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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宫中一草一木，不准擅动，静待从长妥商”，云云。
段祺瑞对冯玉祥“逼宫”的这一态度很快就被清室内务府所知，他们遂把希望寄托在了段的身上，有人建议召开溥仪身边的人和亲贵们开会，这一建议已成文，迄今存于档案。文云：“众望段、张不日来京，如何派员与之商，应速筹议。拟请召集左右及亲贵，先开会议。究派何人往商？如何措辞？究承认修正条件否？如果承认，所谓自由者如何恢复？所谓岁费者如何保证？所谓公私财产者如何分别？如不承认，是否仍照旧订条件？抑即自请废除优待？推而至于果欲创办慈善、教育、文化等事业，如何请之协助？果欲设立私产保管会，如何请之赞成？至此后之居处出入及将来之预备游学，均应逐事详议办法。俟段、张到，即可提出，以候公决。万不可各主一说，各不相谋，使无所适从，盖必上下一心，凡事预定，庶对内对外皆有把握，不致一误再误，俯仰由人也。”
11月22日，段祺瑞离津入京，两天后在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据庄士敦说，段祺瑞曾劝说郑孝胥进入新内阁，担任内务总长，甚至连清室方面的人也希望郑孝胥入阁，以便保护“皇帝”的利益，但郑孝胥坚守“一臣不事二主”的原则，婉拒了段祺瑞的美意。段祺瑞就任执政后，立即撤销了设置在醇亲王府内外的对溥仪的种种限制措施，并允许庄士敦看望溥仪。
尽管如此，段祺瑞对溥仪却没有更进一步的“宽容”，比如，清室内务府于1924年11月给段祺瑞的执政府写信，要求恢复“岁费”和“尊号”，他未予理睬。1925年1月又有“东三省公民世荣等五十三人”，致电段祺瑞“吁恳执政迅发明令，恢复原有优待皇室条件，以昭大信而服中外之人心”，他仍是不予理睬，由此可见他的宽容实在是有限的。
对冯玉祥将军派部将鹿钟麟持《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入宫，迫令溥仪签字，并当即驱逐溥仪出宫去这件事上，当时知识界的学者名流大多持肯定态度。然而也有一位大名人例外，就是胡博士。或许，是因为他被溥仪召见的缘故。可是，按历史的角度看，这其中并非是感情问题。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溥仪：在帝制崩溃后一再消长（9）
据有资料说，11月5日那天胡适住在北京西山，当天听说溥仪给轰出紫禁城去了，颇为扫兴，晚上就给曾任民国政府参议院副议长并多次出任外交总长的王正廷（字儒堂）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儒堂先生：
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日下午外界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危，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今清帝既已出宫，清室既已归冯军把守，我很盼望先生们组织的政府，对于下列几项事能有较满人意的办法：
（一）清帝及其眷属的安全。
（二）清宫故物应由民国正式接收，仿日本保存古物的办法，由国家宣告为“国宝”，永远保存，切不可任军人政客趁火打劫。
（三）民国对于此项宝物及其他清室财产，应公平估价，给予代价，指定的款，分年付与，以为清室养赡之资。
我对于此次政变还不曾说过话；今天感于一时的冲动，不敢不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倘见着膺白先生，我盼望先生把此信给他看看。
胡适敬上
信中提到的膺白先生即黄郛，在冯玉祥北京政变期间代理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权。胡适写这封替溥仪打抱不平的信，不仅要表明自己反对驱逐溥仪出宫的态度，而且要上达政府最高首脑，希望在善后工作中尊重清室和溥仪。该信11月9日公诸报端当天，庄士敦即写信给胡适，支持他的观点，称赞他的做法。庄士敦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胡博士：
今天《晨报》登载的那封信如果真是你的手笔，我要为此向你祝贺。你正是说出了这样一件正确的事情，并且用正确的方式说了出来。我相信逊帝看到这封信时一定会高兴的。至今我仍然被禁止去看他，不过我当然能够通过别人得到关于他的和他给我的消息。
你无疑已经注意到《京报》对我的卑鄙的攻击了。目前那一类中国报纸的攻击，正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
我不认为冯玉祥已经进入了他用阴谋手段所企图建立的完全和平的统治。我为你不是一个“基督徒”而感到高兴。
你的真诚的R·F·庄士敦
前民国政府总理唐绍仪，他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中国需要改变民国同清帝的关系，我们就应该公正合理和彬彬有礼地去促进它”，“我们之所以同意优待条件是因为满洲人的退位缩短了革命的时间、拯救了人类的生命，并给予了我们一个专心致力于建设的机会……不管我们个人发表过什么意见，在新的协议未缔结之前我们一定遵守这个协议……但是冯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
潜赴日公使馆再移居天津张园
溥仪在醇王府住着，这对他来说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日子。醇王府的大门和院墙，都在鹿钟麟的荷枪实弹的士兵看管之下，无论王公或是大臣，都在“被阻”之列。只有庄士敦是例外。
1924年11月28日，郑孝胥、陈宝琛、庄士敦等以时局危险为由，请“皇上”立即到使馆区去，把自己置于一位外国公使的保护之下，溥仪立即表示同意。他又随手交给庄士敦一包珍珠和一些宝石，就一齐乘汽车离开了醇王府，先来到使馆区内的德国医院，曾进宫给溥仪看过病的狄博尔医生就在这里，庄士敦让溥仪在此稍候，并把代他保管的珍珠和宝石交还溥仪，随后即与郑孝胥、陈宝琛等往日本、荷兰和英国使馆预为安排，最后得到了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的首肯，从而住进这位公使夫妇的卧室——公使馆内最好的房间。
当“皇后”婉容知道了这一切，也要和溥仪在一起，但她的汽车却在第二天被阻拦在醇王府内了，她便写了一张条子请“皇上”设法营救，溥仪把条子交给了庄士敦，庄士敦又把这件事告诉了芳泽谦吉，芳泽采取果断行动，派外交秘书去接婉容，仍是不能通过门卫，芳泽便亲往段祺瑞执政府，请他们不要限制“皇后”的行动，这才把婉容接往使馆。对于溥仪的暗渡使馆，当前摄政王不得不向段祺瑞和张作霖作出交代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把责任推卸到庄士敦身上。11月30日晚上，庄士敦又去拜访张作霖，这回张作霖对庄士敦连一点客气都没有了，强烈地谴责他把皇帝带进使馆区，当庄士敦略为解释时，张作霖就粗鲁地打断他的话并反问道：“只要我张作霖在北京，难道还会在醇亲王府发生损害皇帝的事情吗？”然而，庄士敦正是因为考虑到张作霖不会在北京长期待下去，才决定在他离开之前把“皇帝”从险境中撤出。郑孝胥在当天日记中对此有载：“上复召，即至日馆。庄士敦适自张作霖寓中来，张怒庄以上适日馆，斥责甚厉，且云：‘他使馆犹可，何故独往日馆！’庄愤甚。”仅仅几天之后就有消息传来，张作霖已在灰蒙蒙的寒冷的拂晓里乘专列离开了北京，这里又处于冯玉祥的军事控制之下了，庄士敦为此而庆幸，他以先见之明拯救了他的“皇帝”学生。 。 想看书来
溥仪：在帝制崩溃后一再消长（10）
据说，正当郑孝胥和陈宝琛扈从溥仪前往日本公使馆之际，狂风大作，黄沙蔽天，遂有一幅狂风卷巨龙的画作产生出来。陈宝琛特为题写“风异”二字并赋诗以记其事：“风沙叫啸日西垂，投止何门正此时。写作昌黎诗意读，天昏地黑扈龙移。”
自从溥仪避居日本驻北京公使馆，陈宝琛那挂紫缰专用马车便经常出入日本武士守卫的使馆大门了。不过，既然溥仪已托庇洋人并拟出洋留学，其信任的目光也随之转向郑孝胥和罗振玉，陈师傅对溥仪的影响力在这一时期明显减弱了。其时金梁奏请“皇帝出洋”，希望溥仪从速“密赴天津”。在这份颇为迎合溥仪心理的折子后面还附有遗老们的分工名单，让庄士敦、罗振玉等随侍出洋，郑孝胥全权处理善后并与民国交涉相关事宜，而以载沣和陈宝琛等办理北京皇族事项，无非是照顾两位出宫后住在麒麟碑胡同荣寿固伦公主家的老太妃，以及扫墓、祭祀之类。1925年2月5日溥仪过20岁整寿生日那天，在使馆内接受五六百人分班朝贺，陈作为“内廷司员、师傅及南书房翰林”这一班的领衔者叩拜。
当溥仪终于决定并于1925年2月23日潜移天津的时候，陈宝琛既未能起到促成的作用，也未能起到阻碍的作用，只是随着就去了。而且婉容、文绣等眷属就是陈师傅带到天津的。相关的最早报道，见于2月27日的《京报》：
兹又据某方报告，溥仪下榻张园后，行止忽已变更。因前日经遗老会议决定，请溥仪暂缓东渡，溥仪亦有容纳之意。目下随侍左右者，除眷属外，尚有重要日人及英文教师庄士敦等六七人。随带溥仪眷属赴津之陈宝琛，业于前晚8时晚车返京，闻系与绍英、罗振玉诸人办理结束溥仪家务，并详述抵津经过情形。陈氏大约事毕当即赴津，仍旧教读溥仪云。外间传闻溥仪在津有复辟举动之说，蛛丝马迹，不无嫌疑。因连日宗室遗老均联翩赴津，且某国人追随左右代其擘画一切，进行颇为迅速。其赴津改变行止，乃脱樊之第一步办法。
溥仪住在天津张园最初的几个月里，继续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这些谴责主要来自一个叫做“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的组织，说溥仪仍有“推翻共和制的打算”，“主张严厉惩处，甚至处死包括皇帝本人在内的帝制分子”。庄士敦也成了被谴责的一个主要对象，对他的谴责在1925年8月形成高潮。
在当年的报纸上，有关溥仪行踪的报道很多，其中也包含了陈宝琛的行踪。1925年3月10日，《京津泰晤士报》主笔驱车前往张园拜会溥仪，他们会见并晤谈时，陈宝琛和庄士敦在座。同一天，陈宝琛、庄士敦以及罗振玉和朱益藩还出席了在张园召开的“御前会议”，讨论溥仪东渡的具体问题。
在3月14日的张园“御前会议”上，再度讨论东渡问题。刚从北京“微服”来津的载沣，与陈宝琛一起坚决反对溥仪赴日，其理由是：一、趁着孙中山逝世的机会向政府交涉恢复优待条件事宜；二、此前已向平政院就取消优待条件一事提起了诉讼，该院正讨论中，应该等待结论；三、为体面计，溥仪出洋川资不能不向民国政府追索；四、天津“租界”很安全，无妨蛰伏一时再作打算。这实际就是“复号还宫”的路子，载沣和陈宝琛对此谋划已久。这里有载沣几天前给溥仪的信为凭，其中写道：“皇帝安好！来函备悉，知现在居津一切平安为慰。唯据陈师传云：皇帝有出洋之说。余意则似不可过速。总以在津不动为妥……”溥仪无奈，只好权且滞留天津。
在有望中出关
九一八事变，对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是震惊的，也是愤慨的。
但有一个人不感到震惊，也没有愤慨。
而且，这个人为此感到惊喜，感到了莫大的希望。
这个人就是溥仪。
有资料表明，九一八事变绝不是偶然的，在发生事变的半年以前，溥仪的天津“行在”里已有人感受到它的先声。之所以如此敏感，因为里面住着一位当过清朝皇帝的人，日本方面既然已经内定溥仪出任傀儡，则先期透露消息试探反应，当然不足为怪。作为日军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地区这一历史事件的先声，郑重其事地传递到溥仪的“行在”，至少有三次：
溥仪：在帝制崩溃后一再消长（11）
第一次即1931年7月23日，溥杰从日本回国度假，把当时在鹿儿岛某联队任大队长的吉冈安直透露的日本军方的消息传递给溥仪，大意是日本对张学良的统治不满，或许将在中国的满洲采取行动并迎立溥仪，因此溥仪重新掌权的可能性增加了。这件事在当天的胡嗣瑗日记中有载：“闻溥杰本日归自日本，船抵塘沽改乘火车，下午一两点钟可到，闻到时醇邸来会。傍晚陈宝琛亦来见。”可见溥杰带回的信息是特别引起关注的，凡能参与“行在”决策的重要人士都到场了。陈宝琛原打算7月24日“赴北戴河避暑”，他平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