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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不是说，我们不去跟他们周旋，或者说我心肠好得怕他们难堪，”他笑了，“你
该听听他们找出的借口，稀奇古怪！”
托马斯的儿子笑着表示赞成。
“当然，他们开始都表示同意我们，完全站在这一边。”编辑继续说，“他们说，只是
需要一个不同的方式，更慎重，更理智，更周全。他们对签名怕得要命，不签呢，又担心我
们瞧不起。”
托马斯的儿子和编辑一起笑了。
编辑交给托马斯一张纸，上面短短几行，用一种较为客气的方式，呼吁共和国主席赦免
所有的政治犯。
托马斯飞快地运转着思绪。赦免政治犯？就靠这些被当局抛弃了的人（他们自己就是潜
在的政治犯）对主席提出要求？即便当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计划，这样的请愿书，唯一结
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
他儿子打断了他的思路，“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
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别清楚。”
不错，不错，托马斯想，可那与政治犯们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求赦免也好，要分清麦子
与麦壳也好，这不是一码事。
“骑墙吗？”编辑问。
是的，他是在骑墙观望，只是不敢这么说。墙上有一幅画，士兵威胁地指着他说：“你
对参加红军犹豫不决吗？”或者说：“你还没有在两千字宣言上签名吗？”或者说：“你在
两千字宣言上签过名吗？”或者说：“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在赦免请愿书上签名吗？！”不
论这个士兵怎么说，反正是在威胁。
编辑刚刚已经说了，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却又提出千万条理由来反对在请愿书上签
名。在他看来，他们的理由只是许许多多的借口而已，都是怯懦者的烟幕弹。那托乌斯还能
说什么呢？
他终于用笑声打破了沉默，指着墙上的宣传画：“有这个当兵的逼我，问我签还是不
签，我不可能想清楚了。”
于是，三个人又笑了一阵。
“好了，”托马斯笑过以后说，“我想想吧，过几天我们还能碰碰头吗？”
“什么时候都可以，”编辑说，“不幸的是，请愿书等不了，我们打算明天就将它递交
主席。”
“明天？”托马斯突然想起那位递给他声明书的胖警察，与这位大下巴编辑没什么两
样，人们都是试图让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写的声明上签名。
“没有什么要想的。”儿子的话虽然咄咄逼人，语调却近乎祈求。现在，他们双双对视
着，托马斯注意到孩子全神贯注时上嘴唇的左角微微翘起，这正是自己平常从镜子里看胡须
是否刮干净了时，在自己脸上看到的一种表情。从其他人脸上发现这一点，使他感到不安。
当父母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度过孩子的童年时，他们会慢慢习惯这种相似性，他们会觉
得这些太平常了，如果他们中断这种相似以后再回头想到这些，或者还会觉得有趣。但托马
斯有生以来是第一次与儿子谈话！他还不习惯与自己这张不相称的嘴巴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试想你有一条断臂移植在别人身上，试想那人就坐在你对面，用你的手臂冲着你打手
势，你一定会死死盯着那手臂如同见了魔鬼。即使那是你自己的、心爱的手臂，它接触你的
可能想必会使你魂飞魄散！
“你不站在受迫害的一边吗？”他儿子补充说。托马斯突然明白了，他们所演的这一幕
中，要害所在不是政治犯的赦免，而是他与儿子的关系。他签字，他们的命运就联系在一起
了，托马斯多多少少得尽责地与他友好；不签字呢，他们的关系就会象以前一样不存在。不
取决于儿子的意志也不取决于他的意志，儿子会因为他的懦弱而拒绝承认他。他处在一种棋
场败局的境地，—无法回避对方的将军，将被迫放弃这一局。他签与不签都没有丝毫区别。
这对他的生活或者对那些政治犯们，都不能改变什么。
“拿来吧。”他接过那张纸。
14
似乎是要报偿他的决定，编辑说：“你写的那篇俄狄浦斯的文章真是妙。”
儿子把笔递给他，又加上一句：“有些思想，象炸弹一样有力。”
编辑的赞许使他高兴，但儿于的比喻使他感到不自然而且不适当：“不幸得很，受害者
就我一个，”他说，“多亏了这些思想，我再也不能给我的病人做手术了。”
话语听起来很冷，甚至含有敌意。
编辑显然是希望缓和这种不协调的语气，带有歉意地说：“可是，想想吧，你的文章拯
救了所有的人！”
从孩童时代起，托马斯就把“拯救”这个词与一样东西相联系，只与这一样东西相联
系：医药。文章如何能够救人？这两个人极力要使他接受的，就是要把他整个一生归结为单
是一个关于俄狄浦斯的小小观点，甚至归结得更少一些：冲著当局吐一个简单的字，
“不！”
“也许它救了人，也许它没有，”他说（声音仍是冷冷的，虽然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
“但作为一个医生，我知道我救过几条命。”
又沉默了下来。托马斯的儿子打破沉默：“思想，也能拯救性命。”
托马斯从孩子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嘴，心想，看着自己的嘴结结巴巴是多么奇怪。
“你知道，你写得最好的，是什么吗？”孩子继续说，而托马斯只能看到他说话付出的
努力。“你对妥协的拒绝，你那些，我们都已开始失去了的，善恶分明。我们一点儿都不知
道，内疚意昧着什么。杀人犯的借口，是母亲不爱他们。可是，你突然出来说：没有什么借
口。没有人的灵魂和良心，比俄狄浦斯，更纯洁，他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就自己惩罚了
自已。”
托马斯把视线从儿子的嘴上拉开，努力想投向那编辑。他有些恼怒了，象是跟他们争辩
起来：“但这统统是误解！善恶的分野彻底给搞混了。我也不是存心要惩罚什么人。惩罚那
些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是野蛮的，而俄狄浦斯的神话是美的，但把它弄成这个样……”
他有很多话要说，但突然记起这地方也许安装了窃听器。他没有丝毫野心要让未来的历史学
家们来广征博引，只害怕被警察局寻章摘句。这不正是他们要从他这儿得到的么？不正是对
那篇文章的谴责吗？他不愿意把这一思想从自己嘴里喂给他们。除此之外，他还知道在这个
国家里，任何时候都可能把任何人的任何事拿去广播。他闭了嘴。
“我想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你改变了主意。”编辑说。
“我想知道的是，原先是什么东西使我写了个东西。”托马斯马上想起来了：她象一个
放在草篮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了他的床边。是的，他因此才拿起了那本书，追随那些罗慕路
斯、摩西以及俄狄浦斯的故事。现在，她又与他在一起了，他看见她用红头巾把乌鸦包起来
拥在胸前。她的幻象使他平静下来，似乎在告诉他，特丽莎还活着，与他住在同一座城市
里，其他什么都是无所谓的。
这回是编辑打破了沉默：“我懂了。我毕竟也不喜欢那种惩罚观念。”他笑着补充，
“我们不是为了惩罚而呼吁惩罚，是要用惩罚来消灭惩罚。”
“我知道。”托马斯说。几秒钟之后，他可能就要做一件很高尚的事，却是完全、绝对
毫无用处的事（因为这不能帮助政治犯），还是一件使他不高兴的事（因为这是那两个人压着
他干的）。
“签字是你的责任。”他儿于几乎是在恳求。
责任？他儿子向他提起责任？这是任何人能向他使用的最糟糕的字眼！再一次，特丽莎
的幻影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记起特丽莎用手臂抱着那只乌鸦，记起她前天曾被一位密探勾
引，记起她的手又开始颤抖。她老了，她是他的一切。她，六个偶然性的产物；她，那位主
治大夫坐骨神经痛带来的果实；她，他所有“非如此不可”的对立面——是他唯一关心的东
西。
为什么竟然去想什么签还是不签？他的一切决定都只能有一个准则：就是不能做任何伤
害她的事。托马斯救不了政治犯，但能使特丽莎幸福。他甚至并不能真正做到那一点。但如
果他在请愿书上签名，可以确信，密探们会更多地去光顾她，她的手就会颤抖得更加厉害。
“把一只半死的乌鸦从地里挖出来，比交给主席的请愿书重要得多。”他说。
他知道，他的话是不能被理解的，但能使他玩味无穷。他感到一种突如其来、毫无预料
的陶醉之感向他袭来。当年他严肃地向妻子宣布再不希望见到她和儿子时，就有这种相同的
黑色阔醉。他送掉那封意昧着断送自己医学事业的文章时，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陶醉。他不
能肯定自已是否做对了，但能肯定他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
“对不起，”他说，“我不签名。”
15
几天后，他从报纸上读到了有关请愿书的一些文章。
当然，那些文章里，没有一个字提及它是在彬彬有礼地呼吁释放政治犯。没有一份报纸
引用那篇短文的只言片语。相反，它们用大量的篇幅，用含混的恐吓之词，谈着一份旨在为
一场新的反社会主义运动奠定基础的反政府宣言。它们还列举了所有的签名者，每个人名下
都伴有使托马斯起鸡皮疙瘩的诽谤与攻击。
这并非出人意外。任何不是当局组织的公开活动（会议、请愿、街头聚众），都理所当然
地视为非法，所有参与者都会陷入危险，这已成为常识。但是，也许这会使托马斯对自己没
有为请愿签名更加感到歉疚。他为什么没有签？他再也记不起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他的决定。
我再一次看见他，象小说开头时那样出现在我跟前：他站在窗前，目光越过庭院落在那
边的墙上。
这就是产生他的意象。我前面指出过，作品中的人物不象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来
的，他们诞生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简单说来那隐喻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人类可
能性，在作者看来它还没有被人发现或没有被人扼要地谈及。
但是，一个作者只能写他自己，难道不是真的吗？
穿越庭院的凝视以及不知所措的茫然；热恋中的女人听到自己胃里顽固的咕咕声响；缺
乏意志抛弃自己背叛魔途的背叛；伟大进军中与人们一起举起的拳头；在暗藏的窃听器前的
智慧表演——我知道这一切情境，我自己都经历过，但这一切未能产生我提纲勾勒中和作品
描绘中的人物。我小说中的人物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种种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对他们
都一样地喜爱，也一样地被他们惊吓。他们每一个人都已越过了我自己固定的界线。对界线
的跨越（我的“我”只存在于界线之内）最能吸引我，因为在界线那边就开始了小说所要求的
神秘。小说已不是作者的自白，是对人类生活——生活在已经成为罗网的世界里——的调
查。但是够了，让我们还是回到托马斯吧。
他一个人在公离里，目光越过庭院，落在对面那幢建筑的脏墙上。他想念那高个；驼背
以及大下巴的编辑，还有他的朋友们。他并不认识他们，他们甚至从未进入他的生活圈子。
他感到自己仿佛刚在火车月台上碰到一位漂亮女人，还来不及跟她说什么，她就步入卧车
厢，去了伊斯坦布尔或里斯本。
他再一次极力想着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排除每一点感情上的因素（比如
他对那位编辑的崇拜以及儿子给他的恼怒），但仍然拿不定主意，究竟该不该在他们给的文
件上签名。
万马齐喑时的大声疾呼是对的吗？是的。
从另一方面讲，为什么报纸提供这么多篇幅对请愿书大做文章呢？新闻界（全部由国家
操纵）毕竟可以保持沉默，没有比这更明智的了。他们把请愿书大肆张扬，请愿书随即被统
治者玩于股掌之中！真是天赐神物，为一场新的迫害浪潮提供了极好的开端和辩解词。
那么他该怎么办？签还是不签？
用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就是：是大叫大喊以加速灭亡好呢，还是保持沉默得以延缓死期
强呢？
这些问题还有其他答案吗？
他又一次回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思索：人类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策孰
好孰坏，原因就是在一个给定购情境中，我们只能作一个决定。我们没有被赐予第二次、第
三次或第四次生命来比较各种各样的决断。
在这一方面，历史与个人生命是类似的。捷克只有一部历史，某一天它将象托马斯的生
命一样有个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