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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众人的期待之下，经过十月怀胎，高宗的第一个孩子；于高宗四年（1868年）的夏天诞生了。是个儿子。消息传来，在空无一人的内殿，闵妃槌胸痛哭。
与此同时，在王宫之中，满朝文武各自争先向高宗道贺；连大院君夫妇也特别一起觐见高宗，献上祝贺之意。朝鲜举国上下充满了喜庆的气氛。
但是一些奇怪的言论也在民间流传开。有传言说：王子应该由王后生出才对，现在由李贵人生出，不论是对孩子本人或是对国家，都是大不幸。还有传言说：这个王子是给朝鲜带来不祥的种子。一些通晓历史的老人们也在为国家的未来忧心。
不论如何，李贵人生产当天，高宗忙于接受万人的祝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闵妃也不失时机地送上了产妇生产后服用的补药，以及给小孩子的丝绸被褥。但是，从那天开始，闵妃就胃口尽失，代之而来的是满怀的苦闷。让她更愤怒的是，大院君夫妇对王子的诞生喜形于色。听说府大夫人在生产当天，就带着小孩坐垫和海带，亲自探访李贵人的产房。大院君夫妇完全无视王后的做法，虽然闵妃已经不是第一次领教了，还是激起她满腔的愤恨。
“等着瞧吧！你们这么偏袒那个贱女人，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我的敌人！”
高宗为新生儿取名为“墡”。就在闵妃苦闷、愤怒、痛苦之中，王子墡逐渐长大。朝野盛传大院君有意将墡封为王世子，朝廷内外、宫庭上下，无数人开始巴结李贵人。闵妃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依然同以前一样温柔、贤淑，内心却像疯了一般地期盼自己能够怀孕生子。
岁月如梭，不知不觉中，王子墡快要满周岁了。宫中正忙着为孩子准备周岁宴会，尤其是大院君特别吩咐，要举行规模盛大的宴会。在周岁宴的前一天晚上，高宗来西正间就寝。
由于之前大院君已经提议，要在王子周岁的庆典上封墡为王世子。但是高宗对于要封宫女所生的儿子为王世子一事，心中着实有些为难，也想趁着同寝之机，跟闵妃商量一下。
“国太公吩咐，明天早上在周岁宴时，要封孩子为王世子，王后认为怎么样？”
高宗旁敲侧击，想要试探闵妃的意思。
闵妃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反对，反倒装出愉快的表情，回答：
“长辈们所决定的事，臣妾怎敢有任何意见呢？王子是王上唯一的骨肉，应当被封为王世子的啊。”
高宗因自己曾对闵妃颇为冷落，王后却宽容大度，而一直报有深深的内疚。他也清楚后宫之间的争斗，贤淑的王后本来就很孤单，如果此次将李贵人的儿子立为王世子，闵妃不是更可怜了。更何况，高宗想光明正大地立王后之子为王世子，也好宽慰闵妃之心。因此说道：
“我虽然知道这个孩子不是王后所生，但是，国太公仍然执意要册封这个孩子。”
听到这话，闵妃滴下泪水。自己挣扎到现在，王上终于说出了更看重自己的话来。她和王上的距离越来越近，敌人除了李贵妃，就只有国太公大院君了。
“王上如此疼爱臣妾，实令臣妾万分惶恐。若是册封臣妾所生的孩子为王世子的话，王上将会多么的高兴，臣妾也会无比的欢喜。但是，臣妾无法怀孕，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所以，请王上不必为巨妾担心，那个孩子不也是王上疼爱的儿子吗？”
闵妃越是通情达理，高宗内心越是愧疚，闵妃正是摸透了这一点。
此时，高宗握着王后手感叹着：
“哎，王后真是心地善良啊。”
他的心中也盘算着，立王世子之事，能拖延就尽量拖延，等待王后生子再说吧。
高宗的愿望显然抵挡不过大院君的命令，没过多久，在大院君的授意之下，官员们就将拟定好的，将完和君册立为王世子的奏折，呈到大清国。（当时朝鲜为大清国的藩属，王世子的册立需经过大清国审批。）
明成皇后4（1）
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在其次子载晃继位为王之前，身为没落皇族的后裔，十分破落潦倒。他整天跟在当朝得势的安东金氏的后面，不是在街上讨酒喝，就是到赌场讨小费，难怪安东金氏会称他为“丧家之犬”。然而李昰应以上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保全自己所作出的伪装而已。在他的体内流着显赫的朝鲜王室的血液，他很早就致力于学问研究，饱读诗书，心怀有朝一日掌握朝鲜天下权力的梦想。
李昰应的伟大梦想，终因哲宗的猝然驾崩而得以实现。作为摄政的国太公，大院君实际上与一国的君主无异。大院君的社会、政治背景，使他既深悉王室朝廷的内幕和政界的动向，又洞察民情，深知势道政治对国家与社会的恶劣影响。因此，加强王权，抑制和打击安东金氏的政治势力，建立以他为中心的权利中心，成了大院君执政后的第一位要务。
在金氏戚族中，除金炳学处事比较宽容，取得大院君谅解外，其他核心人物都陆续离开了权力中心。领议政金左根辞职，领敦宁府事金兴根称病告退，外戚势道政治的代表人物，金左根之子金炳翼，离开中央调任广州留守；受安东金氏器重的李格元也被赶出京城改任水原留府，失去权力。其他对金氏势道政治阿附追从的官员也遭到清洗。
于是，以赵斗淳为领议政，金炳学为左议政，柳厚作为右议政的新的中央统治体系开始确立；大院君的心腹人物也相继被安插到政府要害部门。经过此一翻改造，以大院君为核心的权力结构与中央集权制统治得到了加强，大院君所设想的内政改革有了政治保证。
高宗三年（1866）2月，赵大妃取消了垂帘听政，宣布“还政”于国王。从此，在高宗亲政的名目下，大院君掌握了政治实权。
大院君辅一执政，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阻止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首先改革了用人制度。一方面抑制长期独占政府要职的老论系人物，一方面推行人才本位主义，广泛网罗各界有为人士，以表示自己政治的开明。同时，为避免重蹈戚族专权的覆辙，大院君还用尽心计选定了高宗的王妃，认为闵妃家世孤单，不会对王权形成威胁。
在这之后，大院君又全面整理地方两班榨取人民的老巢——书院，图谋加强中央政权。
最初，书院是隐居求志之士，讲道修业，于宽闲之野、寂寞之滨，歌咏先王之道，蓄其德、熟其仁之处所。书院在朝鲜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最初仿效中国白鹿洞书院而建，明宗时代，开始出现悬挂御笔匾额的赐额书院。此类书院拥有国王赐予的大片良田和奴婢，享有免纳赋税、徭役和免缴税金等特权。另外，还有大量的私设书院遍布民间，发展到后来几乎达到泛滥的地步。到大院君执政初期，赐额与非赐额的书院共达六百余所。
这些书院不仅滥用各种特权，向地方官署和人民勒索钱财，且又倚此占夺土地，奴役人民，公然变书院为施行私刑的殿堂。一方面又作为“儒学论”的中心地，结成党派，崇尚政论，左右舆论，暗地里支配了有关政治的时论。书院的创建者均有在朝做官的背景，并掌握广大的农庄，这些称作“士林”的地方士大夫，不仅随时有进入中央权力核心的可能，而且通过乡约可以直接控制各该地区的居民。因此，书院既是地方的文化教育中心，也是地方的政治的中心。
书院的弊端早已引起当权者的关注，到了大院君执掌政权之时，书院的存在已构成对新的王权专制主义的重要威胁。于是，高宗即位伊始，大院君就对书院采取断然措施，下令禁止重建和新设书院与乡贤祠；高宗二年，下令关闭了全国势力最强的书院——清州万东庙；高宗五年，明令废陈书院的免税权；高宗八年，大院君授意公布了《书院撒废令》，宣布除74所赐额书院外，其余600多所书院全部关闭。
这道命令引起地方两班和儒生的强烈反对，他们以“儒通”的办法向全国发出檄文，选派代表在汉城王宫前示威。大院君毫不动摇，遂派军卒解散集会，把儒生赶过汉江。《撤废今》实行的结果，使全国百姓欢欣鼓舞。但是，书院的残余势力仍然相当强大，并且成为后来大院君失势的原因之一。
大院君的财政税制改革也有一定的意义。由于他较接近社会下层，对“三政”紊乱危害有较多体验。从高宗即位之日起，便通过赵大妃提出了“谨慎节俭”’、“济生民、裕国计、惩贪墨、振纪纲”的建国方针。大院君身先力行，令其叔李载元上疏，声明白动放弃全部免税田产，同时，还严禁宫房及内司官员出没外邑作弊，革除宫房在三南地区无土收税的弊端。
高宗初年，国库拮据，人民不满情绪日趋严重。为冲出财政困，境缓和阶级矛盾，大院君对两班贵族官吏的一切经济特权进行管制，调整各类税赋制度。高宗四年，大院君严令废止地方宫向王室与权门献纳当地土特产的惯例。
大院君企图恢复与加强专制王权统治的种种改良政策，收到一些效果，对改变国家和社会面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当时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大院君上述执行的改革措施，都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正面效应微弱，副作用和负面效应却很明显。
大院君剪除了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权，但王权并未得到加强，倒是在强化中央集权的标榜下，建立了以他为核心的全州李氏专权体制；他企图压制地方两班和儒生的朋党私议而削减书院，但仍在全国保留了47所“额赐书院”，后来还纵容保守派的儒生反对开化派的主张；他废除了严酷剥削农民的法制，以示对百姓的让步，却为了重建王权象征的景福宫而设立种种新税，结果，完全抵销了微弱的正面效应，造成了国内政情动荡、社会秩序混乱，民怨沸腾、反改革势力乘机积聚，这一切都为自己的垮台创造了条件。
明成皇后4（2）
为了显示王朝的权威，大院君于高宗二年（1865）下令重建景福宫。
景福宫原是太祖李成溪创建朝鲜时，为了彰显王室的威严，在太祖三年（1394年）动工，第二年九月完工，是个以中国的紫禁城为蓝图所兴建的宫殿。“景福官”的名字是在定都之前命名，出自《诗经》中“君子万年介尔景福”这句话。其后，到了景福宫建立满160年的明宗八年（1553），发生火灾，第二年针对火烧的部分予以重建。又过了过了39九年之后，
在宣祖壬辰倭乱之时，再次发生火灾，其后270年间，一直处于废墟的状态。由于财政困难，历任国王均不敢贸然重建景福宫。
高宗二年（1856）大院君以赵大妃的名义，下令在原址的灰烬上，重建景福官。在百姓之间，赞成与反对的言论不断此起彼伏，但是对贫困的百姓来说，这样浩大的土木工程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大院君专设了营建都监，负责激励景福官的工程。刚开始，还避免强拉一般百姓参与修建，但是，过了一段时日之后，发现工程进度缓慢，大院君便决心派人到全国各地，强拉壮丁加入工程。景福宫重建总共动员上百万人力，投入800万两巨额白银。
为了筹措这笔庞大的费用，除动用国库储存外，大院君不得不在减轻和平均人民负担的同时，向人民征收新的捐税，其中包括向农民征收“结头钱”、“城门税”、“愿纳钱”等等。并且此种征收多为强制摊派，于是名为“愿纳”实为“怨纳”，人民怨声载道，称“结头钱”为“肾囊钱”。
此外，为了激励土木工程的进度，还动员舞童队、农乐队、男寺党牌等慰劳队伍。因此金钱的投入越滚越大，别无他法之后，大院君政府甚至卖官买爵募集经费。
为克服财政危机，高宗三年起，大院君还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大量铸造劣质的“当百钱”。不过只有当时通用货币四五倍的价值，称之为“当百钱”，以百倍的价值强制通用，至使物价暴涨，财政空前混乱。高宗五年起，政府又从中国进口“清小钱”取代“当百钱”，其币值也仅有实价的一半。这个恶性的通货膨胀，引起了物价暴涨，又不可避免地招来王室、两班、官僚等的苛敛诛求，与一部分商人的暴利，在这种重压下的人民生活，更落于苦病深渊。
此时王室宗亲、贵族与富人们，因大院君“愿纳钱”的政策侵犯到了他们自身利益，自己的金钱被无情的夺走，而感到强烈不满。但是，没有人敢将自己的不满说出来，只有敢怒不敢言。大院君的高压统治已经到了令人畏惧的程度。一般百姓因为无法维持日常生计，对大院君的怨恨与日俱增。
专制的大院君为了秘密找出像对他心怀不满的富人，就在京城与地方的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