各个地区、不同职业、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信仰的青年及青年工作者。我们从团中央档案馆所调阅的资料显示：在当年５月１０日的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全国委员会选举时，共收回选票４６２张，其中有效票４５６张，贺敬之总得票２９１票，位列第８８位。“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式决定把解放区青年联合会扩大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后改称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我很幸运见证了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的诞生。大会在发表的《宣言》中指出：全国青联把全国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爱国青年，不分阶级、党派、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民族、职业和性别的差异、紧紧的团结起来，为着将中国人民大革命进行到底，将农业的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会议开了８天，周恩来在会上作《学习毛泽东》的报告，廖承志作了中国青年基本任务的报告。我还记得当时选举廖承志为全国青联主席，钱俊瑞、谢雪红、钱三强、沙千里为副主席，吴晗任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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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敬之：人生之诗因跌宕而动人（8）
接受专访时，贺敬之还回忆说：“１９４９年８月中旬，我作为代表随萧华为团长的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出席了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民主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出席了世界青年联欢节。吴学谦、丁聪、赵风、荣高棠等也参加了有关活动。开国大典这一天，我们在返回途中，在莫斯科，我们同苏联友人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青联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贺敬之在访问中一再感慨，《回延安》、《雷锋之歌》等好些传世诗作的诞生都与共青团有关，看来“我的‘青情’难老”。
贺敬之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１０多年了，大部分时间在和疾病作斗争，除了原来查出的肺癌，近几年还患有白内障，腿脚也不好。尽管这样，他这几年的工作成果还是令人赞叹，他先后整理出版了《贺敬之诗选》、《贺敬之诗书集》和《贺敬之文集》，还写了不少回忆性和总结经验的文章，即兴而作的诗歌也不在少数。牵扯他精力的，还有不少事：一是应邀给别人的书作写序言，像给丁毅编著的《西洋歌剧选》写的序言，他就很是下了功夫，对中外歌剧的创作进行了深刻系统的阐述；再是来找他索字的特别多，都是朋友或老乡，不好推脱；还有就是和青年作者的交流，读他们的作品，写回信、进行座谈，几乎成了每天的必修课。
对老家山东枣庄，贺敬之一直很关心。自１４岁离开家乡后，直到１９４９年底贺敬之才回到故里贺窑村，并接母亲回北京生活。
“父亲早在１９３９年去世，我当时在四川，到延安后才知道。我两个弟弟都在北京，也早就退休了，妹妹前几年因肺癌而去世。”
１９８８年贺敬之回去过一次家乡，１９９５年在他建议、奔走下建成的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开馆、台儿庄烈士陵园开园时，他又回到过家乡一次。１９９７年，家乡为他建设了贺敬之文学馆，“尽管当时我极力反对建设，但是最终还是建成了。因为我不提倡，所以我与我的家人一次也没有去文学馆看过”。贺老说：“我很早就离家，之后从未在山东工作过，我个人的能力有限，对家乡没有做过什么贡献，每每想起来就感到惭愧，但我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家乡故土和父老乡亲。我经常通过一些媒体关注着来自家乡的各方面的信息，并为家乡人民在各条战线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欢欣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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