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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母亲拉着我偷偷商量。她算了一下，父亲可能再五年就完全要在床上了，她告诉我：“别担心我来负责照顾他。”那晚，母亲还算了另外的账，假如父亲活到八十岁，每年需要的药费，两个老人的生活费，以及“娶老婆的钱”，总共还需要很多很多。
“别担心，我们母子俩是战友，即使以后你爸不能动，我会边照顾你爸边做手工。而趁这五年，你能冲尽量冲。”——这是我们母子的约定。
虽然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拉着我不让我远行，但他也接受了我去北京找工作的准备。按照与母亲的约定，这五年我要尽量冲，每年就两三次回家，而且每次回家都是带着工作，常常和父亲打个照面，又匆匆关在房间写文章。几次他想我想急了，大清早在楼下不断叫我名字，通常写稿到凌晨五六点的我，睡眼惺忪地起身，走到楼下来，发脾气地说了他一通，让他别再吵我，然后摇摇晃晃地回房去睡。但第二天，他又一大早叫我的名字。
工作了三年，我惊讶地发现攒的钱竟然有将近二十万。没有告诉母亲，但我心里竟然产生一个奢侈的念头：把父亲送到美国看看，听说那里有一种可以伸入人大脑血管的纳米钳，那种仪器有可能把堵在父亲大脑里的那个瓣膜拿出来。
我开始像个守财奴，每天白天苛刻地计算一分一毫的花费，到晚上总要打开网上账户，看看那一点点增长的数字。
一切正在好起来，我和母亲说。她不知道我的计划，但她显然很满足这种已经摆脱生存困境的生活。心里暗暗想，再三年，要帮父亲找回他的左半身，然后，我的家又会康复了。
然而，那个下着雨的午后，路上的电视机正在播放着世界杯开幕式的倒计时。我突然接到了堂哥的电话。
你方便说话吗？
方便啊，你怎么没看世界杯，你不是很爱看足球吗？
我不方便看。我要和你说个事情，你答应我，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得开。
你怎么了，说话这么严肃？
你答应我吗？
嗯，好啊。
你父亲走了。下午四点多，你母亲回家，看到他昏倒在地上，她赶忙叫我们开车送他到医院急救。但在路上，他已经不行了。
你不是已经不想死了吗？我心里痛骂着父亲。
你不是不想死吗？你怎么一点诺言都不守？
从北京搭飞机到厦门，又转车到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父亲躺在厅堂前，还是那肥嘟嘟、一脸不满意的样子。邻居的家里，传来世界杯开幕式的欢呼声。这是四年一度全世界的狂欢，他们没有人知道，这一天，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不见了。
我哭不出来，一直握着父亲的手。
那是冰冷而且僵硬的手。我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大骂着，你怎么这么没用，一跤就没了，你怎么一点都不讲信用。
父亲的眼睛和嘴角突然流出一条条血来。
亲戚走上来拉住我，不让我骂，她说，人死后灵魂还在身体里的，“你这样闹，他走不开，会难过到流血水，他一辈子已经够难了，让他走吧，让他走吧。”
我惊恐地看着不断涌出的血水，像哄孩子一样轻声地说：“你好好走，我已经不怪你，我知道你真的努力了……”
哄着哄着，我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父亲火化后第二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不满地问我，为什么只烧给他小汽车，没给摩托车，“我又不会开小汽车”，梦里他气呼呼地说。
醒来告诉母亲，不想，她说她也梦到了。梦里父亲着急地催着：他打算自己骑摩托车到海边去逛逛，所以要赶紧给他。
“你那可爱的父亲。”母亲笑着说。
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
我记得那是条长长的走廊，大理石铺就，再柔软的脚步踩踏上去，都会听到厚重的回声。声音堆堆叠叠，来回在走廊里滚动。冷色的灯光静静地敷在上面，显得走廊更长、更深了。
每个房间的门口，都挂着他们相聚在此的理由：心血管、脑外科……疾病掌管着这里，疾病就是这里的规则，疾病也是这里的身份。
无论他们是谁做过什么，可能刚从一台典礼中被请下来，又或者刚插完秧坐在田埂休息一下，醒来，他们就在这里。
疾病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了他们，即使他们当时身处不同的生活，但疾病一眼看出他们共同的地方，统一把他们赶到这么一个地方圈养。
在白色的床单上，在白色的窗帘边，在白色的屋顶下，他们的名字都不重要，他们统一的身份是，某种病的病人。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也被重组了，同一种疾病的人，会被安排在邻近，经过几天的相处，他们成了最熟悉的人。
他们讨论着身上唯一，也是现在最本质的共同点，小心比较着各种细微的区别：“我四五次正常的呼吸，就要大力吸一次气，你呢？”“我大概六七次正常的呼吸。”“我今天左脚拇指就能感到痛了。”“我还不行，但感到有股热流好像慢慢流到那……”
意识在这躯壳中爬进的一点点距离，发生的一点点小障碍，他们都能感觉到：在这里，灵与肉的差别第一次这么清晰。在这里，他们第一次像尊重自己的情感和灵魂一样，那么尊重自己的肉身。
十六岁时，我因父亲的疾病抵达了这里。
这个叫做重症病房的地方，位于这医院的顶楼。电梯门一打开，就是这走廊，以及那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疾病名字。他们各自占据了几个病房，以俘虏的数量来显示自己的统治力。到了这最顶层，我才知道医院的秘密：原来在疾病帝国，也是用武力统治的，谁最残忍最血腥，谁就站在最高的位置。
医院一楼是门诊大厅和停尸房。可以随意打发的疾病，和已经被疾病废弃的身体，比邻而居。生和死同时在这层盛放。
这都是最无能的疾病的作品——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是尽可能占有身体，用自己的秩序统治那身体。所以简单的死和简单的创伤都是最低级的疾病。
因为常要出外买些补给品，也因为我需要经常性地逃离病房的气氛，出去走走，我每天几乎都要从一楼经过。
从顶楼下来有两种选择：一部电梯就在父亲的病房旁边，虽然是直直通到门诊大厅，却因为使用者众多，几乎每层都要停一下。从顶楼一路往下，路过不同等级的疾病。这一层是脑科，这一层是内科，这一层是外科……然后抵达最底层，一打开，嘈杂的生气马上扑面而来。
另一部电梯是医院工作人员专梯，因而人特别少。这专梯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重症病房病人的家属可以使用——每次搭这部电梯，医院工作人员的眼神，就如同在看自己的战友：我们有共同的秘密，我们曾感受过死亡的气息。
这电梯位于医院最僻静的东南角，要从那走廊一路走到底，一路经过那一个个病房。我最恐惧走这段路，因为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光，总要一个个去数，每张病床上，原来的那人是否在。然后，一不小心，会发觉某人不见了。
我厌恶这种感觉，就像你按照自己的记忆走一条印象中很平坦的路，然后突然哪里凹陷了，一踩空，心直直往下坠。
所以我一向选择那部通往门诊的电梯。虽然需要从门诊大厅经过，依次穿过拥挤的人群、暴躁的声响，和潮湿的汗味，但我享受这种人间的味道。甚至能感受到，这各种声响偶然组成的某种音乐感，还有那各种浓度的汗味，将会在你的感官中形成不同程度的刺激。每次电梯打开，感受着这声响和汗味扑面而来，会忍不住兴奋，猜测自己将寻找到哪段乐曲，将被击中哪部分的感官。这是人间的乐趣，我想。
我很快知道了这里的其他小孩。知道，但不认识。
有种东西，隔阂着彼此，注定无法做非常好的朋友——目光，太透彻的目光。这里的小孩脸上都有双通透的眼睛，看着你，仿佛要看进你的心里。我知道那是双痛彻后的眼睛，是被眼泪洗干净的眼睛。因为，那种眼睛我也有。
和拥有这种眼睛的人说话，会有疼痛感，会觉得庸俗的玩笑是不能说的，这么薄的问题，在这么厚的目光前，多么羞愧。于是会想掏心掏肺，但掏心掏肺在任何时候都是最累的，通常只要说过一次话，你就不想再和他说第二次了。
同样，你也看到，他也躲着你。
或许还有个原因，作为疾病的孩子，你知道他太多秘密：他内心如何悲伤，如何假装，他和你说笑话的时候是想很刻意地遗忘，但他的这种遗忘又马上会催生内心的负罪感。
所以，我早就放弃在这里交到任何同龄的朋友。
渐渐地，当新来的小孩试图越过划定的距离，试图和我亲近，我会冷冷地看着他，直到那眼神把他们吓跑。
但，除了守着父亲的疾病，我还必须有事做。在这里，你一不小心留出空当，就会被悲伤占领——这是疾病最廉价、最恼人的雇佣兵。
比如，在帮父亲换输液瓶时，会发觉他手上密密麻麻的针孔，找不到哪一寸可以用来插针；比如医生会时常拿着两种药让我选择，这个是进口的贵点的，这个是国产的便宜的，你要哪种？我问了问进口的价钱，想了很久。“国产的会有副作用吗？”“会，吃完后会有疼痛，进口的就不会。”我算了算剩下的钱和可能要住院的时间，“还是国产的吧。”
然后看着父亲疼痛了一个晚上，怎么都睡不着。
隔壁床家属偶尔会怪我：“对你父亲好点，多花点钱。”
我只能笑。
一开始我选择和一些病人交朋友。家属们一般忧心忡忡，病人们为了表现出果敢，却意外地阳光。每个病人都像个小太阳一样。当然，代价是燃烧自己本来不多的生命力。
我特别喜欢另一个房间的漳州阿伯，他黝黑的皮肤，精瘦的个子，常会把往事以开玩笑的形式挂嘴上。他是个心脏病患者，说话偶尔会喘，除此之外似乎是个正常人。
一碗米饭吃不下，他会笑着说，当年我去相亲，一口气吃下四碗米饭，把丈母娘吓死了，但因此放心把老婆给我。扶着他去上厕所，他自己到那格子里，抖了半天抖不出一点尿，会大声叫嚷着以便让门外的我听到：“怎么我的小弟弟不会尿尿，只会一滴一滴地哭。”
他甚至还调戏护士，某个护士稍微打扮了下，他会坏笑着说，晚上我们去约会？
他的亲人都骂他老不羞，边骂边笑，后来整个医院里的人都叫他老不死。
“老不死你过来讲个笑话！”
他正在啃着苹果没空答。
“老不死你死了啊？”
他会大声地答：“在，老子还在，老子还没死。”
父亲很妒嫉我总找那阿伯。他也振作起来想和我开玩笑，甚至开始和我主动爆料，他谈过的恋爱、做过的糗事。但我还是三不五时往隔壁跑。然后以这个阿伯为榜样，教育父亲：你看，人家从心底开心，这样病就容易好。
父亲放弃竞争了，却死活不肯和阿伯讲一句话。
每天傍晚我都要到二楼的食堂去买吃的。我照例打包了三份粥、一份肉、一份菜，然后照例想了想，顺便给漳州阿伯带块红烧肉——医生不让他吃，他的亲人不给他买，他一直叫我偷偷买给他。
电梯上来先经过他在的那个病房，再到父亲的病房。
我走过去看到他的病床空空的，想了想，可能他们全家去加餐了。到了父亲的桌子前，摆开了菜，和父母一起吃。我漫不经心地问：“那漳州阿伯好像不在，他们去加餐了，有什么好庆祝的？竟然不让我跟。”
“他走了。”母亲淡淡地说，眼睛没有看我。
我一声不吭地吃完饭，一个人爬到医院的楼顶去看落日。在上面，我发誓，不和这重症病房里的任何病人交朋友了。然后安静地回到父亲的病房，把躺椅拉开，舒服地摊在那。假装，一点悲伤都没有。
打扫卫生的王阿姨成了最受欢迎的人。医院阿姨一般来自乡下，身上还带着土地的气息。她说话的嗓门大，做事麻利。
说起来她并不是那么好的人，贪小便宜，如果你没有给点好处，就边收拾边骂骂咧咧，有时候干脆假装忘记。她说话非常刻薄，偶尔有刚来的孩子在走廊开心地嬉闹，妨碍了她的工作，她会把拖把一扔，大声地喊：“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不懂事，家人都快死了，还有心情在这闹？”
孩子哭了，声音在走廊一起一伏。过一会儿，一个大人跑出来，做贼一样把孩子抱了就走。然后隐隐传来啜泣声。
其实她好人缘的根本原因来自，重症病房里太少可以交往的对象。只有她，似乎是和疾病最不相干的人，不用担心，要在她面前掩饰悲伤或者承受她的突然消失。而且她的坏脾气恰好是个优点：确保你不会很深地和她发生情感。
我见过太多家属，一离开就像逃离一样，恨不得把全部记忆抹去，走出去的人从不见有回来的，仿佛这里只是一个幻境。
我尝试理解她的市侩和不近人情。她应该曾经用心和一些病人交往过，然而病人的一次次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