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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兄的光芒下，接受的却是中国式最古典的贵族教育。待他长成青年时，他像每一个志存高远的儿郎一样，要负笈出游逃离深山的包围。那时的出山之路远比今日漫长而复杂，需要翻越重重蜀道走到万县码头，然后搭乘最早的小火轮奔出夔门，之后才是千里江陵那一如少年人生般开阔的大平原。
我已无法勾勒他最初的人生，约略知道的是他似乎在武昌完成了中学，之后考进了胜利班师后的南京国立师院；毕业之后留在武汉一家中学教书。
那时，国共两党开始了天下之争，浓浓的战火已经迫近他宁静的书斋。而他长兄的儿子――牟秉钊，其时已经从英国海军学校毕业归来，作为军中的少壮将领，被蒋公任命为当时海军最先进的舰艇――重庆号的舰长。可悲的是，就在这位年轻的舰长上岸受命之时，舰上的地下共产党发动了兵变，直接将重庆号开到了已被共军占领的山东。蒋介石盛怒之下，只好命令空军迅速炸沉了这艘英国赠送的最佳战船，以免成为共军的利器。
幺叔的父亲其时已经去世，三哥随国军转战杳无消息，侄子遭逢兵变，被蒋公免职，之后随败军撤往台湾。他在风雨飘摇和惴惴不安之中，迎来了武汉的易帜。那时，他还是一个无法洞穿未来历史的未婚青年。
1950年鄂西开始土改，他风烛残年的老母在汪营恐慌的给他寄出了一封信，以病危相催。纯孝的他不谙时代的颜色，乞假归来省亲，没想到却一脚踏进了世道变迁的陷阱，再也无法走出严酷的深山。
可以想象，作为工商地主的牟氏祖宗，曾经在那一方拥有过怎样的田产。他作为唯一归来的男丁，再也无法继承列祖的产业，却不得不继承先人的“罪名”。一个民国的高材生，一个少小离家的青年，在暴风骤雨的土地革命中，理所当然的被打成了地主，且扣留在汪营，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的“五类分子”生涯。
五
我大约是在三四岁左右就开始频繁出入于幺叔家。幺叔有两个孩子，长子叫艺华，次女叫亚华。亚华姐和我大姐同学，也许因为是家世的原因，她们很快就在那个小镇成为了闺中密友。我则在童年，基本是被驮在大姐的背上，开始拜谒幺叔的。
土家族乡俗，怕孩子不好养大，便要孩子对父母改换称呼；艺华哥和亚华姐都是把亲父叫幺叔，于是我们也就入乡随俗的一直叫到今天。
那时幺叔的所谓家，是在沿街的一个破烂且歪斜的木楼里；似乎是因为两边邻居房屋的包夹，才不至于很快倾倒。而他在民国时候的宅院，则被政府没收成为了汪营区供销社的所在。家慈那时是供销社的会计，于是我家也在他的故居里，分得了一间住房。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巨大的梁柱和后院回廊等建构，足以显示出旧主人昔年的辉煌岁月。
然而幺叔在当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皮匠，在他的歪斜楼下，摆一个门板，依靠为乡人修鞋补胎甚至维修手电钢笔之类，勉强维持着一家四口的生计。幺娘是先天风湿，腿脚萎缩行动不便，只能聊助家务。即便如此困顿，我记忆中的幺叔，仍旧和其它的匠人有别。他常常穿着一件小镇少有的四个兜的中山装，虽然布料已经洗薄泛白，缀满了补丁，但永远是干干净净，且在左上兜里，插着一支帕克钢笔――这件衣服和这支笔，也许是他作为民国文化人的唯一标记了。包含他花白的头发，也仍旧保持了一种向后梳倒的发型。就是这样一些零星的残留习惯，还能暗示着他曾经的王孙贵胄的身份。
我们姊弟之所以喜欢去看幺叔，是因为那是在文革之前的短暂温和时光，他狭窄的家里，竟然还私藏了许多民国年间的电影画报和其它书籍。在我们饥渴的童年，听他对一群完全隔世的孩子，指着一些旧日明星，讲述一些匪夷所思的电影故事；仿佛一个白头宫女，在回忆天宝繁华――那就是我们开启童蒙的精神大餐了。
幺叔是我见过的少有的温和男人，也许是那时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对所有的人事都谨小慎微。但是他的温和不是那种点头哈腰式的谦卑，他永远不卑不亢的微笑着面对他的一切厄运。既不对孩子们使气光火，更不会和那些客户吵架扯皮。乡人们修好了一件破烂的物什，总是愿给几文就是几文。现在想来，他是见过大钱和大世面的人，即便失路潦倒了，身上依旧秉承着一种贵气；哪怕江山板荡，铜驼荆棘，也无法磨去那些曾经的教养。
六
似乎和古代一样，遥远京都的政争，竟然也能波及王土的偏远角落。即便是三省交界的古镇，依旧无法在乱世偏安。文革的风暴起于青萍之末，却要令万千八不相干的平民之家填沟转壑。在那一刻，艺华哥亚华姐和我的大姐，都因家庭成分的问题而相继失学。
之后未久，又一道政令下达，为了备战备荒，所有的还拥有城镇户口的“五类分子”家庭，要被驱赶下乡务农。在小镇还能凭借无师自通的手艺，勉强购买口粮养家的幺叔，又不得不面对新的厄运了。
幺叔一家究竟是何时搬迁，最终又落户于哪里，在那段纷乱的童年，我已经记忆模糊。之后大姐也远去平原农村了，我们两家似乎突然失去了联系。以后零星的记忆是，亚华姐嫁到了远方，艺华哥学当了乡村漆匠，走乡串户为那些贫寒的新娘，描绘简朴的嫁装家具。艺华哥偶尔上街，会来我家小坐，那时只有我和母亲在幺叔故居的一间木屋里生活。母亲问寒问暖之后，往往会给他们一点粮票布票，宽松时候会让他背一点大米回去。
再以后，我生病了，外婆从平原乡下回来照顾，两家的走动又似乎稍多起来。但记忆中似乎都是幺娘上街赶场，蹒跚的出售一点蔬菜，总要留下一捆给我们送来。而外婆是一个极为感伤的老人，总要拉着幺娘的手唏嘘半晌，最后回赠一点什物。
但是幺叔似乎从来没有进过我家的屋，即使偶尔上街经过，也只在屋檐下驻脚小立，和外婆寒暄一番便托故离去。许多年之后，我才依稀懂得，也许这是他童年时代曾经锦衣玉食的画堂高阁，如今人去楼空，他的自尊使他不愿再回眸这些蛛网燕泥了。
七
我是在我开始少年樵夫的短暂岁月里，真正开始认识幺叔的。
幺叔那时下放在一个叫着万家凉桥的小村，他似乎有意保持着和当地原住民一点距离，在凌乱的村舍外，搭建了一个土墙的简陋房屋。虽然白屋空堂，倒也依山傍水，泉清石秀，不失为一个乱世荒年的隐居所在。
文质儒雅的幺叔，即使在风声鹤唳的年代，也始终保持着一点读书人的底色。在食不果腹的饥寒日子里，他竟然还能在可怜的一点自留地边上，种上一些兰菊芍药，房后还手植了一片竹林；使他的寒舍远远看去，要比那些周边的农家，多出许多秀色和清气。
那时我们这群野孩子的樵径，偶尔要经过他的村舍，我有时便取道小憩，成为幺叔一家的稀客。在正午的阳光下，幺叔把我引到修竹边乘凉，两张木椅，一杯清茶，即使面对的是我这样一个少年，他也仍旧保持着一种应有的礼数。他似乎还没遗忘他曾经教书的身份，在闲谈中也尽量吐露珠玑，暗含着一些处世为人的训诫。他指着竹林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子能使人高尚其志。我虽然常常对他的话似懂非懂，但许多潜移默化的熏陶，在今天的我看来，确实是我一生都在受用的。
幺叔有一把老式的二胡，龙头丝弦，音色古朴。有时我去，会远远的就听见那琴音在山谷里呜咽。他会一曲奏完，才抬眼和我平静的说――这是《听松》，或者说这是《空山鸟语》。偶尔听到一些如泣如诉的旋律，他老眼中溢出几丝苍茫，在我长大之后才熟知，原来是《良宵》《江河水》等等。我不知道在幺叔的心中，埋存了多少更为苦涩的音符，有谁曾从他这个乡村农夫的弦索上，读出他的高尚教养和显赫身世。
八
我是偶然从父母的一些感叹里，隐约的知道一点幺叔的旧事的。而且随着运动风暴的冲击，也逐渐能够感受那种作为地主子女的原罪。
一天，我幼稚的问幺叔――乡下的生活比你过去要苦多了吧？幺叔缓缓咽下一口苦茶，仿佛自言自语的说道――人一辈子，原无所谓富贵贫贱，怎么样过，都是活法不同而已，但苦乐却是基本一样的。生老病死，人皆同苦。――他沉吟片刻，又指着面前的田畦溪流和远处的青山白云，继续说道――我在这些自然的世界里，快乐并没有减少。尽管我在你这样的年龄时，曾经享受过一些荣华富贵，但是现在这样的日子，却也别有滋味。人生在世，许多变故是不由自主的，但若时时随遇而安，都能做到知足长乐啊。
我当时也许并不足以理解他所感悟的真谛，但那一刻的画面却深深的植根于我的心中了。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见远村的炊烟渐起，又袅袅散入暮霭之中，一如人世的一切功名利禄，都这样转瞬云烟。归鸦背日，倦鸟投林，一头耕罢的老牛，旁若无人的在田埂上啃吃野草――多么简单的生存啊，在向晚的风中，竹叶飘潇于地，浑如一幅随心所欲的书法，在记录着那些亘古不变的道理。
在我沉浸在他的高尚趣味而混沌欲开之时，他忽然又苦笑回头对我说――当然，你还小，还不必要在意我说的这些。我这是一种甘居平庸的活法，你还是要做个有理想的人，还是要争取出类拔萃。
但是，他已经为我隐约打开了人生的另一门径，似乎再也难以合拢了。若干年过去之后，我才明白，正是这一次无意中的讨论，使我从此根深蒂固的染上了一种莫名的颓废情绪；在面对一些事功的选择时，总是抱持着一些古旧的态度，因而也总是显得与世相违。
九
回头我必须要说说他三哥的故事――一个太戏剧的家庭，一个世纪中国的悲欢缩影。
他的三哥的名字，我至今仍然不知道是否解密，于是只好姑隐其名。他的三哥早在燕京大学的时候，就离奇的叛逆了他们的家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至于以后他怎样利用他大哥和子侄的社会关系，从事着无间道的使命，这，肯定不是晚辈的我们所清楚的惊险故事。
1949年国军败退即将撤往台湾之际，三哥的公开身份是国军的一个上校，他唯一的单线上级命令他随军前往台湾，作为共军的特工计划长期潜伏，配合攻打台湾。
尽管一个特殊组织有他极为严格的纪律，但是任何个人都会在剧变的历史面前考虑自身前途和命运。我们永远无法确知三哥在临上船的那一刻究竟是怎样考虑的了，也许是担心一去难返，也许是害怕身份暴露，也许是想享受打下江山的胜绩，总之，他在那一刻，竟然自作主张的选择了退却。但是他在战乱中无法联系上他的上级，只好自顾自的脱下军服，私自开溜跑回了利川。他也许只想等待天下底定后，再出来找到组织，作为功臣效命新政。
但是，历史真是一个巨大的玩笑。他很快被解放利川的共军当作国军的逃亡军官抓获，相传要判处死刑。这个高材生在临刑之际，袒露了自己的秘密身份，并要求政府去寻找他的上级某某证实。好在那时此类现象很多，利川政府还是慎重的通过中央找到了那位仍然领导隐秘战线的上级，那个上级一听三哥违令没去台湾，不禁大怒，总算还念旧日私情，通知地方刀下留人，但要作为自动退党人员处理。
可怜这个老地下党员，精通几国语言的高级特工，就被安置在利川县城的红星餐馆，开始了他烧锅炉的生涯。1977年恢复高考时，利川外语教师缺乏，民间才想起这个燕京大学的高材生，纷纷把他请来帮忙辅导孩子，而我也曾是他短暂的私淑弟子。
他到底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知道各种****的消息，他立马开始了他的秘密上诉。所幸他的老上级还劫后余生，在经历了各种极左运动折磨之后，也开始理解了他当年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侄儿――原重庆号的舰长牟秉钊――那时正好当上了台湾海军的总司令。大陆的统战工作开始恢复，国家终于想起了这个奇人，立刻来人把他安排到了香港。
他有两个儿子，应他之求，国家同意带走一个，于是他的长子至今仍然留在利川。但是台胞和港侨的身份，已经足以改变三哥一家的全部政治经济生活了。
幺叔三哥的传奇，我也只能讲到这里为止。
十
80年代中期，我在县委宣传部奉命下乡，终于回到阔别许久的汪营。
我在变迁的坊肆之间，寻找我童年的老屋，我看见我家那临街的木壁被拆开成了一个柜台，里面赫然坐着我久违了的幺叔。
幺叔并未重操旧业，而是零售着乡村社会必须的针头线脑肥皂火纸，生意清淡得恍如隔壁的花圈铺。幺叔拉我进去喝茶，他说终于落实政策，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