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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赶到家的时候，面包已有些凉了，可里面还是热的。我把面包放在桌子上，波丽姆伸手上来要撕掉一块。可我让她坐下，等妈妈一起来。我倒了热茶，刮掉糊了的地方，然后把面包切成片。我们一片一片，吃掉了整个面包。这面包太好吃了，里面撒满了葡萄干和果仁。
我脱下衣服慢慢在火边烤干，爬进被窝，坠入了甜甜的梦乡。第二天，回想起这事时，我突然觉得也许那男孩是故意把面包烧焦的。他明知自己会挨罚，却把面包掉到火里，然后拿给我。可我觉得这么想也许不对。面包应该是不小心掉到火里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甚至都不认识我。
可就算这样，给我面包也是一片好意，被发现了肯定会挨打的。我无法解释他的行为。
我们吃了点面包片就上学去了。春天好像一夜之间就到来了。暖暖的风，白白的云。在学校大厅，我和那个男孩擦肩而过，他的脸已经肿起来了，眼眶是黑的。他和他的朋友在一起，并没有注意到我。可下午当我接上波丽姆准备回家时，却看到他在操场对面看着我。我们的目光只相遇了一秒钟，然后他迅速扭过头去。我也窘迫地垂下了眼帘。就在那一时刻，我看到了春天的第一朵蒲公英。我思绪飞扬，想起了和爸爸一起在林子里渡过的时光，突然灵机一动，找到了让我们活下去的好办法。
直到今天，我仍无法忘却对这个男孩的感念。皮塔·麦拉克，他给了我们面包和希望；蒲公英，提醒我们还没有死亡。在学校的走廊里，我不止一次地见过他，我们目光的交错也不过是一闪而过。我觉得亏欠他什么，而我不喜欢欠别人的。如果我以某种方式谢过了他，现在心里也就不会这么矛盾了。我确实也想过一两次，可机会总是没出现。而现在，我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们即将被投入竞技场，决一死战。我怎样在那种地方向他致谢呢？不管怎么说，隔断他的喉咙和以诚相待是相背离的啊。
市长沉闷的讲话终于结束了，他示意我和皮塔握手。他的手很结实而温暖，就像那面包。他直视我的眼睛，握住我的手。他握得很紧，在我看来这也许表明他很坚定，可也许只是紧张地抽搐。继而我们转身面对观众，帕纳姆国歌响起。
‘好吧，’我想，‘我们共二十四个人。很可能在我杀他前，别人就已经把他杀死了。’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这种几率也不十分可靠。
第一篇 贡品 3、告别
国歌一结束，我们就被监管起来。我并不是说被拷起来或者别的什么，而是由治安警看管着，穿过法院大楼的前门。以前的“贡品”也许有逃跑的，尽管我从没见过这种事情发生。
进到门里，我被领我到一间屋子里，一个人留在那。这是我见过的最华丽的地方，厚厚的地毯，天鹅绒的沙发和椅子。我之所以认得天鹅绒，是因为妈妈有一件衣服的领子就是用那东西做得。我坐在沙发上，忍不住用手来回抚弄着柔软的天鹅绒，这可以帮我镇静下来，迎接下一时刻的到来。不久，我们就要和所爱的人说再见，而我是不能分心的，我不能红鼻子肿眼泡地从这件屋子走出去。哭不是好的选择。火车站会有更多的摄相机在等着我们。
妈妈和妹妹最先来到。我上前抱住波丽姆，她爬到我的膝盖上，搂着我的脖子，头倚在我肩上，就像她在蹒跚学步时一样。妈妈坐在我身边，搂着我们两个。有几分钟，我们没说话。过了一会，我开始嘱咐她们要牢记哪些事情，那些事情我已不再能够为她们做了。
我告诉她们波丽姆决不能领食品券。她们节俭些，靠卖波丽姆的羊产的羊奶和奶酪，还有妈妈在“夹缝地带”开的小药店生意，还能凑活着过。盖尔会把妈妈没法种的草药采来给她，可一定要详详细细把草药的样子告诉他，因为他不像我那么熟悉。他还会带给她们猎物――我们俩大约一年前做了约定――应该不要她们的报偿，可她们也得对他表示感谢，给他些羊奶或者药什么的。
我不用建议波丽姆去学打猎了，因为以前我也教过她一两次，可简直都是灾难。她一到林子里就害怕，我打猎物，她就眼泪汪汪地，说是如果打到猎物，马上拿回家还能把它的伤口治好之类的话。她养的羊还真不错，所以我也就随她了。
我又对家里烧的柴火、怎么交换货物、上学等事嘱咐了她们一番，之后我转过身来，紧紧抓住妈妈的胳膊，说：“一定要听我的话，你在听吗？”她点点头，对我说话的强烈语气吃了一惊。对要发生的事，她一定也明白。“你不能再离开我们了。”我说。
妈妈低垂着头。“我知道，我不会的。我那时候控制不住自己――”
“嗯，可这回你要控制住。你不能精神不振，撇下波丽姆一个人不管。现在没人能养活你们了。不管发生什么，也不管你在电视上看到什么，你保证一定要坚持住！”我提高了声音，简直是在喊，声音中透出了对她一切撒手不管的愤怒和恐惧。
她把搂着我的手臂拿开，自己也生起了气。“我那时生病了，那会儿要是有这些药，我会把自己治好的。”
她说生病，倒可能是真的。后来我常看到她把悲痛无比、神情呆滞的病人带回家。也许这真是一种病，可这病我们得不起。
“那就接受现实，好好照顾她！”我说。
“我会很好的，凯特尼斯。”波丽姆说，手捧着我的脸。“可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你又敏捷又勇敢，没准你会赢的。”
我赢不了，波丽姆心里一定知道这一点。竞争无比激烈，根本不是我能应付的了的。来自富裕辖区的孩子，他们视此为极大荣誉，从小到大都在接受有关训练。男孩的个头比我大好几倍，女孩也熟知各种用刀杀人的方法。噢，当然，也会有像我这样的人――在真正激烈的猎杀开始之前就已经被除掉的人。
“也许吧，”我说。如果我提前放弃，又怎么能劝妈妈坚持下去呢！另外，即使敌人很强大，不战而退也不符合我的性格。“那我们就会像黑密斯一样有钱了！”
“我不管是否有钱，我只要你回家。你会努力的，是吧？会努力的，对不对？”波丽姆问道。
“一定会努力，一定。我发誓。”我说。我知道，为了波丽姆，我不得不这么做。
这时治安警来到门口，示意时间到了，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甚至弄疼了彼此，我嘴里不住地说着：“我爱你，爱你们俩。”她们刚要说话，保安就命令她们出去，然后关上了门。我把头埋在天鹅绒枕头里，好像它能把一切烦恼挡在外面。
又有人进来了，我抬头看时，很吃了一惊，是面包房老板，皮塔·麦拉克的爸爸。我不敢相信他会来看我。不管怎么说，我不久就要竭尽全力杀死他的儿子。可我们并不怎么认识，他甚至对波丽姆还更熟悉些，因为波丽姆在矿上卖奶酪时，每次都给他留出两块儿，他也会很慷慨地给她些面包。我们总是等他刁蛮的老婆不在跟前的时候才跟他交易，因为他比他老婆好多了。我很肯定他一定不会像他老婆，因为烤糊的面包而去殴打自己的儿子。可他为什么要来看我？
面包房老板局促不安地坐在长毛绒椅子边缘，他是个高大宽肩膀的男人，由于常年呆在炉边，脸上有些灼烧的疤痕。他准是跟他的儿子刚道完别。
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个白色的纸袋，递给我。我打开纸袋，里面装着甜饼。这是我们从来都卖不起的奢侈品。
“谢谢你。”我说。面包房老板平时就不大爱说话，此时更是无语。“我今天早晨就吃了你们的面包，是我朋友盖尔用松鼠换的。”他点点头，好像想起了松鼠的事。“你吃亏了。”我说。他耸耸肩，好像并不太在意。
我也再想不起什么好说的了，我们只坐着，不说话。后来治安警来叫，他站起来，咳了下，清了清嗓子，说：“我会照看那小姑娘，不会让她饿着。”
听到这些话，感到压在心口的心事不那么重了。人们平时跟我做交易讨价还价，但他们都真心喜欢波丽姆，也许这种喜爱能帮着她活下去。
下一个来看我的人也是我不曾料到的，是马奇，她径直走到我面前，没有哭哭啼啼或说告别的话，而是急切的恳请，她的口气让我吃了一惊。“他们让你在竞技场戴一件东西，可以让你想起家乡的东西。你戴上这个好吗？”她把那天戴在裙子上的圆形金胸针递给我。我以前没仔细看过，这时我才发现是一只飞翔的小鸟。
“你的胸针？”我说。戴一个代表我们辖区的饰物是我几乎从未想到的事。
“这，我给你戴上好吗？”马奇没等我回话，就俯身把胸针戴在我的裙子上。“答应我一定要把它戴到竞技场，好吗，凯特尼斯？”她说道，“答应我？”
“好的，”我说。小甜饼，胸针。今天我得到了各种礼物。马奇还给了我一件礼物――脸颊上的一个吻。之后马奇就离开了。我在心中暗忖，也许她一直以来就是我真正的朋友。
最后，盖尔来了，也许我们之间没什么浪漫可言，可当他张开双臂时，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他的怀抱。他的身体对我来说很熟悉，他的一举一动、柴烟的味道、甚至心脏的跳动――这是我在打猎寂静时曾听到的，但现在是第一次感受到，他的心脏和我的紧贴在一起。
“听着，”他说，“搞到刀子很容易，可你得找到一把弓箭，那是你最好的机会。”
“他们并不总给弓箭，”我说，心想有一年他们只提供了带尖的棍棒，各辖区的“贡品”要活活用棍子打死。
“那就做一把，”盖尔说。“就算弓箭很差，也比没有强。”
我曾想照爸爸的弓箭做上一副，可做得不好。并不那么容易。就算爸爸做，有时还做废了。
“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木头，”我说。有一年参赛者被投入到一片只有大石头、沙子和矮灌木的荒漠里，我恨透那一年。许多选手要么被毒蛇咬伤，要么就渴得发疯了。
“几乎每回都有木头，”盖尔说，“那年猎杀游戏中有一半的人都被冻死了，这游戏就没什么娱乐性了。”
千真万确。有一年的猎杀游戏，我们眼睁睁地看着选手在夜晚被冻死。实际上电视录像也看不太清，因为既没有木头生火也没有火把什么的，他们只是缩作一团。凯匹特举办的这届比赛被认为是虎头蛇尾，所有选手都静静地死去，没有搏杀，也没有流血。那届比赛之后，通常都会有用来生火的木头。
“没错，一般都会有些木头，”我说。
“凯特尼斯，这比赛跟打猎一样，而你是我认识的最好的猎手。”盖尔说。
“这不仅仅是打猎，那些人有武器，也有思维。”我说。
“你也有，你比他们练得多，实打实的练习，”他说，“你懂得怎么打猎。”
“可不是杀人。”我说。
“这那能有多大区别？真的。”盖尔冷酷地说道。
如果我不把他们看作人类，那确实没有区别，可糟糕的是，我做不到
治安警又来催促，盖尔请求再宽限一会，可他们却把他强行带走了，我心里开始发慌。
“别让她们挨饿！”我拉着他的手，喊了出来。
“我不会的，你知道，我不会的！薄荷猫，记住我……”他说。这时治安警把我们硬给拽开，随后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他要我记住什么。
从法院大楼到火车站，开车一会就到。我从来没有坐过车，甚至连马车都几乎没坐过。在“夹缝地带”，我们都无论去哪都靠走。
我没有哭是对的。火车站挤满了记者，他们手拿像昆虫一样的摄相机，镜头对着我的脸。我面无表情，这个我已练过多次了。墙上的电视正直播我到达火车站的情形，我扫了一眼电视，看到自己冷酷漠然的表情，我很满意。
显然，皮塔·麦拉克一直都泪眼汪汪，有趣的是，他好像丝毫不加掩饰，我马上意识到这也许是比赛策略。表面虚弱恐惧，让别人觉得他毫无竞争力，然后再主动出击。几年前一个七区的女孩—约翰娜·梅森的就用过这招，很管用。她一开始一直哭哭啼啼，看上去就像一个不足虑的胆小鬼，直到最后只剩下几个选手时，她勇猛凶狠，杀人毫不留情。她这么玩很聪明。可皮塔·麦拉克用这个计策就奇怪了。他是面包师的儿子，多年来衣食无忧，长得膀大腰圆，十分强壮。要想不引起别人的注意，那可得哭一阵子呢！
我们在火车门外停留几分钟，好让摄像机对我们拍摄。之后我们被带上车，车门总算在身后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