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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门”不辞而去了。
那时虽然已成立中华民国，“清室”的威令早缩限在南自“乾清门”北到“神武门”的一隅之内，但张仍恐四妃对自己不肯甘心，便在张勋辫子兵的“保镖”下逃到徐州，暂在其把兄弟张勋处避避风险，不久见四妃不会对自己有什么迫害，才由徐州到天津英租界去做“寓公”。
另据载，隆裕死时，身边只有宣统帝溥仪、临时总统袁世凯、内务府大臣世续和两三个宫女。隆裕死前曾对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睹宫宇之荒凉，不知魂归何所。”又对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死，茫然不知。吾别汝之期至矣，沟渎道途，听汝自为而已。”
隆裕：南北对峙中的帝国女人（4）
3月31日，溥仪尊谥隆裕皇太后为“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
民国政府对隆裕的去世十分重视。总统袁世凯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三日，文武官员穿孝二十七日。参议院除下半旗外，于二月二十六日休会一天。二月二十八日为祭奠之期。
袁世凯臂戴黑纱，举哀致祭，并出赙金三万元。国务员荫昌奉总统之命到皇极殿几筵前恭代致祭后。国务总理赵秉钧等民国要员一一前往皇极殿吊唁。
许多军政要员纷纷致电清室，对隆裕的病逝表示哀悼。副总统黎元洪在唁电中称赞隆裕“德至功高，女中尧舜”。山西都督阎锡山在唁电中说：“皇太后贤明淑慎。洞达时机，垂悯苍生，主持逊位，视天下不私一生，俾五族克建共和。盛德隆恩，道高千古。”参议院议长吴景濂也对隆裕献上敬挽：“隆裕太后以尧舜禅让之心，赞周召共和之美。值中国帝运之末，开东亚民主之基。顺天应人，超今迈古。”
在吴景濂的倡议下，三月十九日在太和殿召开了国民哀悼大会。灵堂上方悬挂着“女中尧舜”的白色横幅，灵堂正中摆放着隆裕像，所有外露的梁柱均用白布包裹着。殿堂内摆满了挽联、花圈。穿着清式丧服和现代军服的仪仗队在灵堂前左右站立。
能享有如此空前殊荣，且具有如此现代特色的中国皇后，这是绝无仅有的。
隆裕虽然在突围之后香消玉殒，但她无异于获得一种圆满的解脱。据《清史稿》和《清末宫廷女宫德龄回忆录》形容：“隆裕皇后个性温和，也不爱管事，对史书颇有涉猎……”“但是听说是个貌寝（即面貌难看）……光绪宠珍妃，从此不入皇后寝宫。”另据金易《宫女谈往录》载：“一天，皇后进见完毕，皇帝吩咐她‘请跪安吧’，连说三次，皇后不肯，于是光绪暴怒了，奋起身来，用手一抻皇后的发髻，让她出去，把一双玉发簪子都摔碎在地下了。这是光绪临死前十几天的事。可以说，至死他们两个人的仇恨也没有解开。”然而，面对国难当头，坚忍的隆裕竟能说出“悔不随先帝早走！”面对“九夏沸腾，生灵涂炭”之际，竟然敢挺起胸膛，把几千年来所形成根深蒂固、固若金汤的家天下，以政治家的眼光，和平地拱手相让了。尽管她是“乃实不得已也”的，可毕竟是个石破天惊的、泰山石敢当的壮举。
隆裕，不仅成全了清室保留帝号，成全了袁世凯，也成全了民国。在她去世不到半年，袁世凯脱下前朝的官服，穿上现代化制服荣登中国正式总统宝座了。
其实，隆裕是位以“率真”自许的人。这可以从她在长春宫过着短暂的“退处安闲，优游岁月”的郁闷时光里写下的条幅上，窥见她那时候的心境：
传家有道惟存厚，
处世无奇但率真。
隆裕是一个有德操、母仪天下的帝国女人，也是一位能够焕发永恒母性之光的人。
她敢于冒着骂名、冒着屈辱地宣告亡国，了断南北对峙，这对她来说，不仅仅是勇气，还是一种宽容，一种千古绝唱的帝国女人的宽容。
今后的历史，再也无法重现或者模拟这样一个“处世无奇但率真”的人了，而且，当“率真”的心灵被日后接踵而至的武力割据后，宽容在中国从此便旷日持久地缺失了。
任它“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也已然成了帝国女人的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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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在帝制崩溃后一再消长（1）
溥仪，和他萎缩的帝国，在弱势中不断消长，这也是各派政治及势力的消长。最终，溥仪一再心仪的帝国消亡了。
这原本是崩溃了的帝制，只因历史时代的人物，大多还舍弃不掉。尤其是溥仪自己，更难割舍“皇帝”的称号。
深受帝师影响的“人君形象”
在大民国“小朝廷”的年代里，溥仪的复清思想，源于帝师陈宝琛。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庵，晚号听水老人，福建闽县（今闽侯）人。1911年6月奉朝廷命派在毓庆宫授宣统帝读书。辛亥革命以后仍矢忠逊清皇室，不忘“皇恩”，甘当遗老；长期与溥仪相处，既是“帝师”，又是“智囊”，深受倚重，对溥仪前半生的经历有过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亲见、亲闻、亲历的故事，渲染当年“太平天下”的景象。陈师傅的这些说教，最后还要归结到溥仪身上，一面让“小皇上”“敬天崇祖”、“尊君亲上”，一面又以“龙种自与常人殊”开导之，使其养成“舍我其谁”的帝王思想。
陈宝琛也教育自己的学生要善于识别“贰臣”。据溥仪回忆，陈宝琛曾列举许多“贰臣”的名字，如既当民国总统又兼清室“太保”的徐世昌，既为清东三省总督又任民国奉天都督的赵尔巽，既已官至清朝江宁布政使并暂护两江总督又接受民国总统委派出任参政院参政兼参议、顾问的樊增祥，既已当了清朝的道台又出任民国印铸局局长的易顺鼎等等，认为这些人都不是伯夷、叔齐，他们做了民国的官，拿了民国的钱，是遗老中的变节分子，只能列名于“贰臣传”。面对袁世凯上演“洪宪皇帝”丑剧的一幕，陈宝琛更认为是大叛逆，指袁世凯为“元凶大憝，自作孽，必不得善终”，同时为溥仪安全计，又暗中替他求神问卜。陈宝琛这种辨别忠奸的观点，深深地影响着溥仪。后来，庆亲王奕勖去世时，其家人递上遗折，请求谥法。溥仪厉声拒绝说：“奕勖受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两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勖手中，怎么可以给个美谥？”事后溥仪将此事告诉陈师傅，乐得他连声赞叹：“皇上跟王爷争得对！争得对……有王虽小而元子哉！”
《我的前半生》中有一段话：“老师们对我的功课，从来不检查。出题作文的事，从来没有过。”事实并非如此。仅以怎样当好人君为主题的小论说文，溥仪就写过许多篇，如后来刊于《文献》的《汉元帝论》、《孟子言仁义不言利论》等就是。溥仪在《论＜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中，还在篇首特别加了一句：“余因陈师常责何不作文，万不得已作文一篇曰……”可见陈宝琛督励之严。
溥仪此文写得有声有色有情趣，正是陈师傅培养的活灵活现的人君形象，引录如下：“余读《左氏传》，至郑伯克段于鄢、颍考叔谏一篇，不觉击案大吼，直目厉色，急言曰：夫庄公者，欺母杀弟之人也；考叔知其为人，故讥谏之。彼虽改，然其奸雄固未减也。何则？庄公之从谏也伪也。其意使天下闻之赞其纳谏也，岂不陋哉！观其代许让地及许大夫所言，皆系欺人之语。代许之役，考叔登城被射而死，庄公知为公孙阏，何不治之？此又其奸邪之证也。嗟呼，以庄公之奸佞而有考叔之为臣，盖亦偶然矣。若考叔者，可谓忠孝之人矣。余不敢多言，恐庄公有灵恨吾也。”
陈宝琛不但教会了溥仪读书识字，还循循善诱地把他一步一步引导到人君培训的道路上来。每当学生有了点滴进步，他便会把双眼眯成两道细缝而赞叹曰：“有王虽小元子哉！”
由于陈宝琛的资望，更由于他在“授皇帝读”这个岗位上尽职尽逊清皇室给陈宝琛的待遇也是相当优厚的，仅养廉银一项，每月就有一千元，折银七百二十两。至于恩赏殊荣、交派重要差遣、赐予古董字画及御笔匾联等更是经常的事情。1912年9月22日，溥仪“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赏陈“在紫禁城内乘二人暖轿”；1912年11月15日，溥仪“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命陈宝琛参与宫内精简机构、裁撤冗员、筹划经费使用等项工作，此事由溥仪领衔，至1913年2月3日完成；1913年2月6日，溥仪“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给陈“赏戴花翎”。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溥仪：在帝制崩溃后一再消长（2）
1913年2月22日，隆裕去世。溥仪传下哀旨，尊谥“孝定”，派陈宝琛参与治丧。陈宝琛感念宣统朝和隆裕的恩惠，联想到皇帝退位未久，身居长春宫的隆裕又撒手人寰，扔下了正值冲龄的溥仪，前程惨然。想到这里，他心中充满了凄苦，乃吟成《大行隆裕皇太后哀辞》一律，其中有“长春寒月黯无辉，顿使冲皇痛靡依”之句。
随着年龄的增长，溥仪“逐渐懂得了读书和自己的关系”，对于将来如何当个“好皇帝”开始有了兴趣。从这时起，陈宝琛也开始向他的学生灌输政治内容，首先是大骂民国。他经常对溥仪议论说：“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两百多年深仁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他把辛亥以来的军阀混战，都归咎于共和制度不好，常把遗老之间以谩骂中华民国为主题而酬酢唱和的诗词、对联，作为教育溥仪的材料，例如：“今日看天意，明朝观地文。兵戈犹在眼，民意不忘君。”“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横批：旁观者清。”陈宝琛就这样无孔不入地教育他的学生，让溥仪牢牢记住：“民国总统不是东西”，唯有清朝皇帝圣明。
陈宝琛还把《圣谕广训》、《大清开国方略》、《圣武记》等盛赞清朝开国先君的著作列入十三经以外的辅助教材，并常常讲到康熙帝的“勤政爱民”和乾隆帝的“丰功伟绩”……有时还穿插讲些个人在晚清的经历。
被张勋捧上宝座
溥仪第二次登上“宣统皇帝”，与张勋有关。当时，溥仪年仅十二岁，是位翩翩少年。
1913年，张勋因“南京交涉案”，被袁世凯撤销了江苏都督，改任为长江巡阅使兼安徽都督，驻兵徐州。1914年1月移往徐州，徐州又成了策划复辟的大本营。是年10月，张勋晋京“赴宫门请安”，第一次叩见溥仪。当年溥仪才九岁，不谙世事，接见陌生的重要人物之前，由陈宝琛师傅讲讲问话答话内容。溥仪回忆那次接见的情形说：“当张勋见我时，仍然是跪拜称臣，我也就按照老师的‘传授’，一五一十地向他说了几句慰劳的寒暄语。果然张勋听了很觉高兴，并对于我的这种慰劳表示了感激之意。”
张勋对清王朝有感情，溥仪也对得起张勋，头一次见面就下了一道谕旨：“张勋著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钦此。”这道谕旨经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景丰和绍英三人副署后于1914年10月5日正式公布。
张勋领了“朝马”之赏回到徐州，继续窥伺时局，以求一逞。自1916年6月至1917年5月，连续召开四次徐州会议，有十三省区的代表与会，从而奠定了张勋的“盟主”地位，使他感到复辟时机渐趋成熟。这时，北京城里的代理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正在如火如荼地大闹“府院之争”，张勋便利用这个机会，以调停黎、段之间的纠纷为借口，于1917年6月7日率四千名“辫子兵”北上，经天津于6月14日进入北京。第二天，张勋即以前两江总督职衔入宫朝见溥仪。
本来张勋在徐州动身之前，曾派刘廷琛先期北上入宫，向陈宝琛密报张勋的宗旨和行为，按当时约言，张勋将直驰北京，立即宣布复辟。陈宝琛知情后，当然会告诉溥仪应如何接待张勋的，所以溥仪事先有准备。然而，形势复杂，张勋北上途中有变，在天津下车又流连几日，虽复辟之初衷未曾动摇，但在实行步骤上直到入京尚举棋不定。张勋在这种情况下朝见溥仪，怕连老成持重的陈宝琛等也无法尽知其中之奥，只凭12岁的孩子自己去应付了。
张勋入宫朝见溥仪后又过了十二三天，才决然定下复辟大策，电召康有为等遗老入京。1917年6月29日，康有为、刘廷琛、沈曾植、王乃徵等遗老麇集于张勋的南沿公馆，举行最高级会议。会上所有分歧意见，如康有为主张不用“大清”国号，另建“中华帝国”实行虚君共和制，张勋则不加理睬。康有为还携带他编的一箱教科书来，意在复辟后掌管学部，而张勋只以弼德院副院长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