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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话使卫立煌深受鼓舞，他恨自己觉醒的太迟了，为国效力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决心抓紧时间，尽力工作，回报国家对他的期望，回报中国共产党对他的信任，回报人民给他的荣誉。
正当卫立煌满怀热情，全心为他所热爱的新中国作贡献的时候，他却病倒了。
1958年5月，卫立煌患咽道神经麻痹症，咽不下东西，身体一天天瘦下来。周恩来得知后，即关照北京著名的医生为他诊治，通过一段时间的中西医会诊治疗，逐渐恢复正常。
可是过了不久，卫立煌由于冠状动脉硬化，突然发生心肌梗塞，马上被送进医院，受到医院精心治疗和很好的照顾。但由于他抗日战争时期从马上摔下来造成的脑震荡，以及长期所患的糖尿病也同时发作，病情不能很快制止，本来十分健壮的身体也逐渐衰弱。虽然多种疾病并发，体力虚弱，但他仍然坚持看书、看报、听收音机，为祖国的发展和建设成就感到高兴。
党和国家领导人得知卫立煌病重的消息后，十分关心这位老朋友的病情。周恩来，朱德多次到医院去看望他，周恩来握着他的手，鼓励他坚定信心，同疾病作斗争，他感动得流下热泪。
特别是朱德，隔几天就要去看望一次，每次到了医院后，总是长时间坐在床边，久久不忍离去。卫立煌看着这位比自己年长12岁的挚友，已是76岁高龄，还时常来医院探视，内心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喜欢朱德和自己呆在一起，每当朱德来时，他都十分高兴，他们一起谈论很多问题，也一起回忆过去那难忘的往事……
那是1938年1月，卫立煌接到通知，到洛阳去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第一战区、第二战区高级军官会议。在会场中，他见到一位年纪50岁左右，穿一套灰色棉布军服、风纪扣扣得紧紧的、腰间扎一根士兵用的小皮带的将领，此人整个穿着有如一田舍老翁，但眉毛浓黑，眼睛奕奕有神。便私下问人，这是哪方面军的长官，有人告诉他，这是共产党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卫立煌听了，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个全国闻名的总司令竟如此朴素，一下子便产生了好奇心与敬慕之心。他主动上前与朱德交谈，他们越谈越投机，越谈越亲近。朱德的平易近人，谦虚朴素，给卫立煌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二十天后，是中国传统的旧历年，卫立煌带领部下，抬着礼物，亲自到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洪洞县马牧村给朱德拜年，为团结抗日，国共两党的军事将领聚集一堂，共庆新年。此后，朱德与卫立煌又多次打交道，他们熟悉起来，成了情深谊重的老朋友。
抗日名将卫立煌（4）
卫立煌回大陆后，朱德虽位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位，但对卫立煌仍然如挚友一般。
病房里，朱德与卫立煌两位挚友推心置腹，恳切交谈，他们回顾以往，也憧憬未来，都希望能尽早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1959年的冬天是一个多雪、多风、多冰冻的严寒季节，在这风雪交加的天气里，卫立煌所患老病不见减轻，又偶感风寒，患了感冒，由感冒又转成肺炎，病势日见危重。在周恩来、朱德等的关怀下，北京中、西医界著名的医生共同会诊，精心治疗，始终无效，不见好转。这样拖到了1960年。
新年来到了，但寒冷的冬天还没离去，1月15日，北京又降大雪，卫立煌禁不住严寒，病情恶化，很快神志不清，处于昏迷状态。
16日，朱德副主席不顾年事已高，寒气逼人，冒着大雪又来到病房。这时，卫立煌已不能讲话，神志完全不清。朱德望着这位共产党的真诚朋友，自己相交几十年的知己，内心充满难舍难分的感情。他沉默无语，坐在病房，久久不忍离去。
如此深情，如此厚意，使卫立煌的家属感动得热泪长流。
各科医生都来了，他们对卫立煌进行了紧急抢救，用尽种种药物与医疗手段，都不能奏效。抢救到第二天，即1960年1月17日零时40分，卫立煌溘然长逝，终年64岁。
1月20日，北京各界在中山公园中山堂隆重举行卫立煌先生的公祭大会，灵堂前摆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来的花圈。各界人士及卫立煌先生的亲属和生前友好参加了公祭大会。
公祭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致悼词，悼词说：“卫立煌同志青年时期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队伍，可谓善始；中间走了一段漫长黑暗的反动道路；最后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和祖国的建设事业，从而得到了善终。总的说来，卫立煌同志不愧一个爱国军人，为至今还徘徊歧途的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这是对卫立煌一生最公正、客观的评价。公祭大会后，卫立煌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烈士公墓大厦的中央，位于林伯渠、陈赓、黄敬、李克农等人的灵位旁边，和这些革命前辈共垂千秋。
卫立煌先生如果死而有知，亦应该含笑九泉。
大汉奸汪精卫（1）
1938年12月18日，战时陪都重庆霜雾笼罩，寒气逼人，一阵阵西北风打着呼哨，从湍急的嘉陵江上刮过，在山城的房宇、树梢上肆意虐行。上午8时，戒备森严的重庆珊瑚坝机场，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驶来，车停后，走下三男一女，一个个神情慌张，东张西望，注视各方面的动静。不久，一辆黑色小轿车又疾驰而来，从车上又走下三个人，这前后两辆车带来的七个人，正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中央副总裁汪精卫及老婆陈璧君、秘书长曾仲鸣等一伙。他们此刻是乘蒋介石在中央礼堂召集年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之机逃出来的，准备乘机直飞昆明，与早先等在那里的周佛海汇合，再飞往河内，去投降日本侵略者，充当可耻的汉奸的。
早在抗战开始的时候，汪精卫就散布亡国论调，为其降日###作舆论准备。1937年7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大弹民族失败的低调，说什么“我们是弱国，抵抗就是牺牲，牺牲的程度，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8月4日，汪精卫又发表题为《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讲话，反对抗战，鼓吹对日求和，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我们不掩饰，我们不推诿，我们不作高调，以引起无谓的冲动。”汪精卫还竭力宣扬“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并以他为中心，聚集起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一帮人，由于他们鼓吹民族失败主义和亡国论，人称“低调俱乐部”。
1937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大唱日、满、华携手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滥调，引人注目地改变了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说什么“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们并不予以拒绝”。
对近卫声明，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党纪念周###上发表演说，表明了坚持抗战的决心。而汪精卫则认为时机来到，便加紧同日本联系，还指使高宗武、梅思平同日本帝国主义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进行密谈，并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等协定，同时还拟定了汪精卫潜逃投降的行动步骤。汪精卫此时出逃正是按计划行动的第一步。
汪精卫等人到机场后，因飞机要加油，迟迟不能起飞，他们只能在机场等候。汪精卫心急如焚，当机场官员请他到高级候机室休息时，他谢绝了。他表面上装出十分镇静的样子，慢悠悠地在寒风刺骨的机场停机坪散步。
好容易熬到飞机起飞，恰逢空军司令员周至柔也搭乘这班飞机，为了在汪精卫副总裁面前炫耀一下他的飞机技术，周至柔走进操纵室亲自去驾驶飞机，这一下不打紧，却使汪精卫惊魂不安。他知道周至柔是蒋介石的心腹大将，心中猜疑，是不是蒋介石已知道他的行踪，派周至柔前来监视，故意让他上了飞机后，再驾驶飞机回重庆，想到这里，汪精卫不禁面如死灰，全身冷汗直冒，一副束手待毙的狼狈相。实际上，周至柔根本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情况，也没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更没注意到汪精卫一伙的神色，纯粹是为了讨好汪精卫。等他过足了驾驶瘾，
从驾驶室走出来，回到自己座位上时，汪精卫一伙才感到虚惊一场。
当天下午，飞机徐徐降落在昆明机场，汪精卫往下一看，又是吓了一跳，机场上排列着黑压压的欢迎人群，以云南省主席龙云为首的各厅、署、局长们一大堆都在下面等候。龙云此举，无非是想讨汪精卫欢喜，但汪精卫做贼心虚，生怕人多耳目多，张扬出去，使阴谋过早败露，于是佯称“因飞机颠簸太甚，脉搏有间歇”，身体不适，不能见客。下飞机后，一头钻进小车，抛下大批欢迎的人士，急急驶往龙云为他安排的高级别墅。
溜出了重庆，汪精卫心中舒了一口气，但他知道昆明决非久留之地，蒋介石的特务在这里势力很大，万一被他们盯住，那就不容易出去了。于是，汪精卫便向龙云摊牌，他以政治无赖的口吻说：“我现在把全盘经过透底告诉了你，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报通知重庆，并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一大功。不然，你就马上送我到河内。”龙云由于多年来与蒋介石有矛盾，他不想去立这个功，于是满口答应，将汪精卫送出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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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奸汪精卫（2）
12月19日，汪精卫一伙乘坐龙云为他们包租的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仓皇逃
往河内。
汪精卫一伙逃到河内后，住在市内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朱培德公馆。这是一栋三层楼的小洋房，四周是小花园，此时虽是隆冬季节，但这座南方城市却仍然云淡风轻，阳光明媚，梧桐掩映，景色如春。在汪精卫所住的地方，日本人为他们设立了特别警戒，汪精卫总算从紧张中解脱出来。他望着窗外精致的小花园，不禁长长嘘了一口气。
汪精卫刚到河内，日本首相近卫就迫不及待地于12月22日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承认伪满洲国、###防共、经济提携三条对华原则。汪精卫立即予以响应，并于29日，在香港《华南日报》上公开发表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臭名昭著的“艳电”，这是汪精卫集团公开卖国、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宣言，从此，汪精卫终于堕落成一个汉奸卖国贼，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汪精卫叛国后，蒋介石曾命戴笠派人到河内刺杀汪精卫，结果未能成功，汪的死党曾仲鸣当了替死鬼。汪精卫虽然侥幸不死，却受了很大惊吓，感到危机四伏，
随时都有丢命的危险，因此惶惶不可终日。
1939年4月25日，汪精卫受日本侵略者之命，离开河内到上海去组织傀儡政府。当汪精卫乘坐的日本轮船“北光丸”行进在茫茫大海上时，这个大汉奸的心情十分不好。他知道自己已经彻底卖身给日本帝国主义了，但却不知此去上海，日本人能否重用他，瞻望前途，颇感渺茫。想当初，青年汪精卫去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时，曾“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是何等的激昂，何等的豪壮，可如今去当汉奸，又是何等的寂寞，何等的凄凉。面对风声、涛声交相鸣奏的大海，他感慨系之，不禁铺纸挥笔，写了一首诗：
卧听钟声报夜深，
海天残梦渺难寻。
柁楼欹仄风仍恶，
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
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
检点平生未尽心。
汪精卫的这首诗，半是怀旧的回音，半是穷途的哀鸣，半是汉奸的辩解，半是叛徒的自白。华丽的辞句下，全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谬论，把一个做了汉奸而又没坐稳的卖国贼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汪精卫颠颠簸簸，从河内到达上海后，便与北方的王克敏、梁鸿志等汉奸紧密磋商，作筹组伪中央政府的准备。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同周佛海等人乘机飞往日本，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在取得日本的支持后回国，加紧了组建伪中央政府的步伐。
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伪中央党部，以汪精卫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宣布以“和平###建国”为投敌卖国的纲领。伪中央的成立，为汪精卫上台作伪国民政府主席制造了所谓“党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