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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孩子已经学会了电报技术，而眼下中国政府还不准许在天朝圣国的土地上建设哪怕是一英里的电线。他们已经学会了铁路建设知识，而大清国刚刚拆除了国内唯一一条铁路线。他们深知公民的自由意味着什么，而他们要把这些危险的学问念头带回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政府那里。这个政权如此的复杂神秘，以至于它大多数高贵的臣民根本不知道这个政权的准确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中国不可能只从我们这里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资源模式而不引进那些带有病毒性质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则，它将什么也得不到。
幼童分批撤离美国。第一批幼童离开哈特福德时，在火车站，他们再次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这个城市的人们已经对这批孩子非常熟悉了。学生们身穿西式服装，像大街上每天穿着考究的绅士们一样。长长的黑发编成一条长长的辫子垂在身后，底端细心地卷起放在了衣服旁边的口袋里。不少人戴着眼镜，悠闲雅致的神情就像当地的新英格兰人。许多他们居住的美国家庭的成员都来火车站送别，大家都希望这次召回只是短暂的。
最后一批孩子于9月26日离开哈特福德，又一次有大批的人前来送行。所有孩子的外套纽扣眼里，都挂着一条告别的黑白丝线。
“留美幼童”被召回时，有两人抗旨不遵。其中之一是谭耀勋。他秘密逃跑后，“留美幼童”同学们集体凑钱帮助他。1883年，谭耀勋完成了他在耶鲁大学的学业，获得了在纽约中国总领馆的一个职位。但就在这年秋天，他却因肺病客死他乡。他死后，葬在曾生活过的美国家庭的墓地里，至今墓碑仍在。
另一人，就是被后代称为逆子的容揆。
留美幼童被召回后，几乎参与了从清末到民国初年的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但首先，他们大多参与了清末对抗列强侵华的海上战争。
1881年，中国海军的基础建设已大规模展开。被清廷召回的94名幼童中，有41人被分配到包括北洋水师、广东水师、福建船政、江南制造局、大沽鱼雷局在内的海军系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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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3）
1884年中法海战中，就有6名留美幼童参加，4名牺牲，其中3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至今，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档案中，还留有他们阵亡的记录。
10年后，一些幼童已成长为中国最早的新式海军军官。他们和清末派往欧洲学习海军的留学生一起，组成了清末海军的领导系统。可以查实的资料证明，至少有7名留美幼童作为舰长、大副或参谋，参与了19世纪末最激烈的海上战争——甲午海战，他们是：“济远”号帮带大副沈寿昌，“致远”号帮带大副陈金揆，“广甲”号舰长吴敬荣，“广甲”号帮带大副宋文岁羽，“广丙”号帮带大副黄祖莲，“定远”舰参谋吴应科，“定远”舰鱼雷大副徐振鹏，“镇远”舰枪炮大副曹嘉祥……其中3人阵亡。
李鸿章等人数十年的心血被毁于一旦。甲午战争中，海军中的留学生们或死或伤，或是被日军俘虏，或是被朝廷革职。“留美幼童”原本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中国自强培养的，可是一些“留美幼童”却成为自强运动末日的目击者。
1895年1月31日，第四批幼童梁诚，作为清廷全权议和大臣的随员，随代表团到达日本广岛。30岁的梁诚已经是一名职业外交官，当年被“召回”后，他曾是“电报生”，后来考上总理衙门的章京（秘书）。1886年到1889年，梁诚随公使张荫桓在中国驻美国使馆工作。20世纪初，他成为中国驻美公使。
在梁诚的外交生涯中，1895年赴日和谈是最屈辱的经历。他们到达日本的那天，威海刚刚陷落，北洋海军的指挥中心刘公岛尚未被攻克。为了推迟议和，在战场上获取更大的利益，日方蓄意挑剔和刁难中国议和使臣，指责中国与世界各国背道而驰，称中方的外交文书不合规格，议和大臣不具有缔约的全权。他们要逼出“名位极崇能肩重担”的最高代表李鸿章，到日本议和。
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到达日本马关。在李鸿章随员名单中，有一位“留美幼童”林联辉。林联辉是李鸿章的医官。他也是第四批幼童，曾和梁诚一同就读麻省安道渥的菲利普学校。
他是李鸿章身边的医生，比常人更能体察这位72岁的总督的身心创痛。战争无可挽回地失败，李鸿章知道失败的苦果只能是“割地求和”，但在中国人的道德观里，战败后的妥协仍是卖国，他绝不愿受万世唾骂。在光绪皇帝召见时，他有言在先：“割地之说，不敢承担”。又说：“割地是不行的，议不成我就回来。”直到光绪最终做出“割地”的决定，授予他“商让土地之权”，他才勉强接受使臣之命。
1895年3月24日下午，在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进行了3次唇焦舌噪的谈判后，李鸿章返回驻地，当他的座轿行至行馆附近时，一名日本年轻男子忽然从人群中闪出，在离轿不到两米的地方，举枪射击。子弹击碎了李鸿章眼镜的左镜片，击中左颧骨，深入到左眼下方。
林联辉疾步赶上来，只见李鸿章流血甚多，鲜血溅满袍服。他迅速为李鸿章止血裹伤，李鸿章稍稍苏醒，却晕眩难支。他喃喃地说：我还以为我必死无疑了……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刺杀李鸿章”事件。消息传出，世界各国纷纷指责，日本呈现狼狈紧张的气象。日本害怕列强干预，决定无条件停战，接着提出苛刻之极的和约草案。
病榻上的李鸿章致电朝廷，日本索取的赔款过巨，中国“万不能从”；日本要中国割让东北，中国“万不能让”。李鸿章说，如“和局必不能成，两国唯有苦战到底”！
4月17日，经清廷最后批准，中国和日本签订著名的《马关条约》。这个让中国蒙受奇耻大辱的条约共11款，包括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偿日本二亿两白银。
谈判桌的两边，聚集着中日两国一批欧美留学生。55岁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是幕府时代的留英学生，“明治维新”后，他曾参加岩仓具视代表团赴欧美考察，1882年再次赴欧洲考察宪政制度。52岁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曾赴欧洲考察。
李鸿章身边的3位“参事官”，伍廷芳毕业于英国林肯法律学院，曾是香港执业大律师，在轩尼诗任总督期间出任立法局议员。罗丰禄是当年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中成绩最优秀的，他以翻译的身份和海军学生一同赴英国，在伦敦琴士学院学习理科；马建忠是护送留欧海军学生的工作人员，到法国后，进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外交，获得博士学位，他精通多国文字，是《红楼梦》最早的西文翻译者，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马氏文通》出自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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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4）
李鸿章的身边，聚集了一批完全不亚于日本的西学人才。可是中国的西学人才，在19世纪末绝无可能涉足政治，绝无可能影响决策，绝无可能像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那样，去研究制度，设计制度，改革制度。而恰恰是那个难以改变的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在李鸿章最后的日子里，有一位“留美幼童”，作为幕僚，始终陪在他身边。他是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的学生、“定远”舰的作战参谋吴应科。吴应科在战争中表现英勇，被清廷授予“巴图鲁”（蒙语“英雄”）称号，但他愤于政治的腐败，将得到的勋章和军服上的军阶标志束成一包，扔进了大海。吴应科和他的留美同学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他们在苦难中成熟。他们目睹了洋务运动的落幕和李鸿章的离去。在停止呼吸之前，已被穿上殓衣、不能言语的李鸿章整整一天瞠视不瞑，临终的一刻，老泪流过面颊。
在这场与“文化报国”有关的角斗场上，李鸿章终于看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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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差距是什么（1）
１。 近代日本的教育改革
1871年，明治政府成立了作为全国教育最高行政机关的文部省，起用了大木桥（文部卿），江藤新平，加藤弘之等具有近代观念，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才俊。文部省成立伊始，便把制订全国统一的学制作为一项中心任务。1872年8月，《学制》等三份文件同时发布实施，标志着教育改革的正式开始。
在文件中，文部省批判了幕府的旧式封建主义教育，宣扬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观念，并提出了“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国民皆学”的教育政策。
学制参照法美两国教育体制，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区，每区设大学一所，每一个大学区分为32个中学区，每区设中学一所，每一个中学区分为210个小学区，每区设小学一所。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统一的学校体制。
1873年，跟随岩仓使团出访欧美列国的田中不二磨回到国内，担任了文部大辅（副部长），并出版了《事理功成》一书，对英美法的教育制度作出评估。1876年他再次赴美考察，回国后出版了歌颂美国自由主义教育体制的《美国教育法》。1879年3月，由其主持制定的《教育令》正式颁布，取代了《学制》。
《教育令》与《学制》相比，不同之处有：废除学区制，由町村设立小学，改变管理上过于集中的弊端，实行地方管理；凡有私立小学的地方，不再设立公立小学，减轻国家负担；财政上确有困难的地方，无力设立小学时，可采用教师巡回上课的方式；儿童在6至14岁的8年之内，人四年上学，每年上4个月即可；取消学区监督一职，设立公选学务监督委员会。
1880年2月，河野敏镰继任文部卿，在考察了全国教育之后，12月制定了《改正教育令》，其基本内容有：否定教育改革的“自由放任主义”，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学校的监督权利，强调国民义务教育，《改正教育令》将义务教育年限从16个月改为3年，不就学者必须由县长批准，课程改置，一律按时文部省颁布的大纲执行，将修身课列为首位，加强德育教育。以后，政府又陆续颁布了《小学校教则纲要》（1881年5月），《小学教员通知》（1881年6月），《幼学纲要》（1882年2月），进一步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
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出台，是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为了巩固明治维新的成果，树立天皇的绝对权威，日本抓紧进行君主立宪制的准备工作。1885年12月，首先将用内阁制代替了太政官制度，声望如日中天的伊藤博文出任首相，而森有礼则成为了了第一任文部大臣。伊藤与森有礼都认为，应当以德国为榜样，奉行国家主义。具体到教育领域，森有礼倡导“国体主义教育”。它包含三个要点：⑴为了国家富强而办教育；⑵为了维护国家政体而实施，“国民皆受军事训练”的教育；⑶在学制上，主张“以国家办学为主”；在学校行政上，要根据“国家经济理论”来办学。
在森有礼的主持下，文部省颁行了一系列的法令，通称《学校令》。其中有1886年的《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1889年的《实行教育令》。学校令把小学和中学分为两个阶段，小学分成寻常小学四年，高等小学四年，寻常小学作为国民教育，高等小学为中学输送人才。中学分为寻常中学5年，高等中学3年，前者为普通教育，由县府管辖，后者由文部省管辖，分科授业，为大学输送人才，实属大学预备学校，全国共设五校。师范学校也分寻常师范和高等师范，前者每府县设一校，招收高小毕业生，后者招收寻常师范毕业生，只在东京设一校。帝国大学分本科和大学院。学校令基本完成了教育改革的任务，为确立近代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
1889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近代天皇制国家。1890年10月30日，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可以说是二战以前，日本教育的指导大纲。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重心从轻工业转向了重化工业，天皇政府的权威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在国际上，日本也摆脱了被西方大国奴役的危险，跻身了世界强国的行列。
教育：差距是什么（2）
在小学教育方面，明治政府在1900和1907年先后颁布了《改正小学校令》和《再改正小学校令》，将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到6年，要求学龄儿童必须接受6年教育。在中学教育方面，政府在1899年颁布的《高等女学校令》和《实业教育令》，将中等教育结构调整为男子高等普通教育，�