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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瀛瑞，山东进士，刑部候补主事，40岁。
孔昭乾，江苏进士，刑部候补主事，31岁。
陈唐，江苏进士，工部学习主事，31岁。
洪 勋，浙江进士，户部学习主事，32岁。
徐宗培，顺天监生，户部候补员外郎，32岁。
金 鹏，广西进士，户部学习主事，32岁。
如果对以上名单作一个分析的话，可以发现这批游历使的特点。首先，他们都是科举正途出身，其中进士9名，监生3名。而当时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外交官中正途出身者却不多。其次，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央六部衙门五六品中级官员，如郎中、员外郎（五品）和主事（六品）。其中有郎中1名，员外郎1名，主事10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又都是候补遇缺外放实职的候补郎中、候补员外郎、候补主事和学习主事。其中任职于户部4名，兵部3名，刑部3名，工部1名，礼部1名。第三，其籍贯以江浙籍居多。其分布省份为江苏5名，浙江2名，广西2名，江西1名，山东1名，顺天1名。江浙籍官员占比例大的原因与江浙文化较为发达思想较为开放有关。第四，这批游历使的年龄均为三四十岁，正是思想较敏锐、精力较充沛之时。其中31—38岁年龄组有9人，40—46岁年龄组有3人。可见1887年游历使选拔录取原则基本上是选择文化素养较高、有进取心又年富力强的中央机关中青年官员。
1887年7月24日（光绪十三年六月初四），光绪皇帝钦定派遣12名游历使分赴欧亚和南北美洲各国考察。12人共分5组派出，其中傅云龙、顾厚两人派往日本、美国、加拿大、秘鲁、古巴、巴西6国游历。刘启彤、李瀛瑞、孔昭乾、陈唐4人派往英国、法国及英法所属殖民地印度等国游历。李秉瑞、程绍祖2人前往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丹麦等国游历。缪孙、金鹏2人前往俄国游历。洪勋、徐宗培2人派往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瑞典、挪威等国游历。以上已经指明游历任务国的已有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的21个国家。而实际上他们游历的国家以及途中顺道考察的国家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
比如傅云龙、顾厚一组。他们从上海出发乘船先到日本，在日本游历考察6个多月后，再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西海岸旧金山。然后坐美国南太平洋铁道公司的火车横穿美国到首都华盛顿。以后又从美国东北部乘火车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和首都渥太华游历。然后再回到美国游历，并从南部佛罗里达州乘船赴古巴。在古巴游历后，又乘船经加勒比海的海地、多米尼加和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巴拿马、厄瓜多尔到秘鲁首都利马。在秘鲁游历后，绕道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到达巴西。在巴西游历后，经西印度群岛又回到美国。在美国作第三度考察，又从东部乘火车横贯美国到西部旧金山。然后搭轮船再次横渡太平洋到日本。在日本又作5个月考察后才坐船回到上海。这次游历自1887年9月2日从北京启程，至1889年11月20日回到北京销差，总共26个月，770天。总行程120844华里，其中海路81549里，陆路38264里。重点游历6国，顺途考察5国，往返共经11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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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的视野（3）
游历使节们在国外进行了不少外交活动，会见各国总统、国王及部长等官员，虽然大多属于礼节性拜访，但毕竟加强了中外联系和友谊。如傅云龙在游历期间曾会见了美国总统、加拿大总督、秘鲁总统、智利总统、巴西国王等各国元首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政府首脑。美国总统称傅来自“文物大国”，并询问其“来程去路”，还说“你官兵部，可惜敝国兵无奇制堪供游目”。洪勋在意大利参加宫廷舞会并见到意大利国王，国王说：“与先生相见，孤之幸也。愿永敦相好，商务繁兴，国之福也。”
当然，游历使节们在海外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在各国游历考察调查研究并撰写调查考察报告。他们访问各国政府机关、议会团体，参观各类工矿企业、各级学校，考察港口、铁路、邮政，调查兵营、炮台、监狱，游览各地博物馆、动植物园、教堂寺庙等等。游历使们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一批有分量的游历考察报告。
当时的驻日公使黎庶昌赞扬傅云龙：“夫游历，官事也，懋元不肯视为官事，直以千秋著书为业，寓乎其间。”
游历使们亲历亲闻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工业文明，对其立宪政体和议会政治等，都作了不少介绍和评论。洪勋在《游历闻见总略》里曾概括介绍欧洲国家的三种政体，“曰君主，曰民主，曰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并解释道：“君主者，君有权，位传子，事无巨细君得而主之。”“民主者，位传贤，由国人公举于议院。”“而君民共主者政事由上下议院政府拟定，国君画诺如守府焉。”刘启彤则在《英政略》和《法政略》中进一步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法国的民主共和制作具体的介绍分析。傅云龙在《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中则论述美国是“民主之国，与君主之国之制异，厥制以公议为法，以齐民为政，以上下无隔阂为权利”。并指出其政治体制是三权分立，“一曰立法之权，国会是也；一曰行法之权（即行政权），伯理玺天德（即总统）是也；一曰定法之权亦曰执法（即司法权），律政官（即法官）是也。”
游历使们对日本和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制度、经济管理、工矿企业、铁路航运、财政贸易、海陆军制、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考察和介绍。比如顾厚的《日本新政考》着重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制度和改革措施，下分洋务、财用、陆军、海军、考工、治法等部分。这些调查考察报告对中国的改革和近代化建设都很有参考借鉴价值。
游历使回国后，各有调查考察报告与“记及翻译编选之册”上交，总理衙门大臣审阅后，于1890年7月26日向皇帝上奏拟请对游历使分别给奖，其中特别表扬“傅云龙所著游历日本等国图经86卷，纂述较多，徵引尚博，实属留心……辑，坚忍耐劳。缪孙、刘启彤亦能探访精详，有裨时务。”一些大臣与士大夫们也对傅云龙等的著述加以赞赏。如翁同在日记中记载傅云龙“从日本游历归，所著书甚多”，又称赞“此人笔下极好”。
３。 一次华丽的走秀
到今天依旧可以理直气壮地说：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之举，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打破了历史记录。首先，中国政府破天荒第一次为中央各部保举的出国官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选拔考试。其次，清政府第一次同时派遣12位官员分别前往亚洲、欧洲、南北美洲的二十多个国家进行为期两年的游历考察。其路程之远及所到国家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第三，这次游历考察所取得的外国调查研究成果也是空前的。游历使们共撰写了几十种对外国调查研究的著作、考察报告及海外游记、日记和诗集。其中仅傅龙云一人就撰写了游历日本、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等6国的调查报告（《游历图经》）、游记（《游历图经余记》）和记游诗共110卷之多。因此，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可以称得上是19世纪80年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
但是由于动机和目标立意不高，清政府对1887年派遣游历使的举动最后成了一次华丽的走秀——仅以考察外情为主，缺乏借他山之石推动中国改革与近代化的明确意图，也没有以此培养锻炼外交人才的长远目标。因此，此举对中国政治外交的影响不大，游历使回国后也很少被重用从事外交工作，发挥作用。著述最多的傅云龙和刘启彤也不过加赏二品衔以道员分派北洋，后来被李鸿章任命为北洋机器局会办和海防支应局会办。而其他人大多只是赏加四品衔，遇缺先补为知府、同知等职。以致1887年游历使节们的这次走向世界的事迹及其调查研究的成果竟然在近代史上默默无闻鲜为人知。
一个王朝的视野（4）
４。 日本人学到了什么
与此相类似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不久，1871年就派遣以政府首脑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使节团赴欧美游历考察，成员几乎囊括明治政府各部要员，倾巢出动。其目标明确，就是要“求知识于世界”，全方位地学习借鉴欧美各国的政治、法律、外交、教育等各种制度并拟订详细考察大纲，明确分工。日本政府和社会对此行极为重视和支持。例如，太政大臣在给使团送行时甚至说：“内治外交、前途大业成败与否，在此一举。”岩仓使节团的海外游历取得巨大成效，推动了明治维新各项改革，可以说对日本确立近代化道路和方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当时的制度及其背后的文化观念造成了人才的浪费，致使中国这样一场有声有色的革新活动在各种因素的缠绕中销声匿迹了。几年后，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海外游历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又过了几年，20世纪初清末“新政”时期，才迎来了海外游历的高潮。从1867年斌椿使团至1902年中国逐渐出现官员出洋游历的高潮，整整经过了35年的时间；游历高潮的到来距鸦片战争结束、中国长期封闭的大门被打开，则已经过去了60多年。而60多年艰辛、坎坷的旅途让中日两国的国力成了冰火两重天。
清政府1887年海外游历使与日本岩仓使节团考察之比较
时 间：清政府所派游历使于1887年出发，游历两年；明治政府派出的岩仓
使节团于1871年出发，1873年回国。
人 员：清政府此次派出傅云龙等12人；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 首，包括当时各部要员的庞大使节团。
考察国家：清政府的游历使出游亚洲、欧洲和南北美洲20多个国家；日本岩仓 使节团考察了美、英、法等十余国。
考察目的：清政府立意不高，目标不明确，仅要求游历使着眼于调查考察外国 地形要隘、军事设施、制造厂局等，“详细记载，以备查考”；明治
政府目的明确，就是要“求知识于世界”，全方位地学习借鉴欧美各
国的政治、法律、外交、教育等各种制度并拟订详细考察大纲。
影 响：清政府此次游历没有发挥到应有的作用；岩仓使节团取得巨大成效，
推动明治维新各项改革，对日本确立近代化道路和方向起到了决定 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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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世界观（1）
视野的背后拖着世界观的影子。它们如影随形，不分彼此。
十五六世纪，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进程，西欧开始了大规模的航海探险和殖民扩张，它彻底打破了古代农业社会人类文明区域分割、孤立发展的状态，使世界各区域文明间的交往联系成为可能，揭开了东西方文明冲突融合的序幕。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中日两国要想避免民族危亡的厄运，必须迅速摒弃闭关锁国政策，学习西方，采用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近代化。而欲实现上述目标，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先决条件是：抛弃农业时代传统的世界观，树立全新的近代世界观，认识世界，走向世界。
在16世纪西人东来之前，中日两国的世界观都非常狭隘，中国人的地理观念基本上是“天圆地方”，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先民们便认为世界大地是方盘形的，自己居住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因为有中心，就会有四缘，是方形的，即所谓“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子”。“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以此种地理观念为基础，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皆以为中国位于地球中央，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极其狭隘，对中国以外的地区多依稀恍惚，不甚明确，往往以海洋表示。这种狭隘的“自我中心”的地理世界观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对外认识的视野。而日本则因远离东西大陆，偏居一隅，大海的阻隔和航海技术的低下，使其视野更加狭隘。1565年，登上日本列岛传教的耶稣会士路易斯·弗罗伊斯曾惊讶地发现，“由于日本人古来很少与外国交通，根据其地理学和数学将世界分成三部分，即日本、###以及印度。”信奉“三国世界观”，对于此外的世界则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之中。
16世纪中叶，随着耶稣会士和贸易商人的东来，近代世界观念开始输入中日两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