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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给他们带了生命的希望，需要的只是要求他们帮助参与管理中国的企业，把他们先进的商业知识通过学校传授，通过在工厂的指导培养一大批不仅可以在中国，也可以在世界发挥巨大作用的商业人才。大批的科技人员也发挥了他们巨大的作用，将各个研究所塞得满满的，他们的食物和中国人并没有任何的差别，只是按照他们的习惯换成了西餐。
饱经动乱之后有人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是心存感激的，更何况他们受到了中国人热情的招待，享受的是中国其他地方的中国人都无法享受到的优待。食物不是非常丰盛，却能保证足够食物来保证工作和学习，尤其是对孩子的照顾让他们内心的感动无以复加，在全世界都抛弃了犹太民族的时候还有个地方如此大无私的接纳了他们，这一切都让他们感受了和这个民族的血肉相连。
犹太人在传授中国人各种知识的时候，看到的是上进的中国人几乎把所有工作之余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感受到这种热气，他们毫不犹豫的将自己所知道的东西传授给这个好学的民族。他们在传授中国人各个知识和语言的同时，也大力学习汉语，在短时间内很大一部分人都能和中国人进行简单的对话了，虽然写起来还是有些困难。在犹太人到来前，交流还不是非常困难，毕竟大多数来自于德国，说的都是德语。
可是看见，目睹了在德国发生的一切，激发了犹太人心中的最深的那种伤心，二千年来犹太人如无根的藤散布于全世界，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家园，他们无数次的梦想回到自己的家乡组建自己的国家。全世界的犹太人说的语言高达一百多种，二千年来犹太人已经没有自己的语言，要交流都困难，要组建国家谈何容易。
可是在中国后，他们开始有机会思考这个问题，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他们进行了多次的讨论，并且经过了全民的表决，同意把二千年千犹太民族驱逐流放到世界各地前使用的希伯莱语做为犹太民族的语言。虽然二千年未曾使用，但是在流浪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心中都有很大的认同感，二千年的流浪中古老的希伯莱语被完好保存在犹太人的智慧经典中。
一百年前一个叫本尼#183；胡达的俄国犹太人，他决心挽救二千年未使用已经死去的希伯莱语。一个人开始编纂希伯莱语字典，创造现代新希伯莱语词汇。他还动手办希伯莱语报纸，用希伯莱语写书，办希伯莱语学校，教授现代希伯莱语。他的行为带动了很多犹太人，希伯莱语开始在很多犹太人中流传，一百年来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学习了自己民族古老的语言，这也为学习希伯莱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犹太人是非常擅长学习语言，每个人都至少可以掌握几门外语，犹太人的信条是：“你会几门语言，你就有几个人的价值！”这做为商人是很优良的习惯，在犹太人的言传身教下，中国人也感受到要融入世界很有必要多学习一下外语。在犹太人的指导下，开设了许多的外语学校，义务教育中的外语教育也提上了议案，考虑到以后需要，经过政府激烈的讨论后，教育处批准了这个议案。
犹太人是天生的教师，那些犹太妇女和担负不太重要的犹太人很快就找到了新的事情做。大批学校急需的外语教师，他们在中国的时间内就已经掌握了日常汉语交流，对于这个工作他们都表现了高度的热情，教师是在这个地区除了军人外最受尊重的职业，在它之后就是提供免费医疗照顾民众身体健康的医生。
犹太人传授语言的技巧无疑是高超的，在他们要求下学校和社会都营造了很好的学习语言的环境，让那些学生很快就能够上手。中国的学生也是世界上最认真的学生，但无疑犹太人的到来让这些孩子感受到了另一种学习的方式，对除了他们需要传授的语言外。犹太人还在课余向学生们传授掌握的其它语言，这也导致了战争结束后往往大多刚刚完成义务教育的学生都可以流利说出好几个国家的语言。他们把中国的影响传到了整个世界，拉近了和世界的联系。①
这次广播虽然是汉语的，可是大多数人都听得明白，这几年的时间，很多犹太人已经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家园，和中国人是有种血脉相连的感觉，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心中的悲伤并不下中国人。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死者的悼念，在他们眼中日本人已经变成了和纳粹党一样甚至更加凶残邪恶，他们的天皇比希特勒还要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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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实我也不喜欢学外语，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外语还是有很大用处的，日本战后的复兴和他们耗费极低的代价引进了外国的数万亿美元才得到新技术不无关系。要融化吸收以及其后的商业扩张中都必须大批熟练掌握外语的人才，日本现在大多数人都可以用英语和外国人交流的。前段时间看到有个新闻，我们和老毛子搞研究，我们研究员看不懂俄语的材料，最后老毛子取得成果后自己卷了图纸回国了，咱白搞了几年。现在引进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都需要有语言方面的知识才行。
又看了《十里长街送总理》一次，人生一世能得人民如此，能得世界如此，方不枉白来世间一回。不管怎么说，那时候大多数中国人是骄傲的，是自豪的，用我们家乡话说是穷也穷的硬走，穷得有骨气，有些东西不管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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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第二十七章 屠杀8
就在李成坤广播的第二天，全国爆发了抗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活动，全国各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商人，教师甚至军人警察都走上了街头，手带黑纱，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抗日口号，高唱抗日歌曲在大街上，群情激愤。要求政府立刻对日本宣战，一学耻辱，为死难同胞复仇。这次军警受到了上面指示，只要没有发生暴乱的可能就不要去干涉他们，这也大涨了游行者的士气。
蒋介石多年的宦海沉浮和多年的征战经验告诉他，既然李成坤把事件大张旗鼓的抖了出来，就没有后路可言，若此时退让不仅得不到任何的好处，更会让自己的名誉扫地。既然不可退让，那么就不如利用这顾潮流更多为自己服务争取民心，这一套也并只有共产党人才会，在他的刻意的指示下，不少的政府官员也走上街头为死难者默哀。
在中国大多数的地方官员和蒋介石眼中，中国死上几万或者十几万人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叹的事情①，每次打仗死的人数都要比这多得多，那么多的人在他们的眼睛中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而已。这点在军队中表现尤为突出，军官们大多都有吃空缺的习惯，不管是主力部队还是地方部队，这种现象都十分普遍，更为突出的苛扣军饷，倒卖军用物资。
军官们把士兵当做炮灰，并不注重他们是干什么的，看见了壮丁就抓进了部队。在他们眼中只要保证一定的数量的炮灰就可以，士兵大多是强迫抓来，还有部分是没活路只好当兵吃粮，他们心里也只是来混日子的。军队的成分相当的复杂，不说国家，就连部队中小到连队级别的作战单位都无法有个稍微比较正规点的花名册，战死了除了几个好友和同乡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中国军队中医疗力量极为薄弱，大部分的伤员都得不到及时的救助，极端缺乏的是医护人员和医药品。很多受伤并不严重的伤员，却因为医护人员的不足，延误了救助时间，或者因为药品不足，只能采取截肢等极端的手段来保住患者的性命。这些并不是那些官员不清楚这样的后果，一方面确实是因为中国专业医护人员过少无能为力，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蒋介石和那些军官们却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只要稍一“动员”便可拥有百万之兵，为伤兵花费高昂的医疗代价去挽救他们并不值得。
一方面部队需要的是有经验的老兵，一方面无能力也没有足够尽力去挽救那些受伤的士兵，导致了军队在战斗后只能抓那些毫无战斗经验的士兵上战场，在敌人的凶猛火力下，他们只能当作炮灰，也是导致中国军队高伤亡率居高不下的最主要的原因。而士兵也因为对受伤的恐惧变得胆小怯战，直接导致了一个形成军队战斗力差的恶性循环。
李成坤的部队却借鉴欧洲军队的经验，为每个士兵配发了金属的士兵牌。上面有简单的姓名，年龄，部队内部番号甚至血型等信息，不仅方便在阵亡后确定死难者身份，也可以在急救中提供一些方便。只要金属牌不被大口径火炮直接命中，战后基本上都可以掌握每个士兵的情况。在各地户籍管理单位和征兵单位，都有士兵详细的家庭关系，参加时间和所在部队番号，以提供内部查询。
当初为了应付间谍和破坏分子建立起来完善而周密的户籍管理制度，极为精确的统计了人口和其它资源，甚至在相关的部门，每个房屋街道都存有详细的建造图纸，那些潜入的破坏分子和间谍在他们的严密监控下无处藏身。严密的户籍制度也是在动乱时期控制地方的最有力的武器，在新疆实行的统计人口等户籍制度让无数的武装分子，马贼，土匪武装因为无补给，无落脚点最后都一一被剿灭。
然而对其他地方来说，那些官员们对这些丝毫不感兴趣，除了当初为了防备共产党而建立的保甲制度，户籍管理简直乱成一团。多年的战争和争权夺利让那些官老爷们对老百姓的死活早已不放在心上，他们唯一关心的是不是有什么人可以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丝毫不理解老百姓经历二十多年动乱渴望和平的想法，一意孤行一再为自己利益发起战争，错过了一战后大好的发展时机。
对于这次示威活动，蒋介石早有准备，他也并不打算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他唯一感兴趣的事情是，到底是否顺应这次事件的发生全面的对日宣战？蒋介石请来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百里，时蒋介石兼任校长一职。在武汉的时候，蒋百里就曾经在《大公报》发表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剖析了日本的诸多弊端，指出日本侵华必败的种种要害，轰动一时。
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最后写到的：“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寇）讲和。”同时也把他一生的军事著述和讲稿精选编成《国防论》，在扉页上写道：千言万语，只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早期的对日准备工作都可以看到蒋百里的身影，各地的国防工事无一不透出他的心血，早期的对日战斗大的前提都是按照他制定的计划来实行的，蒋介石对其也倚之甚重。
早在三五年他就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身份考察欧洲，归来后，向蒋介石提出加强经济建设、加强国防力量的长篇书面建议，促其抗日。三七年初，蒋百里奉命秘密视察南北防务，风尘仆仆，奔波万里，足迹遍及十多个省。尔后登庐山，为暑期训练班各省高级将领授课。从前方的防御体系到后方的兴建的国防工厂和基地无不倾透他的心血。
他的作战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蒋介石，他悲哀的认识到中国的现实：战斗与生活是一致的。大半个身子还留在农业社会的中国，只能用防守来抵消敌人的进攻。他给蒋介石写道：“我们对于敌人制胜的唯一办法就是事事与之相反。就是他利于速战，我却用持久之方针来使他疲敝，他的武力中心放在第一线，我们却放在第二线，而且在腹地深深地藏著；使他一时有力没用处。”
要说做为一个军事家他的眼光无疑是雪亮的，对日本的研究也深刻的，可是他无力改变的是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现实，甚至连军队也无力改编提升战斗力，针对这种情况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想出最符合“国情”的抗战之路。蒋介石也认同了他想出的，在目前条件下最好的对抗日寇的办法，可是现在北方战局发生重大改变的同时，全国其他地方也必要做出调整。
原本蒋介石并不想和日本宣战，虽然被迫接受了和日军交战的情况，但是他明白一旦宣战必将使得日军大规模的国防动员，这并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在他眼中，宁可日军犯战略性错误，对华北，华南是逐次增兵，这样不仅对自己的压力小，更可以赢得更多的时间，时间拖得越久他就感到越有利。在他内心的并不愿意因为宣战把日本的眼光完全吸引过来，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