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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在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制度优势是日本击败中国的重要保证。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甲辰科，绵延1300年的科举制成了中国沉重的制度尾巴，尾大不掉，最终被日本人轻易地踩在脚下，无从挣扎。尽管在一次次自省中，清政府也加紧动作，试图“壮士断臂”，但历史的车轮说翻就翻——坑早就埋好了……
近代日本国民的文化性格（1）
美国学者鲁恩·本尼迪克特夫人在《菊花与刀》一书中写道：“大和民族是世界上很奇异和独特的民族，他们既是顺和温良、彬彬有礼的，又是崇尚武力、坚忍不拔和具有爆发力的民族；他们一手捧着柔美秀丽的菊花，一手提着锋利的刀剑，总是神情紧张地耸立在地球之颠。”
日本是一个民族构成比较单一的国家。全国人口大约亿，居世界第七位，除了约2万阿伊努族人外，其余99％以上都是大和民族。如此单一的民族构成，确实是非常罕见。民族构成的单一性，在客观上加强了日本文化的同质性和作为一个单一大家庭的日本集体主义意识。
日本不仅没有天然资源的恩赐，而且没有灿烂的文化根底。但是，近代日本人依靠其强悍的民族意识，在自卑与自大的情愫中徘徊、挣扎，奋力前行。
狭小的国土、匮乏的资源、频繁的灾害铸就了日本人对民族、国家的使命感。
每一个日本人从小就牢牢树立了民族、国家的观念。在日本人看来自己似乎不是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是作为日本人、作为大和民族的一分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留学美国密执安大学的一位日本青年，仅仅因为没有获得优胜奖，就遥对富士山，纵身于太平洋的波涛汹涌之中。日本人的这种民族情绪，同时也孕育了日本人的向外意识和掠夺性，以走出本土、扩张掠夺别国领土以弥补本国领土的狭小和资源的不足。
１。 等级与服从
在日本人心里，人从来是不平等的。日本人在每一次寒暄、每一次相互接触中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社会地位的性质和程度。任何两个陌生人碰面，首先要迅速确定彼此间相对的地位高下，用日语来说，就是“目上”还是“目下”（即应往上看还是往下看），然后决定用什么方式说话。每当一个日本人向另一个日本人讲“吃”或“坐”时，都必须按对方与自己亲疏程度、地位尊卑使用不同的词汇。“你”这个词就有几个不同的说法，在不同的场合必须用不同的“你”；动词也有不同的词根。概而言之，日本语像许多其他太平洋上的语言一样有“敬语”和“谦语”，这是每一个学习日本语的人必须掌握的语言艺术──因为这种语言的艺术在无形中强化着日本人对等级观念的认同感。
除了语言之外，日本人还通过肢体动作表达对彼此地位高下的认同──所有这些动作都有详细的规矩和惯例。例如，地位较低者面对地位较高者时，除了必须使用“敬语”之外，还必须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不仅要懂得向谁鞠躬，而且必须懂得鞠躬的程度。鞠躬的方式很多，从跪在地上、双手伏地、额触手背的最高跪拜礼，直到简单地动动肩、点点头。对某一个人来讲是十分适度的鞠躬，在另一位和鞠躬者的关系稍有不同的主人身上，就会被认为是一种无礼。
每一个日本人都必须学习在哪种场合该行哪种礼，而且从孩提时期起就得在家里学习礼仪并细致地观察礼仪。母亲背着婴儿时就应当用手按下婴儿的头、教婴儿懂礼节；幼儿摇摇晃晃会走时，要学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尊敬父兄；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女孩子则不论年龄大小都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并不是徒具形式，它意味着“鞠躬的人承认对方有权干预己方的事务、受礼的一方也承认要承担与其地位相应的某种责任”。
在上千年的历史中，日本人一直生活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无论是在家庭生活中还是在社会交往中，每个人都必须依照年龄、辈分、性别、阶层决定着自己适当的行为。一旦有人逾越被划分得十分周详的等级体系，无论是上层贵族还是下层平民，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只有“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地生活在等级关系中，日本人才会由衷地感到安全和踏实。
在由日本人组成的所有组织中都极其讲究秩序，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被简单地还原成“上级”与“下级”这种单一的军阶式的关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下级对上级只有义务。日本人从小便懂得：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皆由上级决定，必须小心谨慎地按上级的旨意行事，必须始终权衡自己的行为是否在纪律的允许之内。
近代日本国民的文化性格（2）
无论日本如何坚持不懈地从外部输入文化，其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始终未曾被动摇过。尽管日本近百年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染，但是其本质依然是一个等级社会。尊卑贵贱的社会等级世界观是日本文明的支柱，并被赋予了“神性”，否定这套等级观念意味着对日本文明本身的否定。因此日本人从来没有设想过放弃等级体系的价值观，他们习惯了按照“尊卑、贵贱、上下、长幼”这样的“天道”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组成日本社会。“以天皇为中心的等级式道义社会，以层层的恩义为砖石，维持其稳定与和谐。每个日本人都不再是单独的个人，他是这个恩义大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他本身和邻近的人也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恩义宇宙。每个人都要明白自己在这个宇宙中的位置，他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其身份地位，不能越界。”
２。 同质化与集体无意识
日本人十分强调个人与集团的“一体化”，即在一个封闭的范围内，通过鼓励成员的全身心投入营造出一种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归属感，从而强化集团的作用。这是日本被贴上诸如“集团动物”、“团队精神”、“不事二主”、“从一而终”标签的根本原因。正是日本人的这种集团主义和服从意识使日本社会高度同质化，并由此派生出日本社会的独特性。
在中国社会中，血缘的凝聚力是构成社会组织结构的核心。而在日本，地缘的凝聚力则在构建社会组织机构中居于主导。由于近代之前的日本社会缺失姓氏制度，使其难以建立起依托姓氏的宗族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对地方权力长官的效忠。这种制度在现代日本社会则演化成为对利益集团的效忠，这是日本集团主义的历史渊源。集团主义长期以来被公认为日本社会最为明显的文化特征。它指的是一个集团的全体成员在感情上相互依赖，在行动上休戚与共的社会价值和行为模式。集团主义的价值观强调：当个人在处理与集体（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个人应当多以集团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避免因为个人的喜好而伤害到整体的利益，要做到相互协调、灭私奉公。因此，在这样一种“集团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观引导下，个人与集体之间虽然也强调“以和为贵”，但是如果个人的言行与集体定下的规范不符，就可能成为被人指责和孤立的对象。任何与“违规者”相关的亲朋好友，乃至于其所属的集团，也将会因此而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
正是这样一种社会价值观的长期作用培养了日本人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人们时时意识到自己属于集团的一员、个人应该属于集团、集团成员由一种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以集团为本位的日本社会从根本上否定了具有独立人格之个体的存在。日本人有着怕被排除在集团之外的“先天”忧虑，因此并不过分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尽可能地和周围的人步调一致，即使有意见分歧也愿意圆满解决。作为“集团本位”之社会心理的无意识表现，日本人在被征求意见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反问：“大家是怎么说的？”日本人不愿意固执己见、突出自己，更喜欢赞同大家的意见从而达到统一的目的。正是由于这种思想，日本人十分注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被人瞧不起、或遭到拒绝，特别是在大庭广众面前时，会感到一种耻辱。
思维方式决定着行为方式。日本人“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日本人与中国人最大的不同莫过于喜欢合群和重视集团的共同行动。一千多年以来，日本社会一直以集团为中心，因此形成了许多不用言传、只用某一动作即能互相理解的表达方法，某些想法甚至需要在不言自明的沉默中传递。只有能够做到相互间心领神会的才是自己人，反之视为外人，并以“客”待之。一个形象的说法是：日本人就像池子中的一群小鱼，秩序井然地朝着一个方向游动；如果有一块石子投入水中，搅乱了这个队列，它们就会转变方向，朝着相反的方向游去；无论怎样变化，它们始终保持队列整齐、成群游动。
分析日本国民性形成原因的一个合适方法是从考察日本的家族制度入手。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作为日本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在培养国民的国家观念、形成民族团结方面产生过巨大的威力。在日本传统家族制度建立之后，几乎难以找出足以导致改朝换代的争斗，更少有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内部不同派别的殊死拼杀。因此，尽管日本是个“开化”甚迟的国家，但是较强的民族凝聚力使日本人减少了“内耗”、得以实现社会经济相对稳定的发展，从而做到“后来居上”。而一旦国家与民族受到外来威胁（如元朝曾对日本用兵、幕末西方殖民者以武力叩关）或需要一致对外（近代以来发动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时，全体国民就表现出高度的团结与统一，自觉作出献身式的奉献。
近代日本国民的文化性格（3）
集团主义发展的最终归宿是所谓“忠君爱国”，就是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引导下，抑制和放弃自我、无条件地服从天皇和国家。在近代日本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中，集团主义的变种──剥夺自我、抹杀人性的军国主义被作为军人思想教化的工具，造就了无数愚昧、狂热的军人。在狂热代替了理性的时代，许多人抱着“作为皇国民应生死一贯扶翼无穷之皇运”、“七生报国、一死心坚”的信念，喊着“天皇陛下万岁”的口号而丧命战场。
回顾日本的近现代史，集团主义的价值观在日本处于危难之际的确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明治日本能够在短短30年间跻身成为世界列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一价值已经融入到日本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日本社会每一成员的内在行为规范。
３。 神国与神之子
神道教是日本固有的宗教，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神道教的教义认为：日本的国土、日本的民族、日本人都是天照大神创造的，天皇被视为不可侵犯的神，皇室成员被称为“云上人”，只有这个家族的人才能继承皇位。日本从来没有接受过“世俗化皇帝”的观念，因此，在中国经常发生的改朝换代在日本却一次也没发生过。
神道教宣称，日本为神造之国，即为“神国”，其他国家则是神创造日本时溅出的泡沫凝聚而成。这种“神国”观念使日本人产生一种荒诞的“集体意识”：认为他们自己在世界上有着绝对优越地位，他们负有统治世界的神圣使命。正是日本人作为“神的子民”的优越感和岛国国民所特有的封闭性，使他们产生了排斥他者的“集体意识”。在这种“集体意识”支配下，日本人会对陌生人做一些他们彼此之间从来不做的事，他们会在外国干一些在日本国内从来不干的事情。
从明治时期起，日本政府进一步将神道教提升为国家宗教，以崇拜天皇为中心、以“尽忠报国”为主要教义。
４。 “八肱一宇”
19世纪中叶形成的日本中心主义继承了“皇道史观”思想，进而提出“八肱一宇”观点：世界是由八条大绳子紧密连在一起的，最终归结到一个中心点，这就是日本；“世界正等待着伟大的天皇之军来抚育、教化和征服万国，地球将被日本统一”。用这种架构所延伸出的天下观，便是以天皇为轴心所进行的“八肱一宇”规划过程：越早归服于日本的，权力越大；权力也与文明形成正比，属于轴心的日本，文化程度最高。这里我们可以嗅出一个相似的元素：中华文化的“华夷秩序”观。
这种“八肱一宇”的天下观是日本人根深蒂固的等级制观念的逻辑延伸。在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