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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福泽谕吉：日本关键时刻的“精神伟哥” /240
九、大久保利通：日本式维新/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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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权历史的脉络（1）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黑格尔说：“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的民族。”由于中国对海权历来持一种和平的态度，使海权处于自发状态，所以一个国家的悲剧也就如影随形。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交锋历史，其实就是海权交锋的历史。这种交锋的背后是理论、体制、技术、军事、经济、文化的交锋。作为近代中日博弈一个标志性的拐点，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两国国运的方向——历史开始向中国展开图穷匕现的残酷一面。
甲午战争之中和之后的日本更多地是一个打劫者，标志着日本在代表全球政治纪元到来的西方秩序将古老而僵化的东亚秩序击碎之后，又踏上一脚。这一脚，踩得中国五内俱焚。
很多年前，西方史学家就把人类文明划分成海洋文化与陆地文化，并认为海洋文化终究要压倒陆地文化。
中国是一个陆地与海洋大国。在世界处于陆地文明的年代，中国的陆权实力是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国当时也是世界财富中心，世界各国莫不敬仰。
在陆权时代，中国的航海技术一直是领先的，1405年郑和首次下西洋时，中国海军的战力无人能敌，中国的商船通达四海。在永乐年间，明朝海军总共有3800艘舰船，其中1350艘巡逻舰和1350艘战斗舰，400艘大型舰只部署在南京附近，另外有远洋舰船250艘，最大的郑和宝船总长125米，吃水8米，船宽48米，张12帆，载重量1000吨。
中国对海外的影响力在这个时候达到巅峰，所有印度洋盆地与中国海的重要贸易港——从朝鲜和日本，贯穿马来群岛和印度，到东非海岸——至少在名义上都臣服于中国的权威之下，东亚国家几乎都承认天朝的宗主权。日本于1404年进入中国的册封体制。由于远洋外交，不以追求财富为目的，七次远洋耗费大量国库银两，缺乏经济支持；加上政治专制的自我伤残，朝廷的内斗，使得中国海权的辉煌在1433年戛然而止！世界海洋，尤其是印度洋，因此平静了66年。
如果中国人延续、发展郑和光荣的66年，中国海军将在印度洋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相遇……正是这66年世界蕴涵了时空转换，沧海桑田。
性喜冒险、扬帆远航的欧洲人发现，陆地是分散的，而海洋是一个整体，是连接世界的纽带。通过海洋可以经济地到达世界各地从事贸易，依靠海洋可以更方便地获取资源。欧洲的航海、造船技术以此为动力，突飞猛进，世界进入海权时代，经济全球化也从此展开。
从那以后，陆权国家屡屡败在海权国家手下。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更是突飞猛进。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战舰开始使用蒸汽机为动力，以铁甲和铸铁套筒炮为装备，海军技术发生革命。
世间一切事至此终于变成冰火两重天，环球不再同此冷暖。
但是历史不容假设。细细追溯，中国的海权历史自有其清晰的脉络。
两千多年前，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不是隐修士，他要浮过海去，并非要找一座蓬莱仙山，修身养性，他要到那里贯彻自己的主张（即道），他的海外世界是有人类社会的，自己脚下的一片土地，只不过是被海水隔开的若干片土地之一而已。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天下后，一个大举动就是派徐福率船队走向海洋。此举虽据说是为了寻找长生不死之药草，但也未尝没有发现新陆地的作用，就如后来哥伦布，本是去寻找黄金的，却发现了一个不为欧洲人所知的新大陆。
但是中国真正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始于唐代中期。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发生安史之乱，其后，自汉代开始兴盛了几百年的陆上丝绸之路大受滋扰，时或中断，这样一来中国与中亚、西亚的贸易只好转移到海上，兴起了海上丝绸之路。尽管民间已自发地走出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但王朝政策没有跟上，所以一直让海权处于自发的状态。
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盛大是在宋元时期。这个时期，北方战乱频仍，陆上丝绸之路几至不通。而可巧的是此一时期，阿拉伯半岛上正兴起一个大帝国，史称萨拉森帝国，中国古书上称之为“大食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大食国是个商人帝国。那些阿拉伯商人过去是走陆路来到中国的，北方的战争使他们折向东南方向，走出了一条海路，到达福建泉州（旧称刺桐）。当时的泉州已是一个现成的港口，从航线上看，以泉州作为始发港的国际航线就有六条主线：一是往占城（即今越南），二是往三佛齐、婆、渤泥（即今南亚一带），三是往波斯湾，四是往东非沿岸诸国，五是往菲律宾诸岛，六是往高丽、日本。通商国家与地区达90多个。
中国海权历史的脉络（2）
发达的航线促成了发达的造船业。宋元之时，泉州是世界最大的造船业基地之一，在这些航线上行驶着中国的“高樯大船”，也行使着外国的“岛夷蕃舶”，拥有如此发达的海上贸易，中国政府要控制海权简直易如反掌。但宋代是一个讲究典章礼仪的文明朝代，从没打算通过垄断这些航线发展强大的海军以侵略他国。宋以下的中华民族各朝各代，虽对内严，但对外一直实行宽赦政策，即使有霸权的机会与实力，也不去霸权。是文明？是坐失良机？这是中华民族的千年难题。
让民间自由地分享海权，政府仅从贸易中取得税收，中国历来所理解的海权，不过这么一点点。唐中叶以后，中国政府的通商政策越来越明确，即保护与鼓励。唐文宗时，政府对外国商人“任其往来通流，自为贸易，不得重加率税”；并诏令地方官对蕃客要当宾客对待，“常加存问”。由于中国儒学的宽容，对外国商人到中国后所持宗教信仰从不干涉，所以信###教的阿拉伯商人，以及后来的犹太商人，在中国各港口城市，甚至在北宋的京城开封，感到很自由，于是大量地定居下来，与当地人通婚，繁衍子孙。因为不干涉，他们几代人下来，反而自己忘掉了原来的信仰，甚至放弃相传数代的经商职业，也顺着科举取士的阶梯成了孔孟之徒。明代诸帝以苛酷著称，对外国商人却是宽赦的。明成祖永乐年间，已经实行海禁，但仍有喇泥国朝贡船只夹带胡椒，与民交易。市舶司请征其税，成祖的批复却是：“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大体。不听。”第二年，又有琉球国遣使贡物，回去的时候船上夹带瓷器，被查出来，法当逮问。奏折到了成祖那里，成祖批复：“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于远人当怀之，此不足罪。”这是相继两年发生的事，可以推想当时这样的事是很多的。
中国对海权历来持一种和平的态度。它使海权处于自发状态，自己仅从海上贸易的繁荣中取得税收而已，而这些税收又大部分转化为市舶管理的费用。元代对外国商人的通商政策是八个字：“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历来政府对海权的理解，没有一点霸权的味道。由于有这样的政策，所以中国做了1000年海上国际贸易的中心，居然没有因之与邻国发生战争。“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这其中渗透着中国人古典海权的智慧。遥想同时期的欧洲，商人们的“汉撒同盟”，居然要组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来保护之，两地文明程度真有云泥之别！
明朝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朱元璋下令严禁商民下海通蕃，此为海禁之始，已经和平崛起的中国海权，于此如遭严霜。后来的史实证明，海上民间贸易再也没有达到过宋元时期的高峰。
为什么明朝立国初年要实行海禁呢？这要从远因说到近因。
从远因上看，朱元璋是一个推崇汉宋儒学的粗人，他把重农思想发挥到极致，流风所及，明清两朝虽有盛大海外贸易的声势，却错过了重商主义的洗礼。儒学有先秦、汉宋的分野，先秦儒学是一些宏放的思想，孔子本人虽出身不高，“多能鄙事”，但他主张思想家的独立性，不必与工农生产相结合，所以他的学生要学习耕稼，他是不赞成的，他自己也不以别人嘲笑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然。在孔子看来，农业并没有高出于别的行业的神圣性，不过是百业之一而已。但到了汉代，要实现稳定，先须人民乐土，儒学中便有了“农为本商为末”的思想。由汉至宋的儒学，争端多多，但在这一点上是高度一致的。宋以后的理学家往往就是占有大片土地的地主，是以农为神圣的，而以商为奸鄙之事，以工为奇技淫巧。再看明初的形势，鞑虏虽已被驱逐，但人口消耗殆尽，百业凋零。要恢复，必须禁止人民自行流窜，让他们乐土。那时由于山西夹于太行、吕梁两山之间，战事不大，人口损耗较小，而中原等地十室九空，几无人烟，于是才有洪洞大槐树下大举迁民之策。而对沿海，朱元璋也实行了以土安民的政策，要边海住民依靠土地与近海过安宁的渔耕生活，不要去冒险做与蕃国的贸易。可以说，一个“安”字是明初政策的核心。朱元璋是历史上最尊孔的皇帝，但他不了解孔子，以为朱熹解说的那一套就是孔子的真精神，用在政策上，便把汉宋儒学的“收敛性”发展到极端地步。
中国海权历史的脉络（3）
可是在同期和稍后的欧洲却是另一种情况，欧洲流行的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把金银视为唯一的财富，聚敛唯恐不多。英国学者威廉·配第生活的年代相当于中国清朝初年，他总结此前200年流行的重商主义，在《政治算术》一书中在论及国家之富裕时写道：“不是一般财富的充裕，而是金、银和珠宝的富足。金、银、珠宝不易腐朽，也不像其他物品容易变质，它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财富。然而酒品、谷物、鸟肉、兽肉之类的东西尽管很多，它们却只是一时一地的财富。”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各国政府无不鼓励本国商人发展海外贸易，为本国赚回更多的金、银、珠宝。为此必然引起对海上霸权的争夺，以致海战不断。荷兰人开发了近代欧洲的航海业，曾有一时期垄断海上航线，其他国家不能染指。但西班牙人把它打垮了。可西班牙并未永久取得海上霸权，在1588年的加莱海战中，英国海军击垮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此，英国人攫走了海权，垄断了贸易。重商主义的极端化，导致了法国一些有识之士出来，如魁奈、杜尔阁等人，主张财富皆从土地上来，唯农业才创造价值。这就是“重农学派”。
欧洲经历了一番重商主义洗礼，中国则相反，自从先秦“农商并重”迄于汉代“重农抑商”，2000年就是一个“重农主义”大行其道，对内陆商人尚且百般鄙损，对海上贸易的重要性更未能做充分的估价。不仅明太祖朱元璋一人如此，明清两个朝代的执政者们都是这样的。
从近因看，忽必烈曾几次征日本，但海潮每次都帮了日本的忙，忽必烈的水军不能上岸，樯倾楫摧，人员葬身鱼腹，岛国日本只是虚惊一场。同期的中国却经历了空前的民族大战，人民涂炭，军队疲惫。日本原来“跑单帮”的海盗，此时已经形成几个庞大的组织，不断滋扰中国沿海各港口。明初，这种滋扰达于极甚。日本海盗船常结队而来，肆无忌惮。日本海盗个个赤身露体，仅穿犊鼻，把大刀舞得风车一般圆，不惜性命，登岸奔冲而来。沿海之住民，往往数十百中国人也不敢抵抗，望风而逃。日本海盗占领沿海州县，肆行掠夺，烧杀一通而去，亦是常事。州县长官也没有办法，只好携眷弃城而逃；中央政府也没有相应的军力保护商民。有鉴于此，朱元璋下令实行海禁，不许商民与蕃人来往，阻断日本人的来路。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厌恶，从那时就开始了，“倭寇”的称呼也普遍流行起来。明朝政府的对内严对外宽，对于边海的倭患，一直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收敛性措施，不肯秣马厉兵，压灭其气焰，以致在几百年后中日海权对决中，中国处于下风。
于此可见，明朝以后，中国的海权不是被什么别的国家强行剥夺的，而是和平地逐渐衰落的。而对中国海权形成核心性威胁的，则是东邻日本。日本人被荷兰人杀怕了，很早就警觉到海权的重要。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原来民间散兵游勇式的海盗组织成了政府效法的榜样。扩张海权成了日本政府与国民强烈的追求，并且付诸实施。日本的海权扩张主要在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