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几天的放纵，换来的是不得不乖乖躺在家里养病。没完没了的雨水，孩子气地赶起懒洋洋的土地味，悄悄蔓延上我的床，湿润而温暖，像某个亲人的肌肤，舒服得让人发困。我突然想，或许父亲的魂灵埋入这黄土，就应该也是这般舒服的感觉。
从小我就喜欢闻泥土的味道，也因此其实从小我不怕死，一直觉得死是回家，是入土。我反而觉得生才是问题，人学会站立，是任性地想脱离这土地，因此不断向上攀爬，不断抓取任何理由——欲望、理想、追求。然而，我们终究需要脚踏着黄土。在我看来，生是更激烈的索取，或许太激烈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任性。
这个能闻到新鲜泥土味的午后，终究舒服到让我做了沉沉的一个梦。
梦里，我又回到小时候的那次离家出走。我沿着那条石板路，赤着脚，一路往东走，沿途尽是认识的人和认识的石头，他们和它们不断问我，去哪？我说我要出去看看，我想要出去看看。我开始一路狂跑，认识我的人叮嘱我的话听不见了，那些石头的劝说被我抛到脑后，慢慢发觉，身边的景致越来越陌生——这不是我熟悉的空气，不是我熟悉的石头路，不是我熟悉的红砖头。我突然如同坠入一种深邃如黑洞的恐慌中，一种踩空的感觉，眼泪止不住汩汩地流，但同时，好奇心又不断提醒自己，挣扎着想看几眼陌生的风景。
是很美啊，那是片我至今不知道名字的海滩，海那边漂浮着几条大大的船，一群海鸟轻盈地掠过天际，我是可以躺在这里一个下午，如果这是我的家的话，然而，我实在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慌：为什么这里的风这么大？为什么这里的沙子那么干涩？为什么看不到我熟悉的那些石头。我恐慌地到处寻找，才终于看到，那条湿润的小巷子温暖地在不远的地方等我。
我高兴地一路狂跑，似乎后面有什么在追着我，边跑边哭，边跑边笑，终于跑到家里，敲了敲木头门，开门的是母亲。母亲并不知道我那下午的历险，看着灰头土脸、泪流满面的我，并不追问，也没责骂，把木头门推得更开一点，说，干吗？怎么还不进来？
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往家里跑，厨房的油烟、木头的潮湿、狗的臭味它们全部涌上来，环抱住我。那一刻，我知道，我回家了，干脆就躺到满是灰尘的地上去了……醒来后，才发现自己竟然不争气地哭了。或许，这几年我其实还是没离开过家乡，只不过，走得远了一点，看的风景更多一点，也怕得更厉害一点。但还好，我终于还是回来了，我终于还是能回来，我终于还是可以找到永远属于我的那条小巷。
火车伊要开往叨位
我生平一定曾路过
你洗过澡的那条河
你的六岁
还浮游在水面
我抬起头
看到一个硕大的
橘子
悬在上空
我知道
这就是童年时代的
所有黄昏
——《关于所有旅行的故事》
是在去往南平的火车上，刚上高中的我，写下这样一首短诗。那是我奖励自己而开始的第一次独自搭火车远行。在闽南这个所谓的统战前沿，火车线路零星得只有这通往山区的一条。
我在海边上车，一路被带向浓郁的山色。窗外的景致，如同溪流中的光影那般鲜润地滑走，我看着一座座的房子在我眼光中迅速到来，却仓促被扯走。我在破旧的院子里，看到老人抱着孙女哭泣；我看到一个男人，坐在门墩上抽烟；我看到一个小女生，背着书包盯着一所房子的大门犹豫——然后一切全部被列车的行进拉扯开。
我就这样短暂参与了他们的生活，刚开始铺张关于他们命运的想象，却又被迅速带离。当暮色渲染了整个视野，轰轰的火车把我拉出城镇，目光可见的，只有模糊的山色中零星的灯光，橘色的夕阳下，缎子一样的河流，以及孩子影影绰绰的嬉闹。
我莫名感伤——到底每点灯光背后，有多少故事？那老人为什么抱着孙女哭泣，那男人是否因为生活困顿而困惑，那小女生面对的那扇门背后是怎么样的故事？
作为游客，惬意的是，任何东西快速地滑过，因为一切都是轻巧、美好的，但这种快意是有罪恶的。快速的一切都可以成为风景，无论对当事者多么惊心动魄。
想起这段旅行，是那天在大学母校的教室里。应老师邀请，回来和学弟学妹交流。老师帮我定的题目是“这一路的风景”，还特意在我曾经上过课的教室召开。坐在曾经的位置上，还没开口，记忆已经全部涌上来了。
任何事情只要时间一长，都显得格外残忍。
九年前，坐在这位置上的我，父亲半身偏瘫，是家境困顿到无路可去的时候。当时那个蔡崇达，想着的是如何挣钱送父亲到美国治病，可以为了考虑是否为整天兼职而辛苦的自己加一块红烧肉而犹豫半天，还立志多挣点钱带阿太去旅游，当然还想着要赶紧牛起来，赶紧出名，让给自己机会的当时广电报的老总王成刚骄傲。甚至曾经想象，在哪一本书畅销后，要回到父亲做心脏手术的福二院，对那些病患的子女讲，别放弃，生活还有希望。
九年后，那个当年的蔡崇达执着的理由全部消失，父亲、阿太、成刚的突然离世，让他觉得自己突然轻盈得无法触碰到真实的土地。而他唯一找到的办法，就是拼命工作。
这几年来我就这样生活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现实中不愿意真正踏步进去，工作中作为记者，一个记录者，我所要做的，像是一个好事的看客，迅速挤进众多人围观的某个故事现场，尝试被卷进去其中的喜怒，然后一次次狠心地抽离。
生活中，我一直尝试着旅客的心态，我一次次看着列车窗外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迎面而来，然后狂啸而过，我一次次告诉自己要不为所动，因为你无法阻止这窗外故事的逝去，而且他们注定要逝去。我真以为，自己已经很胜任游客这一角色，已经学会了淡然，已经可以把这种旅游过成生活。
这次匆忙返乡，是为了办港澳通行证。却意外被母校邀请，意外开启了过去的记忆，也因此意外地和现实迎面撞上，因此头破血流。
我骑着摩托车在小镇乱逛，父亲曾开过的那家酒楼现在成了一个仓库，他开的那家加油站已经被铲平，规划建成一个花园，阿太居住过的那栋小洋房，现在成了挤满外来民工的大杂院，我最喜欢的那株玫瑰花已经枯得只剩残枝。而到了泉州，成刚的副手——后来留守广电报当副总编的庄总拿着批文给我看，广电报明年将关掉。
那个下午，庄总极力邀请我一起吃晚饭，“喝几杯”，我找了个理由急匆匆地走开，其实我没有所谓其他事情，其实我一出广电报的大门就失声痛哭，其实我怕，我怕他突然提及王总是如何为了这报纸操劳过度以致猝死，我怕他会和我同时情绪失控。
时光多残忍，那个懦弱但可爱的父亲，兢兢业业一辈子的所有印记一点都不剩下；那个过于狂热、战天斗地的兄长成刚，短暂地燃烧生命，也就耀眼那一瞬间；而我深爱着的、那个石头一样坚硬的阿太，还是被轻易地抹去。太多人的一生，被抹除得这么迅速、干净。他们被时光抛下列车，迅速得看不到一点踪影，我找不到他们的一点气息，甚至让我凭吊的地方也没有。
而对于还在那列车中的我，再怎么声嘶力竭都没用。其中好几次，我真想打破那个玻璃，停下来，亲吻那个我想亲吻的人，拥抱着那些我不愿意离开的人。但我如何地反抗，一切都是徒然。
我才明白，我此前并不是接受旅游这种生活方式，我那只是逃避。虽然我反复告诉自己，既然人生真是个旅途，就要学会看风景的心情和能力。但我始终接受不了，活得这么轻盈，轻盈到似乎没活过。其实我并不愿意旅行，其实我更愿意待在一个地方，守着我爱着的人，生根发芽。
对那些我正在爱着或者曾经爱过的人，我希望你们明白，我多么希望付出全部为你们停留，如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你们刻在我的骨头里，即使时光列车拖着我的肉身一路远行，至少你们的名字和名字牵扯的记忆，被我带走了，这是我对时间能做的唯一反抗。
说实话我一直不理解，也一直像个任性的孩子接受不了，为什么时光这列车一定要开得这么快，为什么还要有各自那么多分岔，我不知道我们这么急匆匆地到底要去向何方？但我知道，或许不仅是我一个人在大呼小叫，那些静默的人，内心里肯定和我一样地潮汐，我不相信成熟能让我们接受任何东西，成熟只是让我们更能自欺欺人。其实那次我旅游完回来，写了另外一首诗叫《世界》：世界都不大我可以哪里都不去
我可以在这里
只看着你
直到一切老去
很幼稚的诗，但我很骄傲，即使过了九年，我依然如此幼稚。这是幼稚的我幼稚的反抗。原谅我这么感伤，那是因为，不仅是过去、现在的我，多想挽留住自己最珍惜的东西，却一次次无能为力。但我还是愿意，这么孩子气地倔强抗争，我多么希望能和我珍惜的人一直一路同行，但我也明白，我现在唯一能努力的是，即使彼此错身了，我希望，至少我们都是彼此曾经最美的风景——这也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反抗。
这文章也给一个朋友，我要对他说的许多话，也就在这里面。谢谢他，也谢谢时光，谢谢命运，虽然他们那么残酷，但终究让我看到过风景。物都不可避免地有阴暗的一面。想要活得轻松便要学着妥协，你在一篇博客里也写过“我不相信成熟能让我们所谓接受任何东西，成熟只是让我们更能自欺欺人”。这样滋生的悲观情绪是不是不可避免呢？
＇END＇
Afterword
后记：我想看见每一个人
三十岁生日那天，我恰好在伦敦。规划的行程，是去大英博物馆打发一整天。
大英博物馆的主展厅不定期会有展览，那一天的展览名叫“living and dying”：长长的展台，铺满了各种药丸和医疗器械，每一列都隶属于最下面标注出的一个个主人公——这里陈列着已逝去的人们自认为生命最美好、最痛苦时刻的照片，以及，他最后时刻的面容。
看着这一张张面孔，我突然想起重病八年、已经离世的父亲，他恰是在三十岁那年有了我这个儿子的。
我当时来来回回地阅读这展览上的每张照片，每段人生，忍不住揣想，当时的父亲应该也和三十岁的我一样，已经度过了人生的懵懂期。世界已经帮他剔除掉天真的虚妄，岁月也悄悄开始把他的脸捏出折痕，当时的他应该已经和真实的世界迎面撞上。他是否已经找到办法和自己身上的欲望讲和？他如何理解这个朝他的人生扑面而来的新生命？后来的命运如何潜伏在父亲周围，然后一点点把他最终捕获……我才发觉，我其实不认识父亲，即使我们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严格来说，我只是知道他的人生，只是知道他作为父亲这一角色在我的生活中参与的故事，我没有真正地看见并理解他。
而认识到这一点，让我异常难受。
我常对朋友说，理解是对他人最大的善举。当你坐在一个人面前，听他开口说话，看得到各种复杂、精密的境况和命运，如何最终雕刻出这样的性格、思想、做法、长相，这才是理解。而有了这样的眼睛，你才算真正“看见”那个人，也才会发觉，这世界最美的风景，是一个个活出各自模样和体系的人。
显然，我没能“看见”我的父亲，也已经来不及这样去看父亲了，他已从我的生活中退场。我开始担心，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错过更多的人。这惶恐，犹如一种根本的意识，就这么植入了内心。
从伦敦回来的一个月后，我试图以仅有的记忆建构一篇文章，尽可能地去寻找父亲，抵达父亲，看见父亲——便是《残疾》。这是挽留，告别，也是对内心惶恐的交代。
也是从那篇文章开始，生发出一种紧迫感：我应该看见更多的人。这是对路过生命的所有人最好的尊重，这也是和时间抗衡、试图挽留住每个人唯一可行的努力。还是理解自己最好的方式——路过我们生命的每个人，都参与了我们，并最终构成了我们本身。
也从那时候开始，写这本书，就不仅仅是“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了，而是“必须做的事情”了——我在那时候才恍惚明白写作的意义——写作不仅仅是种技能，是表达，而更是让自己和他人“看见”更多人、看见“世界”的更多可能、让每个人的人生体验尽可能完整的路径。
这样的认识下，写作注定是艰难的。
在正式从事媒体工作之前，我是个文学青年，之所以做媒体，最初的原因是为了养活自己，同时暗自怀抱着的目标是：以现实的复杂锻炼自我的笔力，然后回归文学。在做媒体的这十一年，我写了二百六七十万字的报道，这让我明白，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