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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运动似乎是建国后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迫害革命开始要吞噬自己的孩子们了。大伯不是胡风那个圈子的文人，尽管他和曾卓等人是朋友。但湖北是这个运动的重灾区，自然各界都要配合揪出几个分子。那时他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谈哲学的文章，教育局就组织专班发文批判，说他也是胡风集团的观点。年轻气盛的他不服，申诉到省教育厅，虽然到底没有把他打成胡风分子，但与官方的仇隙却是结下了。
十七
民间谚语说跑得过初一，跑不过十五。这是指在劫难逃的意思。新中国为何要一再开展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呢？尤其是那些党内知识分子，那些过去革命的急先锋，为何要重复历史的兔死狗烹，被逐步剪除呢？
失去组织的大伯，早在50年代初就以槛外之身，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时他的切身感受是，他那些经过延安回来的同学战友那些当初的民主斗士，怎么现在都判若两人了？他只听说过延安整风运动，到底没有亲历，因此无法想象他的学长李锐他们，是怎样在那种残酷斗争中，被非人地洗脑的。他是研究比较宪政的，自然精通各国政治制度和结构，他发现所谓新中国的现实是远比旧中国还要禁锢。革命和革命的结果，完全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他们那一代理想主义青年，之所以要舍命加入与他们原不相干的农民革命运动，是因为他们听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相信毛泽东所说的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联合政府，相信多党共存，言论自由，结社合法，人权平等等等画饼。
结果当共军进城之后，才发现真实的社会是等级森严，言路闭塞，个人崇拜，物权归公，民权剥夺这难道就是几代人抛家舍业流血牺牲要为之奋斗的中国吗？难道储安平先生早在40年代预言的国民党手上，民主是多少的问题；共产党手上，民主是有无的问题这一谶语就这样轻易兑现了？
这样的困惑在初去延安的知识分子心里，也曾经有过。但是经过整风洗礼之后，多数坚持此理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思想则基本阉割，即使残存，也不敢再斗胆放言了。于是大伯看见的他那些敢跟国民党叫板的先锋斗士，在新中国都变成了胆小谨慎唯唯诺诺的佞臣。更何况革命成功的盛宴还在开办，只要恭顺，多少也能参与分赃；于是明眼人也会明哲保身，转眼就能世故起来。
但是那些在白区坚持战斗的知识分子党员，对他们而言，胜利来得太突然，他们还沉浸在要实现民主社会的梦想之中。因此，当突然看见新社会的格局，远不是自己当初的想象之时，他们多数开始深深的困惑了。他们在等待时机，在酝酿思想，他们终将要发言。
更过瘾的是苏区来的共产党是以救世主自居的，他们是扛着枪杆来解放白区的，那么白区的共产党应该向他们感恩没有他们，人民和地下党就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普遍怀疑白区党员的人品气节，认为自己才是吃苦浴血打江山的干臣，白区党员是躲着享福，现在还想下山摘桃的抢功者。苏区党以武夫为主，白区党以文士为主；政权是枪杆子里面出来的，谁要还敢置疑枪杆子应该坐享胜利果实，那就只好继续用枪杆子对付了。
大伯基本看明白这些道道之后，再也无心去自证党员的身份。既然学有所成，凭手艺吃饭，虽嫌稍有屈才，但总算不必非去分一杯羹了。他继续教书育人，走进他的1957年。
十八
一晃就到了38岁，对男人而言，这应该是一个黄金年代；但是大伯仍旧打着光棍。虽然说媒拉纤的人不少，可他婉拒着各种美意，依然坚守着内心的那个隐痛。这年春天，似乎来得很早，信风之后，便花枝乱颤了。党中央号召各界给党提意见，那些憋了很久的知识分子终于觉得激情澎湃，也想学百花齐放了。
大伯不可能是没有意见的，但是他多少也算是混过“组织”的人，内心还是有些谨慎。他本不想说，无奈组织反复动员，于是他决定赶最皮毛的说一点，表示心到情到。他说的还是反胡风时对他的批判，他觉得理论之争，应该允许他发表辩论文章，不应该取消他的辩护权。其它更多的反动话，想说，但还是忍了下来。
即便是这样，他还是把那顶早就预备好了的“右派”帽子给领了回来，而且工资还被下降两级。他当时也许并未把帽子当很重要的事，但是工资的损失使他有些心疼，他于是继续去找上级部门说理。说理的滑稽结果是，再降两级，他一下子变成了中教八级，只有51元一月了。他没想到这个社会这么黑，再说下去，恐怕要惹大祸，只好苦笑默认了。
那时的人们，很多没意识到右派身份的严重后果。等到接踵而至的下放农场劳动，他才真正开始感到自己成为了“五类分子”那是敌人的待遇。三年劳改，正好又处在大饥荒的年代，他先瘦后肿，差点就死在他所放牧的羊群之中。
到了1960年，上级觉得他这个老资历的干部表现不错，于是给他摘了帽子。摘了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过去，摘了的叫“摘帽右派”，相当于“男儿脸刻黄金印”了。好在他的学养还是被有关部门认同，于是1961年他被调到中科院武汉分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组研究逻辑学，同时担任《江汉学报》的哲学编辑。总算是回到了他的专业，他也就老老实实地认命了。熬到1970年，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农场五七干校劳动，以后重新安排到武钢子弟中学又当起了老师。直到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决定要研究已经陌生多年的美国，安排武大成立美国现当代哲学研究所。经人推荐，又才从茫茫人海之中把这个40年代的武大生打捞出来，负责《美国哲学动态》的编译工作。
这一年，他已经60岁。他的生命进入老年，整个青春岁月就这么耽误下来了。
十九
1939年就已入党的王冰松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不仅大伯失去了她的消息，武汉那些原“青救”团员，也都记得这个美丽的“红色小姐”。进入80年代之后，中国开始重新整理自己的历史，为各种冤假错案****，于是那些蛰居多年的老革命，开始活跃聚会，要为自己曾经波澜壮阔的历史正名。“青救”的故人，劫后尚存的也都是满头霜鬓了，大家一起忆旧，多要向大伯问起她，因为也有人约略知道他们当初是曾经深交过的。尤其看见大伯还一直单身，难免更要多一些猜疑。大伯无言以告，他人则更觉得惊鸿杳然，一去无迹了。
原来1943年之后，罗明用计消除了大伯这一隐患，便更加努力地开始追求王冰松；甚至以组织命令的方式，要求她跟他同居，以便开展地下工作。这时的王冰松，虽然因为误会而不再等待我大伯，但心头的伤仍旧在暗夜渗血。而天性独立的她，且别说向来对罗明没生爱意，就算略有零星好感，如果他采取组织手段来谋求发展，那更只能是适得其反。
王冰松毕竟不是农妇党员，她的出身教养和天赋红颜，都让她一路走来，追求者众多而阅人无数。罗明这个来自于赤水的青年，显然不入法眼。但她越来越感觉到，他那张组织的网日趋紧密，她虽然热衷共产主义，但并非就一定要嫁给一个共产党员，于是她决定采取反叛的方式来挣脱这张所谓的爱的罗网她接受一个非党员的追求了。
当时的地下党还有一个今天看来十分荒唐的纪律男党员可以娶非党女性，女党员则必须嫁党员男性说这是保密的需要。当抗战胜利，王冰松向组织上级罗明提出要到天津去完婚，并承认自己的所爱是一个非党知识分子时，罗明恼羞成怒，坚决制止。但是王冰松的叛逆性格岂能为他所左右，尽管罗明威胁说要中断她的组织关系，她还是毅然成行，在1945年嫁到了天津。当然，偏狭的罗明也坚决地执行了他的组织纪律；从此，乐山地下党又多了一个自动脱党的人士。
1949之后，王冰松夫妻调到上海工作。“三反五反”运动时，她的先生被迫害自杀。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她青春寡居的艰难岁月。
罗明是武汉易帜时中共的三大接收要员之一，建国后自然春风得意。1950年代他到北京休养，认识了王冰松的表妹夫陶然【中南区统计局长】，打探到她的地址，竟然色胆包天去函，邀请她去北京与他幽会说可以再谈谈她的组织问题。她未予理睬，他竟然再次去信说如果这样，那你想恢复党籍或者重新入党皆不可能了。
她在几十年后给我大伯的信中说我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对我的侮辱，我从来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又一次陶然夫妇和我同去中山公园一游，他知讯后坐着小汽车赶来，看见他得意洋洋的骄矜之慨，我才感到他是真正的卑鄙，连话也不想和他说一句。在此之前，我多少对他还有一些尊重，后从苇堤【大伯他们另一共同的朋友、地下党员】处得知他在乐山的作为，更加认识他了。我虽脱党多年，比起他来，我无愧色。
二十
一个政党打着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社会的旗帜，吸引了万千仁人志士为之填沟转壑，但最后在理想青年尸骨上所建成的这个国家，却从起点开始就没有公道可言。公道对我们这个社会多数人来说，都还是一种奢侈的诉求；更多的我们只是想要少一点冤屈和迫害，因为人真正难以忍受的还是屈辱，它甚至超过了饥饿。
65岁马上就要退休的大伯，还依旧过着单身生活。因为单身，所以他只能和一个年轻家庭共住一套平房，合用厨房厕所这在当年叫“团结户”。他的工资在右派****时恢复到了1949年他的水平87元，中途曾经提过的一级，也就混淆在其中了。以后直到全国普调，他也才只有127元。他主编的《美国哲学动态》，每期接近一半的文章都是他翻译，不仅没有稿费，他的职称还依旧是副教授。
全国都在****冤假错案，他的许多老战友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大家现在开始要为他打抱不平，纷纷前来怂恿他要求解决历史问题。如果他的党籍从1938年承认，那他就可以享受红军时期的老干部离休待遇，那住房工资等等就立马不成问题了。在这个等级社会里，这是现实的好处，更何况他也确实冤屈，那他何不也试试运气呢？
就在这时，原乐山时期武大地下党的失散脱党问题，因为牵涉面太多，上诉上访者太多，一时成为中组部督办的大案。全国的相关党史办在乐山召开了现场会议，要争取一次性解决这个巨大的历史问题。也递交过申请的大伯，似乎在晚年终于看见了一点曙光。
1986年的深秋，武大党史办的一个中年人来拜访大伯，给他谈起了乐山会议的情况。并再三感叹，他的问题就卡在罗明手上，而罗明还是在职的分管宣传教育的副省级领导，这个案子涉及到罗明本人，如果没有他的首肯，恐怕大伯也搭不上整体解决武大地下党问题的便车了。大伯只能苦笑，并表示自己绝不再去找罗明祈求了。这个中年人突然话锋一转说不过，这次上海来的一个代表，曾经提到了你的名字，说你是那个时期的党员。大伯一惊，急忙问是谁，中年人说你等着，我回去拿会议记录来。
王冰松神奇地出现了。她还活着，在上海一家打字机厂当质量检测员，为了解决她的组织问题，也参与了乐山地下党中心县委所属的这场上诉大案。她不知道大伯的身死，但是她没有忘记这个一生珍藏并为之快乐和痛苦过的名字。
大伯看见那个会议记录，无限往事浮上心头，再也无法强忍的老泪，纵横直下。对他而言，这个名字的出现，远比他是否还能****昭雪更为重要。他默默地为这个名字耗尽了他的一生，而他最想知道的是她还好吗？她这些年又是如何走过来的？她当初究竟为了什么，要召唤他前往而又冷若冰霜地拒斥了他最深的爱？
二一
与此同时，地下党的其它战友也开始互相寻找了。大伯的第一任支部书记魏泽同也打听到了他的消息，同时也急忙转告了王冰松；两个生死茫茫四十几年的老人，都激动万分地拿笔要赶紧给对方去信他们错过得太久，他们的余生已经不多了。
大伯的信先到，她的回信长达十页。睽隔近半个世纪的当年恋人，各自小心翼翼地回护着旧日伤口，王顾左右地嘘寒问暖，各自诉说着漫长的别况。显然他终于忍不住要问，而她也隐忍多年的疑惑和痛苦，终于也要一吐为快了。最后揭开的真相，谁都难以想到竟会是这样
当1943年他们彼此找到，开始频繁通信互诉衷肠时，罗明正疯狂地追求着她。她一直没有告诉罗明，但当他们决定要在内江见面时，作为党员，按照当时的纪律，她还是向罗明汇报了因为她知道，罗明也认识他，都是“青救”的主力。罗明立即给她来信说“张【大伯】已自动脱离大姑母，现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